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與瘋子的合作,這部電影拍出了語言文化的橋樑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從abandon到zygote”——能看懂這句話的小夥伴,估計都能想起被四六級支配的恐懼。

作為詞彙手冊的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單詞,它倆在折磨完N代孩子之後,如今還搖身一變,成了網絡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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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話說回來,當年大家在背單詞時有沒有好奇過,那些說文解字、追根溯源的詞典究竟是怎麼來的?又是誰規定的abandon永遠放在第一頁呢?

今天咱們要聊的這部新片,就將揭開第一版《牛津英語詞典》的誕生歷程——《教授與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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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名字就知道,這是部“雙男主”電影。兩名主角分別由梅爾·吉布森和西恩·潘扮演,陣容不可謂不強大。

其中,梅爾·吉布森扮演的“教授”詹姆斯·默裡,是個語言學的研究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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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得知牛津大學出版社打算推出《牛津英語詞典》時,就立即毛遂自薦,希望能主持詞典的編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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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之前,出版社曾聚集過近百位學術界大咖共同編寫詞典,耗費了20年時間,卻沒能取得絲毫成果。

這一來是因為語言發展太快,人力編寫的進度跟不上;

二來,也是因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英語已經被全世界廣泛使用、用法詞義因地制宜,所以很難整理歸納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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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默裡又要如何保證自己能勝任這份艱難的工作呢?

一方面,他確實有兩把刷子。

雖然14歲輟學,沒有高學歷,但他憑藉一腔熱情自學成才,掌握了拉丁語、希臘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俄語等多門語言,並用以上語言出版過不少著作。

簡單講,除了中文不會說,他基本啥語言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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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相信“高手在民間”。

他提出不問學歷出身、向民間徵召志願者的創想,邀請全民幫忙收集詞條釋義和引用出處,通過郵寄的方式轉交給編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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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社的大佬們看來,讓民眾參與編寫字典雖然很跌份兒,但這種不按章法的操作,卻很可能帶來意外驚喜。

於是沒過多久,默裡就拖家帶口移居牛津,正式上任成為了《牛津英語詞典》的主編。

他發佈了一封措辭激昂的呼籲書,很快就吸引來上千名志願者和雪片般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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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問題也隨之而來——

由於志願者寄來的信息量太大,而且魚目混雜,默裡編寫起來費時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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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導致他無法按期交稿,引發了出版社的不滿。

出版社表示,要麼精簡收錄的詞條,要麼提高工作效率,否則就撤掉默裡,換人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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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默裡壓力山大之際,一位名叫邁納的救星突然降臨。

他不僅一下寄來了上千條有用信息,還發明瞭一種高效的詞條整理方法,幫助默裡解決了燃眉之急,迅速完成第一部分稿件,交給出版社出版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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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邁納到底是誰呢?

他就是影片的另一位男主——出身名門的耶魯學霸、美國退伍軍醫威廉·邁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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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他的身份還不只這麼簡單——當默裡準備去當面致謝時,才發現邁納的寄信地址來自一家刑事精神病院。

原來,當年的軍醫邁納不幸趕上美國內戰,在戰場患上精神分裂,退伍後他去到英國療養,又錯手殺死了一名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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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的邁納雖然免於死刑,卻被關進了刑事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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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院後,他並未得到有效治療,反因病情加重,弄得遍體鱗傷。直到後來,他才意外在繪畫和書籍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寄託。

正因如此,邁納看到默裡的呼籲書後,就立即投身到了詞條的收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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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知了一切原委的默裡,非但沒有遠離邁納,反而與他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就這樣,在兩人完美默契的合作中,詞典的編寫工作進展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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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到編寫詞典,我想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都是一部日本電影——《編舟記》。

影片講的就是一幫詞典編輯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以追求極致的國民精神和工作態度,編纂日語辭典《大渡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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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影片在當年的日本電影學院獎和亞洲電影獎上大放異彩,豆瓣評分高達8.6,讓無數影迷為之感動,通過它瞭解到邊緣職業工作者們的執著與匠心。

無獨有偶,今年韓國也出了一部類似題材的《詞典》,講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幾位主角為對抗敵人的文化控制,秘密蒐集朝鮮語而編纂詞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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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說,詞典編纂者身上確實體現著“文字工作者”精神的極致。

其實早在四年之前,咱們的《新華字典》也有過將被改編成電影的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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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當時正值“IP熱”,許多吃瓜群眾把這次改編看作影視行業追求噱頭的炒作。有人為之興奮,也有人提出質疑。

但可惜的是,熱度褪去之後,關於這部作品改編的後續,就這樣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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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將《新華字典》改編成電影,乍聽起來是非常困難的操作,但無論《編舟記》還是《詞典》,以及咱們今天聊的這部《教授與瘋子》都讓人看到——字典,作為人人都曾手頭必備的工具書也好、作為抵抗文化侵略的武器也罷,其誕生的過程背後,一定有許多人為其耗盡心血,一定有一段不為人知而又歷經曲折的故事。

就像《編舟記》裡的字典編纂者所說,他們要造出的,是一座“幫人擺渡文字海洋的大船”。

巧的是,在《教授與瘋子》中,默裡也曾把編寫詞典比作引領人類穿越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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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這個過程是曲折而艱難的。

更別提在影片裡,和默裡一同工作的夥伴還是個飽受精神分裂困擾的殺人犯。

於是在影片的後半段,轉折也隨之而來——受害者的遺孀找到了邁納。

她本想上門找邁納復仇,但沒想到倆人竟然由恨生情,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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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強烈的負罪感,邁納的精神疾病不斷惡化,甚至出現了自殘行為。

在院方嚴酷的治療下,他更是變得精神萎靡,一度如同行屍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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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缺少了邁納的相助,默裡也開始受到出版社的質疑。

他的編寫進展緩慢下來,更倒黴的是,有媒體發現了邁納參與編寫一事,他們引導輿論去攻擊默裡和出版社,批判其“縱容殺人犯玷汙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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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默裡一邊面臨著下崗的危機,一邊又隨時會失去邁納這個摯友。

在雙重危機之下,他開始了一系列“絕地反擊”——

又是說服受害者遺孀出庭,幫邁納打官司脫離精神病院的不合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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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求見英國內政大臣丘吉爾,極力促成他簽署一份“有條件的釋放令”,以驅逐為條件釋放了犯人邁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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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了丘吉爾的肯定,默裡也保住主編職位,得以續編《牛津英語詞典》。

直到1915年因胸膜炎去世前,他已完成字母T的詞典分冊,並被英國國王授予爵士爵位。

而第一版《牛津英語詞典》,終於在1928年全部完成,收錄414825字,共計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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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講,這部影片藉由默裡與邁納的人物經歷,為觀眾揭開了《牛津英語詞典》誕生背後的真實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片中的雙男主之外,默裡還有位名叫托爾金的助手。相信大家對這個名字不會陌生,因為他就是近代奇幻文學鼻祖《魔戒》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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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那段編寫詞典的時光,托爾金曾說過“在那兩年裡所學到的東西,比我一生中其他同樣長的時間裡學到的東西都要多。”

另一方面,這部影片通過《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過程,也讓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之所以得以延續和發展,就是建立在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們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之上。

在數字化的今天,字典已經變成了古董般的存在,越來越不受到重視。但工具可以變換,我們對於文字與知識的敬畏卻不能丟棄。它們既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們記憶歷史的方式。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到編寫字典這樣的工作中,但是尊重與傳承自己的語言和文明,卻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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