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開播以來，引起了熱議。
那是來自靈魂深處的追問: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善惡之間，到底有沒有一個準確的界限？
何謂無差別犯罪？
即犯罪者與被害人之間沒有交集，沒有恩怨，犯罪者隨機選擇犯罪地點、犯罪手段以及被害人選。
聽起來，可能有點荒謬，但是在真實生活中，卻上演著這樣的悲劇。
李曉明就是這樣，在電影院內，用那把冷血的槍支，殺了9個人。
其中就有社會新聞SBS NEWS（品味新聞臺）的主編宋喬安的大兒子天彥。
1.被害者家屬
宋喬安自兒子去世之後，就陷入了無窮無盡的痛苦之中，飽受失眠、夢魘的折磨，她只能夠藉助酗酒的方式麻痺自己。
她變得暴躁，變得不可理喻，她不敢給自己留出休息的時間，因為只要一停下來，就會想起死去的兒子。
在工作上，宋喬安實行高強度管理，手底下的實習生無辜被罵，“你是個智障嗎？”、“你的頭是被門擠了嗎？”，下屬直到羊水破了，還奮鬥在直播的第一線……
原本關係親密的女兒竟然說:“你還不如和哥哥一起死了”。
宋喬安不聽勸阻，一意孤行，她甚至遊走在職業道德的邊緣，不斷挑戰自己的底線。
失去一個家人等同於失去一個家庭，善惡難辨，真假亦是，宋喬安與惡的距離只有1mm，那是薄薄的善良的面具，一戳即破，弱不禁風。
2.加害者家屬
所有人都說:人人生而平等，死去的人是無辜的，可是李曉明的家人又何嘗不是呢？
“我曾聽說住過羅生門的惡鬼，因為害怕人性的殘忍而逃走”。
在被害者家屬的眼裡，李曉明一家都沒有繼續活著的資格，如果他們有，那自己死去的家人為什麼沒有？
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天經地義。
在李曉明被抓入獄之後，李曉明的父母被迫搬離了老家，過起了卑微如螻蟻的生活，李曉明的妹妹也因此被貼上了“殺人犯家屬”的標籤，只能改名換姓，重新活著。
當他們被曝光後，根本沒有辦法生活，他們被迫向各位媒體下跪，只想求公眾，放他們一家一條生路，僅此而已。
巨大的輿論壓力，鋪天蓋地的罵聲，如潮水般向這一家人湧來，本就搖搖欲墜的生存意念不斷被刷新挑戰。兩位老人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居然會成為“殺人狂魔”，葬送了自己，也拉上了他們陪葬。
當我們在火車站、地鐵站看到乞討的乞丐時，當我們在大街上遇見打掃衛生的清潔工時，當我們身邊出現空巢老人、失孤父母時，你是否會感到心疼？
其實，他們不是別人，正是如李曉明家人一樣，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為了掙一口飯吃而委曲求全，為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而無聲吶喊，他們是這個粉飾太平的社會下最卑微的人。
3.辯護律師
開庭審結，維持死刑宣判。
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法院門口，閃光燈下，喧譁聲中，迎接律師王赦的不是新聞媒體的提問，也不是普通民眾關於案件的關心，而是被害者家屬早就計劃好的潑糞懲罰。
這一切僅僅因為他是李曉明的辯護律師。
王赦深深地明白，自己的辯護方犯下了無法饒恕的罪過，他的初衷並不是幫李曉明掩飾罪行或者爭取減刑，而是想尋找“無定義犯罪”案件的發生源頭。
王赦:“如果這件事情，不去試著找出答案，試著去預防，這類事件，在世界各個角落每天都在上演”。
在這個可以輕而易舉殺人的時代，所有人都在關注案件的結果，又有多少像王赦一樣的人，能夠理性的思考，保持冷靜的狀態，為探求根本原因而奔走呼號。
想象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王赦想要得到一方的支持都是難如登天，妻子和家人覺得他是神經病，被害者家屬認為王赦是在揭他們的傷疤，就連李曉明的父母和妹妹都不願意出庭，他們寧願息事寧人，而不願意無事生非，多添事端。
劇中主創曾說:“拍這個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標籤，我們沒有定義誰是惡，誰是善，想認同誰，由觀眾自己決定”。
寫到這裡，我突然在想，有沒有一種辦法能讓這一切不會發生？
如果李曉明的父母從小多給他一些陪伴與愛，這個男孩會不會變得陽光開朗，他又怎麼對自己素未謀面的人開槍？
如果宋喬安的丈夫和女兒多體諒一下這位可憐的母親，她可能會漸漸的走出陰霾，又怎麼忍心對李曉明的家人進行二次傷害？
如果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王赦的苦心，多給他一分理解和支持，他也不至於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理智和感性的矛盾中無法自拔？
反省和思考並不是這部劇真正想告訴我們的，它是想讓我們知道，無論這個世間有多黑暗多痛苦，愛和陪伴是不變的真理。
它擁有改變一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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