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至2017年，長沙針對房地產市場的行政、金融調控新政平均每年不低於三次。到了2018年，長沙樓市調控似乎比房地產市場本身更加失控，限購限售、信貸調控、庫存調控等一系列調控接踵而至。
這樣的調控節奏和頻率，恐怕在長沙的調控史當中前無僅有。如果說軋平經濟週期、消除經濟泡沫才是調控應有的作用，那麼頻率如此高、快速、的調控本身就是一種過度調控的泡沫。行政干預需求過度旺盛，帶來了大量的調控泡沫，它才是長沙樓市真正的弊端。
其實調控背後就是一系列的民意之爭和"窮人陷阱"。長沙政府政策調整的本質是收入再分配，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此，政策調整總會面對不同群體的不同判斷。大幅降低房價，低收入群體會歡呼雀躍；房價繼續增長，中高產階層會喜上眉梢，作為一個在乎民意，不想捱罵的決策者，他會如何行事？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多半會選擇"打左燈，向右拐"。所謂"打左燈"，是要放出打壓房價的口號、做出干預市場的樣子，所謂"向右拐"，是要在背後儘量維持現有的利益格局不受大的衝擊。
租購同權看起來是對窮人有益處，畢竟租的起房子的人要遠遠多於買的起房子的人，政府由此擴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礎。窮人也會覺得歡心鼓舞，畢竟租房就可以享受買房同樣的收益。
但是，低收入群體往往看不到的是，租購同權並沒有包含任何提高供給的信息，沒有提供更多的住房、學校、醫院，也沒有改變戶籍政策，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租房和住房需求，其最後的結局多半是房租和房價都會上漲。我們可以從58同城長沙房產頻道上了解到，租房價格也是達到了歷史新高！
如果稀缺資本獲得更高收益，以及一定的貧富差距不能被低收入群體所接受，往往會帶來一系列"打左燈、向右拐"的政策，從而使得窮人的收益進一步降低。這就是收入再分配領域的"窮人陷阱"。因此，長沙樓市的調控萬萬不能將民意，無論是中產階層的民意還是低收入群體的民意，作為某種政治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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