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象，僅僅六天，一部黎巴嫩電影可以在中國創造1.3億的票房（而且還在穩步增長）？這個數字甚至已經遠遠超過了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去年在國內9600萬的銷售成績。
黎巴嫩位於亞洲西南部地中海東岸，身處中西交匯之處的阿拉伯地區，是中東地區最西化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一個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兩大宗教相互共存的國家。出現在電影銀幕上的“黎巴嫩”，或多或少都會夾雜著政治衝突或宗教摩擦的背景。
出生於內戰爆發前一年（1974）的娜丁·拉巴基，在戰亂中度過了自己的成長歲月，內戰結束後，拉巴基成為貝魯特聖約瑟夫大學視聽專業的科班生。畢業之後做了廣告導演，也做了演員，直到33歲時，她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長片處女作《焦糖》，該片入圍第6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正式開啟了她的電影導演之路。這位相貌出眾、氣質不凡，才華卓越的女導演，也成為黎巴嫩電影的一張名片。
《焦糖》娜丁·拉巴基
黎巴嫩國土面積僅為10452平方公里，截止2017年人口數為623萬，但卻有100多個宗派團隊，戰亂、難民問題、政治博弈等話題成為本國的標籤。雖然1975年開始的十五年內戰曾一度讓黎巴嫩電影業停滯不前，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黎巴嫩電影卻在這樣的環境下，堅挺地秉持著自身的特色、風格走向了世界舞臺，並受到高度的關注。
其中受到關注的導演中提名第74屆威尼斯金獅獎影片《羞辱》的齊德·多爾裡和娜丁·拉巴基尤為突出，多爾裡生於黎巴嫩，18歲時跟隨父母移居美國，並在美國學習影視製作專業，畢業後曾擔任過昆汀一系列作品的攝影助理，在美國911事件發生後，又回到黎巴嫩。而拉巴基卻從未離開過黎巴嫩，也是戰後黎巴嫩本土培養的第一代導演。
她的新作《何以為家》是她的第三部長片作品，講述了12歲男孩贊恩控訴自己父母生下自己，卻置之不顧的故事。影片獲得第9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和第71屆戛納金棕櫚獎提名，並最終摘下了戛納評審團獎。
影片原名為“迦百農”，這個名字出自《聖經》，雖然不曾在舊約聖經出現，但是在新約中尤為重要。耶穌在自己的家鄉拿撒勒不受歡迎，遷居到此地時，發生了不少神蹟般的好事。迦百農在現實中的真正位置，有待進一步考證，影片以此命名，寓意著這樣發生過神蹟的地方，現實中卻呈現混亂、悲苦的反差景象。
影片中當贊恩發現妹妹被賣給雜貨店老闆時，他氣憤地離家出走。等他因為需要尋找自己的身份證明材料再次返家時，卻發現家人都穿著黑衣，原來妹妹因為難產致死，甚至因為沒有身份證無法進醫院搶救。
在黎巴嫩，童婚是一件很普遍的現象，把尚未成年的女兒嫁給年齡懸殊的男子，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家庭負擔，甚至很多家庭認為是給她找到了一條好的出路。
2017年一則名為《合法的新娘》（Legally Bride）的視頻引發了全球強烈反響，視頻拍攝了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一個穿著白色婚紗的少女與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年男性拍攝結婚照的場景。周圍有遊客向少女暗示，甚至不斷上前質問男人，男人卻理直氣壯說，這是我的妻子……法律是允許（我們結婚）的。對方問道：“是什麼法律？”
這個視頻出自黎巴嫩保護女性權益的公益組織KAFA，視頻一經播出便在24小時內被觀看100萬次，在社交網站上被分享700萬次。在黎巴嫩，婚姻法並未寫入民法，而是由宗教裁決，很多未滿18歲的少女就已成為人妻，甚至只要你年滿9歲，你就可以合法成為新娘。
贊恩無法保護妹妹，也無法保護自己，他只是頑強地活著，他說：“生活是一坨狗屎，比我的鞋子還髒”，“我以為我們能做個好人，被人尊敬，受到很多人喜愛，但真主不希望我們這樣”。飾演贊恩的小演員本名就叫贊恩，他和影片角色都正是12歲。他出生在敘利亞，以難民身份逃到黎巴嫩，當選角團隊在貧民窟找到他時，他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在拉巴基前兩部長片《焦糖》《吾等何處去》中職業演員和非職業演員各佔一半，而《何以為家》大部分都是非職業演員。他們很多時候都不是在表演，而是把各自真實生活中的一面展現在銀幕上，那就是他們的人生與痛苦經歷，無需高超的專業技巧。那些流浪街頭、走投無路的時刻他們都一一經歷過，所以拉巴基絕對信任他們，很多片段都是演員現場的即興發揮。
拉巴基在接受採訪時，曾被問道為何會選擇用一個兒童視角來展現整個故事，她是這麼說的：“有一天，大概凌晨1點左右，我參加完派對開車回家。在紅綠燈前停下時，我看到了讓人心碎的一幕。一個孩子在媽媽懷裡半睡半醒，他的媽媽坐著在乞討。對我衝擊最大的是，這個孩子一點也沒有哭，他似乎只想睡覺。他閉著眼睛的形象一直留在我腦海裡，我回到家，覺得自己必須做一些事情。”
贊恩失望離家出走，並不是小孩子式地賭氣，而是抱著一個人也能活著的信念離開了這個家。他一路飢餓、找工作被拒絕，卻也沒有放棄自我。他遇上了年輕的埃塞俄比亞難民媽媽泰格斯特和她年幼兒子，並與他們產生了深厚的友情。泰格斯特一旦被發現有子，便會被派遣回國，於是她想要攢錢去黑市辦一個假身份證來渡過危機，而贊恩也想借助敘利亞難民身份來換取食物甚至離開黎巴嫩逃到歐洲。
敘利亞難民危機在黎巴嫩已持續7年多，而這場危機也被國際公認為本世紀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截止2016年底，在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難民已高達100萬，與它本國人口比高達1：6。黎巴嫩政府曾無限制准入敘利亞難民進入國內，後又在沒有聯合國難民署同意下，私自用大巴將敘利亞難民遣送到敘利亞首都。
隨著大量敘利亞難民的湧入，其人數已超過黎巴嫩所能接納的臨界點。雖然黎巴嫩和國際社會都在努力伸出援手，但難民們依舊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狀態中，許多人通過貸款、走私、販毒等非法手段來獲取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卻成為無限循環的貧困噩夢，那些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人到哪裡尋找可容身的家？
片中飾演律師的娜丁·拉巴基
拉巴基除了導演身份，也作為演員身份在影壇活躍，而她也在自己的三部影片中皆有演出。很明顯的是，她在《何以為家》的律師一角戲份極少，她在拍攝時，曾將律師一角作為一條線索展開敘事，但在後期剪輯時她卻將這條線減掉了，她發現這個角色與其他角色相比，真實性與力量性都顯得薄弱，所以她乾脆直接拿掉了。
拉巴基的丈夫Khaled Mouzanar是黎巴嫩著名的音樂人，她的三部作品中的音樂部分皆出自他手，並且他同時擔任了《何以為家》的製片人之一。阿拉伯傳統音樂與拉丁美洲風情融合，將整部影片的氛圍營造得更為淋漓盡致。
導演將鏡頭對準了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傷疤的一面，用電影這個媒介讓更多人關注黎巴嫩這個國度裡水深火熱的現狀。當我們走出電影院，為自己生活在和平年代所暗自慶幸之時，卻忘不了贊恩倔強、頑強的身影。當生活給我們以重擊，我們即使不能回之以歌，也請不要一昧消沉，我們踩著的地、看到的天、觸到的風，都是真實的，我們好好活著也是真實的。
我想起了前不久在北影節“注目未來”單元看到的比利時女導演執導的《多蓮的精選集》，講述了女性多蓮遇到的一系列危機:丈夫外遇、母親出軌25年即將離婚、孩子在學校不聽話，自己又查出了腫瘤。但她卻在得到身患腫瘤之後，學會正視自己的身體、生活，以及命運。
映後環節，導演說多蓮所經歷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臺下觀眾驚歎不已，但導演卻說，你要相信，所有的痛苦都會熬過去的。
我們無法決定自己出身在怎樣的環境，但我們能決定的是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當下的時刻。銀幕的邊框限制了夢境的內容，但人的感知卻在一定程度上無限延展，電影通過一塊塊熒幕跨過無數邊界影響了無數人，甚至改變了世界。
黎巴嫩的文壇巨匠紀伯倫曾在《沙與沫》中寫道:”人只有沿著黑夜之路前進才能到達黎明”，當我們以為步入絕境之時，請再耐心等待，等待哪怕一絲光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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