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中國的#me too運動進行了好幾個月後，我才終於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看完，實在是太晚又太慢了。當合上書頁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只能沉重地沉默著，只能讓一顆心不斷地、不斷地往下墜，腦子裡不斷重複著思琪對伊紋姐姐的哭喊：“為什麼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為什麼所謂教養就是受苦的人該閉嘴？”為什麼？為什麼？我真不敢想象林奕含在寫下這些文字時，花了多大的勇氣把自己的怨恨和屈辱解剖開來血淋淋地書寫出來。在我看來，她的文字，是向死而生的文字，不在於語言的精妙或者華美，而在於她的勇氣，將性侵犯的社會問題直觀地擺在公眾的視野裡，把邊緣問題推向了社會舞臺的聚光燈下。
林奕含和她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房思琪的悲劇，或者說林奕含的悲劇，我想與性教育的缺失不無關係。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有這樣一段話：“思琪用麵包塗奶油的口氣對媽媽說：‘我們家教好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媽媽詫異地看著她，回答：‘什麼性教育？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謂教育不就是這樣嗎？’思琪一時間明白了，在這個故事中父母將永遠缺席。他們曠課了，卻自以為是還沒有開學。”這樣的場景並非少見，在我們的羞於談“性”的文化裡，“把無知當作純潔，把愚昧當做德行，把偏見當做原則”，父母們寧願用各種千奇百怪的理由來忽悠“孩子從哪裡來”，也不願意向孩子解釋“你是爸爸的精子和媽媽的卵子結合而創造出來的產物”，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的父母本身性教育的缺失，讓他們無法在這個性教育這個問題上給出更合理的解釋。然而，性教育在當代中國社會語境下萬萬不能成為“房間裡的大象”，不能成為社會中被視而不見的大問題。劉瑜老師在《關於me too》一文中指出#me too運動是一次“補課”——男人補尊重和自律的課，女人補自我保護的課。 換個角度來看，正是意識到這門課程的缺失，讓無數受害者揭竿而起，給予這場運動名分和話語權。可我真正在意的是，這場遲來的補課或許已彌補不了無數受害者內心的悲哀，那麼能否有效地讓女性們在遇到性騷擾時義正言辭地說出“我不要”，而不是讓房思琪羞愧的“我不會”，是否有一種指導，讓無數“十三歲的房思琪”學會拒絕。
我認為《房》很精妙的提出了這個問題。#me too運動更像是一場自我講述和指控，從中再昇華出女性（男同）的保護問題和男性的節制問題。而《房》不同，這是一個少女愛上強姦犯的故事。作為局外人，我們或許會稱房思琪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但房思琪身為當事人，面對李國華這個高級的犯罪分子，她是非愛不可的。在文章中，林奕含用了幾近殘忍的美感來描寫李國華：“有的人戴眼鏡，彷彿是用鏡片蒐集灰塵皮屑，有的人眼鏡的銀絲框卻像勾引人趴上去的柵攔。”而深諳如何把玩房思琪的李國華更是卑鄙：“大起膽子問他：「做的時候你最喜歡我什麼？」他只答了四個字：「嬌喘微微。」思琪很驚詫。知道是紅樓夢裡林黛玉初登場的句子。”他把房思琪粉碎在話語裡，粉碎在高傲的羞恥心裡，可憐房思琪對文學的信仰，最終文學卻成了性侵的幫兇。於是房思琪在日記裡記下：“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在這裡我們看到，從無法拒絕到被迫說服自己愛上老師的這種心路歷程是真實存在的，二次傷害的可悲就在於被性侵的一方給自己又創造了一個愛情的幻象，而後一步一步自己走進更黑暗的深淵。同時，面對具有權力話語權的一方，被侵害女性常常處於弱勢被動地位，女性的自我教育固然重要，但教導男性管好自己的“下半身思維”，學會尊重似乎也尤為重要。
林奕含
然而在這場關於性侵的博弈中，有些人卻把“被侵害”歸於女性的過錯。例如，李國華在無數女人的耳邊說道：“都是你的錯，你太美了。”；電影《嘉年華》裡母親瘋狂的剪掉小文的裙子和頭髮，大吼這一切都源於“穿了不三不四的衣服”。可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袒胸露背”不能構成女性被侵犯的理由，只有“同意”才是男女關係的準則。而劉瑜老師認為“人是信號的動物……女孩出於自我保護，或許應該思考如何向一個男人準確地傳達自己想傳達的信號。”這句話是否能夠理解成“一個女性需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衣著，否則那就是引誘男性的性騷擾”？當施暴的主動一方變為被動，這個社會到底有什麼正義可言呢？
在一次專訪上，林奕含說：“這個噩夢般的故事，折磨、摧毀了我的一生。”《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是她的自我救贖，她也永遠無法與這個世界和解，所以最終她選擇了自殺。但這樣一本向死而生的血淋淋的書，讓千千萬萬人一齊感受房思琪的痛苦，也讓無數的“房思琪們”有了反思，我願意相信，終有一天我們能樹立起一種平等的性別意識，一種相互尊重的性文化，世上再無房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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