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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恐怖襲擊嫌犯大多出身於富貴人家，接受過高等教育，過著優渥的生活。這與人們通常對恐怖襲擊者的想象大相徑庭，他們為什麼會成為恐怖分子？“報復”的邏輯又是什麼？

當地時間2019年4月22日，斯里蘭卡科倫坡，斯里蘭卡發生第九起爆炸，現場火光沖天。

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因外形酷似一滴淚珠，而被形象地稱為南亞次大陸滴入印度洋的“眼淚”。在4月21日之前，這更多隻是一個單純的形象比喻。但那一天之後，“眼淚”被賦予了本意——恐怖分子在首都科倫坡等多地製造的連環爆炸，導致253人死亡、超過500人受傷。以國際恐怖主義視角來看，這是自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以來，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恐怖襲擊。

那一天是西方的重要節日復活節，恐怖分子選擇襲擊豪華酒店和教堂這些所謂西方文明的象徵，針對西方的意圖非常明顯。而襲擊者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背景已被證實。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一個多月前，新西蘭發生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對清真寺的恐怖襲擊。

斯里蘭卡國防部長下屬的國務部長（相當於副防長）魯萬·維傑瓦德納曾表示，科倫坡恐怖襲擊是對3月15日新西蘭“清真寺屠殺”的報復。但兩者之間有無直接關聯，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證據。

不過，近年來以宗教、文明劃界的暴力乃至恐怖事件，卻越來越多地成為指向“文明衝突”的證據。從這個意義上說，斯里蘭卡與新西蘭的恐怖襲擊有無直接關聯，就沒那麼重要了。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尤其是對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衝突的論述，雖然廣受質疑但總能被人想起。這至少反映了人們對宗教、文明衝突的焦慮。焦慮的背後，隱現著恐懼與報復。這種趨勢在“恐懼的政治”（即把恐懼作為實現政治目的之手段）凸顯的今天，更令人憂慮。

遭遇爆炸襲擊的聖安東尼教堂

科倫坡悲劇

為什麼會發生恐怖襲擊？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劇，至少可以不至於如此慘烈。

多個渠道的消息已經證實，斯政府部門早在半個月前就獲知了恐怖襲擊的情報。但情報並沒有得到“正視”。4月9日、4月11日，斯情報部門曾兩次發出恐怖襲擊的警告，甚至包括可能的襲擊目標——天主教堂、旅遊景點和酒店，以及襲擊的實施者。但這些情報一直在政府內部“漫遊”，沒有轉化為政府的預防措施。關鍵的原因在於總統與總理之間的尷尬關係。2018年選舉以來，這兩人在政治上“形同水火”，導致國政運作齟齬不斷，事實上形成了“雙頭政治”。

總理維克勒馬辛哈說，他此前從未獲知恐怖襲擊的情報，從未受邀參加過總統西里塞納主持的國家安全會議，也接觸不到國家安全簡報。在恐怖襲擊發生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甚至拒絕參與維克勒馬辛哈召集的緊急會議。

4月23日，維克勒馬辛哈說，他與總統之間的分歧已經“徹底解決”，當務之急是抓捕在逃嫌犯。但悲劇已經發生，而且與“分歧”脫不了干係。對於斯里蘭卡來說，國家內戰是悲劇，政治內鬥也是。

在斯里蘭卡科倫坡，軍警聚集在發生爆炸的聖安東尼教堂外。

為什麼是斯里蘭卡？

政治內鬥導致的疏漏，充其量只是為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從人口結構上看，斯里蘭卡約2200萬人口中，信奉佛教的佔70.1%（主要是主體民族僧伽羅人），信奉印度教的佔12.6%，信奉伊斯蘭教的佔9.7%，信奉基督教的佔7.6%（人口約150萬）。

從宗教關係來看，斯里蘭卡歷史上佛教與伊斯蘭教之間有矛盾，但總體上處於溫和、可控的狀態。斯國內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則不僅沒有衝突的歷史，還因同時遭到所謂“佛教民族主義”的擠壓，而帶有某種“同病相憐”的色彩。

所以，在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出現伊斯蘭極端主義針對基督教的恐怖襲擊，不能不令外界感到意外。這就需要從外部尋找原因。斯里蘭卡政府認定，本土伊斯蘭極端組織“全國認主獨一大會”是襲擊的實施者，同時認為該組織得到了外部援助。根據斯官方的說法，NTJ是個並不起眼的極端組織，人數只有100多人，此前最具破壞性的行為，是在去年12月破壞了一座寺廟的佛像面部。

4月23日，“伊斯蘭國”發佈聲明和視頻證據，“認領”斯里蘭卡恐襲事件。鑑於此前有“冒領”恐怖襲擊的先例，“伊斯蘭國”是否就是幕後真兇，還有待更多證據披露。但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斯里蘭卡恐怖襲擊，與外部恐怖主義勢力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因為包括NTJ在內的本土伊斯蘭極端勢力，不可能具備實施如此大規模恐怖襲擊的能力。後續的證據很可能進一步證明，斯里蘭卡恐怖襲擊，屬於典型的境外輸入型。

斯里蘭卡軍警聯合行動部隊擊斃兩名恐怖分子

高學歷的恐怖分子

參與自殺性襲擊的嫌犯的身份都得到了確認，他們都是斯里蘭卡人（包括4名女性）。

環球網援引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斯里蘭卡國務部長維耶瓦德納恩提供了炸彈客的人物“側寫”：在9名自殺襲擊者中，大部分嫌犯其實出身於斯裡蘭卡的中、上階層家庭，接受過良好教育，且經濟條件優渥。其中，個別襲擊者還曾留學海外，並在學業中頗有建樹。

襲擊者中的一對兄弟，他們出身於首都科倫坡最富庶的穆斯林家族之一，他們的父親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是斯里蘭卡知名富商，其名下經營的伊沙納公司號稱是斯里蘭卡最大的香料出口企業，是該國響噹噹的“香料大王”。

易卜拉欣兄弟30歲出頭，居住在科倫坡的一個穆斯林社區。從表面上看，這個當地的富有之家並無不同，一幢白色的別墅，配一輛僱傭司機的寶馬。沒有人會猜到，看似平靜的背後竟隱藏著恐怖的秘密。

在兄弟二人當中，哥哥伊姆薩特繼承父親衣缽，是家族企業中的骨幹力量，算得上該國年輕有為的企業家。而與哥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弟弟伊爾哈姆性情冷漠孤僻，整日沉迷宗教事務。

據知情者反映，伊姆薩特近兩三年和弟弟走得很近，性情也開始變得“古怪”。比如，他會因為一些小事與人爭論，指責偏世俗化的穆斯林工人的著裝不夠“正規”等等。媒體懷疑，他被弟弟“洗腦”了。

遭爆炸襲擊的香格里拉酒店

自殺襲擊事件中的一位高學歷恐怖分子——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勒·穆罕默德也受到了媒體的重點關注。

據報道，阿卜杜勒曾在倫敦金士頓大學學習航空航天工程，之後又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獲得碩士學位，直到2013年才回到斯里蘭卡。

他原本的計劃是攻擊泰姬陵酒店，但當天炸彈出現了故障。他在一家小旅館修理炸彈時，意外引爆了它，炸死了自己和隔壁的一對男女。如果按原計劃進行，他會炸死更多的人。

那麼，這些衣食無憂的國家精英怎麼會變成恐怖分子？

一種解釋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恐怖主義不是財產犯罪，而更像是一種暴力形式的政治參與。而來自特權階級的受過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參與政治。

據美國《赫芬頓郵報》報道，孟加拉國的富家弟子將成為伊斯蘭激進分子當做新時尚。報道指出，在發展的經濟中，人們的社交和政治抱負不斷增長，但是社會本身卻缺失了能夠實現這些要求的機會，間接導致民眾選擇加入極端組織。尤其是那些受過教育和具有較高野心的年輕人，缺少發展前景，對現有社會體系和生活缺乏歸屬感，因而容易受到激進主義的誘惑。

另一種解釋是，在當今這個科技發達、全球互聯的時代，發動恐襲的門檻變高了。

與其他有組織犯罪不同，一些恐怖組織是“披著宗教的外衣”來宣揚極端主義。一旦涉及宗教，就不牽扯家庭狀況、經濟能力、教育背景等個人因素，可能背景越好，反而擁有更虔誠的信仰，也越能不暴露自己的行蹤，從而躲過安全部門的抓捕。

斯里蘭卡恐怖襲擊中受傷的孩子。

報復的邏輯

斯警方發言人古納塞克拉在4月26日表示，警方已經逮捕了約70名嫌犯，但依然還有嫌犯在逃，境外恐怖嫌犯可能在事發前逃離了斯里蘭卡。另據路透社4月26日報道，斯警方還在尋找可能與“伊斯蘭國”有關聯的140名斯里蘭卡人。

一場跨國情報合作正在展開，斯里蘭卡已經與包括美國、英國、印度等在內的多國進行合作，重點是調查這起恐怖襲擊的境外聯繫，尤其是“伊斯蘭國”在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毫無疑問，恐怖襲擊發生在斯里蘭卡，但恐怖威脅的陰影絕不會停留在這個印度洋島國。美國總統特朗普致電斯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承諾提供必要的幫助。國務卿蓬佩奧也做了類似的表態：“這也是美國的戰爭，伊斯蘭極端主義依然是一個威脅。”

不過，如果僅從國際反恐的角度來反思斯里蘭卡恐怖襲擊，難免會一葉障目。對於維傑瓦德納的“報復說”，新西蘭總理阿德恩4月24日在一份聲明中說，新西蘭還沒有看到任何情報可以作為這樣一種評估的依據。諸多反恐專家也認為，由於兩起恐怖襲擊間隔僅一個多月，

3月15日發生的新西蘭槍擊案造成50人遇難。

斯里蘭卡與新西蘭恐怖襲擊之間直接關聯的證據，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但它們在“發生邏輯”上的相似性，“證據”卻顯而易見。澳大利亞白人至上主義者布倫頓·塔蘭特稱，其想通過恐怖襲擊證明：遠離西方文明核心的地方也在遭遇穆斯林“入侵”，穆斯林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安全。而伊斯蘭極端分子選擇宗教多元且基督教屬於邊緣群體的斯里蘭卡作案，也能傳遞出“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安全”的信息。

“報復”的邏輯，在全球範圍內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關係緊張的背景下，看得會更清楚。皮尤研究中心去年6月發佈了一份關於宗教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統計了2007年至2016年間，出現針對特定宗教群體的騷擾和暴力事件的國家的數量。這10年內，排名前兩位的攻擊目標，一直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且都呈上升趨勢。出現對基督教攻擊的國家從107個增加到144個，出現對伊斯蘭教攻擊的國家從96個增加到142個。毫無疑問，這是宗教寬容度下降的明顯信號。

根據美國基督教組織“敞開之門”去年的報告，基督徒遭遇“嚴重迫害”的排名前10的國家中，有7個是穆斯林佔主體的國家。美國公共宗教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民調顯示，美國的基督教群體中，認為基督教受到歧視的比例是33%，認為伊斯蘭教受到歧視的是66%。但是，在宗教傾向更為保守的“白人福音派”中，這個比例逆轉為57%和44%。這還是近年來的一個新現象。

眾所周知，伊斯蘭極端主義一直在以製造恐怖血腥的方式，強化伊斯蘭教的受迫害形象。但不容忽視的是，基督教群體中的受害者情緒也在蔓延。而且，兩者都將目標指向對方。當兩個最大的“受害者”變成主要的“加害者”時，社會情緒、政治思潮上的寬容空間就會遭到擠壓。如果這種趨勢被某些政治人物利用，很可能會進一步坐實“報復的邏輯”，給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提供現實論據。

4月21日，在斯里蘭卡科倫坡，一名士兵在發生爆炸的聖安東尼教堂外警戒。

恐懼的政治

“我再次想起了世界範圍內受迫害的基督教徒，復活節遇難的人因為信仰而成為襲擊目標。”斯里蘭卡恐怖襲擊後，法國極右翼政治人物瑪麗娜·勒龐在推特中這樣寫道。她這話沒做任何“報復”的暗示，但不難讓人聯想到恐懼的政治化。包括勒龐所屬的法國國民陣線在內，幾乎所有的歐洲極右翼政黨都對穆斯林沒有好感，也很擅長利用民眾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懼。

把恐懼導入政治，已是西方政治的一個顯性特徵。在這一點上，最典型的莫過於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反恐問題專家丹尼爾·拜曼，在一篇關於恐怖主義與西方政治的文章中認為，在將恐懼政治化方面，沒人能比得上特朗普的言語和政策，他“頻繁地將尋求移民美國的穆斯林視為恐怖威脅，混淆難民與移民，將恐怖主義作為其排外政策的藉口”。某種程度上說，特朗普能夠入主白宮，與他深諳“恐懼的政治”不無關係。

很少有人會否認，在“恐嚇公眾”方面，特朗普在頻率和效果上都遠超小布什。英國學者弗蘭克·富里迪在2005年的《恐懼的政治》一書中寫道，“恐懼的政治”一詞包含著這樣的暗示，政治家正有意識地操縱民眾的焦慮感以實現其目標。他對“恐懼的政治”的論述，用在特朗普的競選和執政上，只會更顯貼切。

巴基斯坦民眾悼念斯里蘭卡爆炸遇難者。

富里迪在2005年關於“政治衰敗感”的論斷，在2014年有了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國政治衰敗論”的呼應。前英國工黨資深顧問菲利普·古德爾有句名言：“現代選民是不可靠、不確定和焦慮的，他們害怕事情變得更糟，勝於希望事情變得更好。”在他看來，這種憂慮未來的情緒，為採用“恐懼戰略”提供了可能。呼籲包容、激發希望的希拉里，敗給拉仇恨、煽動恐懼的特朗普，似乎印證了富里迪所說的“恐懼的政治”與“政治衰敗感”之間的相關性。

對包括斯里蘭卡、新西蘭恐怖襲擊在內的所有基於宗教因素的恐怖事件的反思，不能忽視上述“相關性”。換句話說，有必要正視近年來西方政治的變化與宗教衝突加劇之間的關係。政府的右翼民粹色彩越濃，政策上越不可能對穆斯林寬容。宗教寬容度的降低，則給降低對於敵意、仇恨乃至報復的容忍度創造了可能。這反過來又為“恐懼的政治”提供了土壤。糾結於因果毫無意義，阻斷惡性循環才是關鍵。

作者 | 南風窗資深主筆雷墨 [email protected]

編輯 | 謝奕秋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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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恐怖襲擊 聖安東尼 文明衝突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