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貝馬斯的哲學思想始於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毫無疑問具有推進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因應新的發展狀況以重新顯現其生命力的自我意識。但不可否認的是，哈貝馬斯通過將自己創建的交往理論植入歷史唯物主義所提出的重建論路向，並未如其重建理念所要達至的更好實現歷史唯物主義未盡潛能這一目標。
作為“歷史”的唯物主義
與眾多頗具代表性的理論家一樣，哈貝馬斯將歷史唯物主義詮釋為一種社會進化理論。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蘊含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中。按照這樣的理解，在人類社會的進步中，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核心和能動要素，也是唯一固定並充當合法性基礎的要素。由此，哈貝馬斯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失去哲學本有的反思批判意識，對生產力的強調缺少規範基礎。他斷言，歷史唯物主義“不應該承諾有規律的科學的描述性的要求，而似乎應該是‘批判的’社會理論”。當歷史唯物主義不再試圖做出自然主義解釋，從而尋求實證科學的客觀結果時，才能使歷史唯物主義擺脫科學主義而成為真正的“歷史的”哲學。哈貝馬斯極力規避黑格爾對歷史的邏輯化理解，而將歷史理解為感性主體的現實創造過程。人在創造歷史過程中，學習機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除生產力外，規範結構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對社會進化亦提供重要動力。所以，所謂“歷史”和“唯物”，在以社會進化為理論取向的歷史唯物主義中應作此理解：所謂歷史的，應該在歷史時間中用發展邏輯重現所有可能的歷史發展動力；而所謂唯物的，則需要考慮生產以及再生產領域中規範要素對社會進步的影響。
隨著其理論成熟之作 《交往行動理論》的完成，哈貝馬斯將交往理論作為其歷史唯物主義重建論的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認為，語言是存在之根，語言溝通必然允諾一定的、不可避免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等。生產力指向真實性要求，他把社會發展建立在技術的知識和組織的技術，即“限制在生產力領域中”，但經由資本主義抽象化理解的現代社會的進步除生產力領域外，還包括道德進步、法律進步、制度進步等規範要素，也即寬泛意義上的文化領域的進步，而 “文化在向新的發展水平過渡時似乎發揮著一種比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迄今所認為的還要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以規範結構的發展，以及由此建構起來的受其影響者的集體同一性達成作為判定標準的，其發揮著被馬克思忽視的社會進化起搏器的重要作用。
基於手段的工具理性
承繼馬克斯·韋伯對社會合理化的分析，哈貝馬斯認為應該從行為角度分析生產力發展和規範結構發展這個社會進化的雙向命題。社會合理化在兩個理性方向上展開，一個是基於手段和手段之選擇的工具理性行為，另一個則是以相互之間共識為目的的交往理性行為。前者以金錢和權力作為媒介，尤其與馬克思所言的生產力提高密切相關，它依賴於知識的積累及應用。但是，隨著對這一問題的強調，科學技術的發展逐漸具有了異化色彩，並在某種層面上發揮了意識形態的功能。馬爾庫塞正是在這個路向上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受此影響的人界定為單向度的人，從而賦予科學技術以宰制、統治意向的意識形態屬性。當然，作為科學技術的積極擁護者，哈貝馬斯並不認同馬爾庫塞的看法，在他看來，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無可替代，它本身就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正確的路嚮應該是基於重建論視角重現科學技術的重要潛能。
受胡塞爾現象學影響，哈貝馬斯將生活世界概念引入歷史唯物主義重建論，並建議從系統和生活世界雙重視角理解現代社會的社會整合。生活世界的一個重要功能在於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和矯正，其哲學基礎則在於交往理性獨有的主體間性功能。具體來說，基於重建論視角的交往理性為科學技術的非意識形態論提供以下三方面的引導：第一，為科學技術提供有效性基礎。科學技術進步並不簡單基於指向宰制的工具理性，而是受交往理性真理有效性要求的先驗論約束，真理訴求則通過交往有效性要求得以保障。第二，科學技術基於交往理性也可以防止對其進行形而上學理解。科學技術不僅具有徵服自然的作用，而且是人類群體進化過程中自我獨立和自我超越的一個重要標誌。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交往理性為科學技術提供規範制約。交往理性的語言溝通基礎基於一個假設狀態的無壓制、無強迫，即不受金錢、權力規導的“理想言語環境”之制約，從而在根基處為其提供道德法律的制度約束，為其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
物的交往與人的交往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論構想有著維護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動機，一方面他試圖為歷史唯物主義奠定哲學基礎，另一方面也為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掃清哲學障礙。但是當其試圖用自己的交往理論補充歷史唯物主義時，這種重建又是不成功的。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論構思存在諸多值得商榷之處，擇其兩點討論如下。
一方面，關於重建論理念。當哈貝馬斯用重建論重構唯物主義時，其目標是明確的，即該理論適於重建之前提在於它仍有未盡潛能，只是因為時代條件的轉變導致不能在當下更好適應時代要求，經過重建以期將其深刻的思想資源重新挖掘出來。這一重建論進路依然是康德批判哲學的路向，但以此界定歷史唯物主義缺少哲學批判意識則未免過於武斷。眾所周知，歷史唯物主義除了提供一種解釋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之外——哈貝馬斯所說的自然主義解釋，其更重要的是革命性地批判資本主義併為未來社會提供合法性基礎，這個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並不缺少哲學的批判反思意識。而哈貝馬斯用交往理論改造歷史唯物主義，交往理論並不是作為補充或重新連接被重建論拆開的各種理論加以應用，而是直接用交往行為理論代替了歷史唯物主義。換言之，哈貝馬斯建立了一種有別於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分析模式的新模式，歷史唯物主義充當了其構建理論的過渡者角色。
另一方面，關於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誤解。哈貝馬斯顯然受薩特影響而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人本主義解釋。之所以作此理解，在於哈貝馬斯意識到異化問題的存在，並試圖去解構各種異化現象。但哈貝馬斯似乎忘記了，馬克思所批判的異化現象不僅有物的異化，也包括社會關係的異化。交往概念在歷史唯物主義那裡也具有遠比哈貝馬斯所認為的更為寬泛的含義，馬克思恩格斯早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明確表明，歷史唯物主義並非僅有勞動一個側度，也包含哈貝馬斯所說的相互作用側度，如其所言：“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哈貝馬斯為了給交往理性讓路，僅將人與物的交往即工具理性行為模式，以及由此帶來的知識、資本積累和無規範意識作為批判對象，這顯然歪曲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意。而且，他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建立在跟交往行為理論一樣的語言溝通有效性要求上，同樣誤解了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理論後期的發展尤其證明了這一點。
（作者單位：山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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