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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檔的日劇中，有一部被豆瓣網友稱為“衝著劇名就得打五星”的職場劇——《我，到點下班》（以下簡稱《下班》），這部圍繞著加班展開的劇集在四月中旬開播，恰好撞上了國內關於996工作制的討論熱潮，在行業大佬們把加班說成是福報的背景下，劇中女主的那句“我不打算比現在更努力，我要準時下班”或許戳中了更多職場人士的心。
《我，到點下班》劇照
準時下班的異類
《下班》的故事發生在日本一家業內排名第二的網頁製作公司裡，女主東山結衣在其中擔任項目總監。某天下班前，東山負責的一個項目正好順利完成，同事三谷向東山提議，不如組織大家下班後一起聚餐慶功，東山以“大家說不定想早點回家”為由拒絕了，隨後三谷又提議，不如現在開始著手策劃下一個活動的內容，東山以“等下一個訂單來了再說也不遲”為由又拒絕了。當辦公室牆上的時鐘跳到18:01時，東山踩著點打卡下班了。這瀟灑的一幕就是該劇的開篇。
東山都能準時下班，靠的不是甩鍋或摸魚，而是在上班時間高效、專注地工作。她把每天的待辦事項被她記在便利貼上，粘在電腦屏幕旁，解決一個就撕掉一張。工作中哪些事要分配給下屬，哪些事要和同事溝通，她都處理得井井有條。至於加班，如東山自己所說，她也不是完全拒絕加班，有緊急情況的時候，她也會全力以赴，只是這種時候很少罷了。
但這樣一個每天都能高效完成工作的員工，卻招來了一些人的不滿， 新上任的部長就對東山不加班的工作方式略有微詞：
“你為什麼每天都準時下班啊？”
“明明大家都工作到七八點，然而你卻在指針指向六點的時候準時離開公司。”
“再努努力吧！畢竟有人還在工作。”
“難道你只做自己的工作嗎？拿到薪水就萬事大吉了嗎？你對別人不感興趣嗎？”
和國內大佬們鼓吹996時採取的“福氣論”、“兄弟論”等話術不同，日劇中的領導更多地是從“大家、別人和你”這個角度發出加班邀請的。 這與日本社會存在已久的同調壓力有很大關係。《做二休五》一書的作者大原扁理在接受採訪時就曾說，他在日本時，總能感覺到沉重的同調壓力——他要和周圍人保持一致，周圍人都點啤酒，他即使不愛喝也要隨眾人說“我也要”。
但東山扛住了這種壓力。劇中，東山好幾次下班都是在同事和領導的目送下走出辦公室的，這和另一幕——一襲白衣的東山逆著黑壓壓的人群站在路上——遙相呼應。不管別人怎麼說，東山都不會被他們的看法束縛，也不會屈服於集體主義無聲的脅迫，她鼓起勇氣，成為了一個準時下班的異類。
東山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麼酷的。初入職場時，她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前輩很忙，壓力很大，她一個月加100個小時以上的班，不眠不休只是不想讓前輩覺得自己能力不行。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半年，最後她因為過度疲勞，在上班期間從樓梯上摔了下來，撞到頭部險些喪命。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後，東山變成了現在自己。
除了東山的個人經歷，還有一個原因是時代變了。2002年，《牛津英語詞典》在線版將“Karoshi”，即“過勞死”一詞收入其中。日本作為該詞的發源地，加班文化一度非常盛行。但近些年，人們逐漸意識到過勞問題的嚴重性，日本政府也開始推行工作方式改革，以法規的形式對加班時長進行限制。再加上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企業為了得到年輕勞動力，不得不以更人性化的工作方式來吸引“一言不合就辭職”的寬鬆世代。編劇為東山設定的“不加班主義”，為東山所在公司設定的“目標零加班”能成立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依託。
被偏見裹挾的職場男女
東山下班後，總會先去一家中餐館報到，喝喝啤酒吃吃小籠包；回到家後，再跟男朋友一起吃晚飯，聊聊之後要去哪裡露營。因為積極使用帶薪休假，東山不僅有精力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定時體檢，還能經常泡泡溫泉，做個按摩。編劇借東山一角向觀眾展示了一個朝九晚六的人生活可以有多豐富，但編劇的野心不僅僅是寫一部精準滿足社畜情緒的爽劇，通過不同角色的工作狀態，編劇還繪出了一幅職場眾生相。
同事三谷這個角色的設定幾乎是東山的反義詞。雖然年齡和東山相近，但三谷完美地繼承了老一輩日本職場人士對待工作的態度。從小學開始，三谷就一直拿全勤獎，即便感冒生病也堅持出勤，工作後她一如既往，帶病工作是常有的事。就算工作量是別人的兩三倍，她也不會提出異議，只會任勞任怨加倍努力。在成為職場前輩後，三谷理所應當地認為下屬也要遵循自己這一套價值觀。但編劇借年輕的下屬之口質疑了老一輩這種工作理念：請你不要在考慮任何事情的時候都以自己為基準，就算你自己是新人的時候被迫那樣做了，為什麼連我們也要受那份苦？
產後歸來的賤嶽前輩則可以看作是東山的某種未來。曾經的賤嶽是那種會告訴下屬“能下班就下班，能休息就休息”的人，東山自進入公司以來就準時下班，常被說目中無人，也是賤嶽一直在袒護她。可在產後半年迴歸職場時，賤嶽就像變了一個人。她開始把“我不需要休息”掛在嘴邊，經常拉著同事加沒有必要的班。促使她發生這種轉變的正是職場對於已婚已育女性的偏見，公司認為她們要照顧孩子和家庭，所以不再分配更重要的工作給她們。無奈之下，賤嶽只能開啟瘋狂加班模式。加班之於賤嶽，是她證明自己仍然有價值的工具，是她竭力保證自己不被邊緣化的途徑，至於加班內容本身，反倒沒什麼人在意。
承擔了生育任務的女性遭受著職場偏見，積極承擔帶娃重任的男性也經受著歧視。中餐館裡的男客人聽到賤嶽的丈夫休了育兒假在家帶娃後，第一反應不是讚揚，而是鄙夷，認為“丈夫沒什麼工作能力吧，要不怎麼會去帶孩子？”很長時間內，男性都被這種陳腐的觀念緊緊釘在公司，結果就是，他們的家庭中，妻子不得不接受喪偶式育兒，孩子不得不接受父親在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缺失。
有人覺得這種付出值得，有人則稱其為罪惡。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一書中寫到，“在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為追逐利潤，不榨乾所有時間與空間似乎就是一種罪過。但是，犧牲教育、娛樂、運動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削減吃飯、睡覺和過家庭生活的時間——以這種方式工作或者讓別人以這種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惡。”
人不是機器，在工作和生活越來越難有明確分界線的當下，我們在談論加班的時候，肉眼可見的工作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關於收益與付出，關於個人權利的讓渡，關於自由時間被損耗掉的比重，關於你選擇被塑造成為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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