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薩德是以色列中央情報和特殊使命局的別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報機構之一。以卓有成效的工作、雄心勃勃的膽略令人敬畏。
伊利·科恩是摩薩德優秀諜報人員的傑出代表，享有“西方佐樂格”的美譽。他以歸來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隻身潛入敘利亞，廣泛結識軍政要員，出入於政府首腦機關，竅取了大量絕密的政治、軍事情報。
1 最後一夜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時半，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烈士廣場，公開絞死了一個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間諜。大馬士電臺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廣播了要將這名間諜處以極刑的消息。
當天深夜，數以萬計的大馬士革市民帶著惺鬆的睡眠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幾百年前建成的大馬士革絞刑臺，緊張而急切地等候著看一看科恩，這個對於幾百萬敘利亞公民來說具有神奇魔力的“以色列間諜大王”。
事實上，從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科恩在大馬士革已成為國家的一位要人了。但誰也不會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級間諜。案件發生後，他就被單獨囚禁起來，與外界斷絕了聯繫，既沒有來訪者，也沒有與律師和家人通信。對他的審訊，雖然在電視上播出過部分實況，但這純粹是官方作宣傳用的，人們對這位神奇而非凡的人物充滿極大的好奇心。
在即將被處死的時刻，科恩當然不可能知道敘利亞政府的緊張和不安，最後的裁決僅僅是48小時前確定的，而且只有軍隊和政府中小數上層官員才知道此事。敘利亞總統阿明-哈菲茲上將命令黨政軍首領在大馬士革待命。秘密報告中建議，對這個超級間諜執行死刑的判決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續，以免激起一場來自以色列的進攻。當晚，敘利亞軍方在敘以邊境沿線增加了摩托車，大炮和迫擊炮等輕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隊。
科恩雖然對這些緊急防備措施一無所知，但他從防備森嚴的警戒系統中已感到敘利亞人的某種不安。當他走向刑臺時，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確地給予了拒絕。他的臉是蒼白的，但顯得很平靜。
在刑臺上，上校向科恩問道：“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你在敘利亞有同謀嗎?”這些問題正是他被捕以來，一直使敘利亞領導人深感煩惱而又得不到答案的問題。
科恩仍舊重複著那幾句僅有的供詞：“我並不以為我有什麼罪過，我僅僅是做了我該做的而已。”隨後，他轉身離開上校，徑直走向絞刑架。
伊利·科恩就這樣結束了他那撲朔迷離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同家或在敵對的國家裡都給人們留下了傳奇般的形象。
2 歸來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32歲移居以色列。他從小就被培養成一個虔誠的信奉猶太教的孩子，曾想在當地猶太居民區當一名傳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東方猶太人，在城裡經營一個賣領帶的鋪子。
1957年科恩來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國防部當譯員，負責翻譯阿拉伯又報紙上的材料。這段時間，以色列間諜組織摩薩德注意到了他的身世背景所帶來的間諜潛力。摩薩德知道在科恩小時候全家曾遷往敘利亞的阿勒頗住過一段時間。因此他們想把科恩派到敘利亞這個非常難以滲入的阿拉伯國家去。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馬爾·阿明·塔貝斯這個名字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關係，同時他還按摩薩德所希望的那樣去同那裡的敘利亞僑民接觸。這樣，當他前往大馬士革的時候，他就會獲得他所需要的那種能得到別人信任的條件。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們預想的還要出色。
他的進出口貿易公司，依靠摩薩德慷慨提供的大筆資金，很快興旺起來，這使他出了名，能夠十分自如地往來於敘利亞上層僑民之間。
僅僅幾個月，科恩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敘利亞僑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放出風去，說是要了卻畢生的一個宿願，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敘利亞去看看，這可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回去。1962年1月1日，他帶著一些私人介紹信，登上了從熱那亞開往貝魯特的阿斯托里亞號客輪。他買的是頭等艙，住在甲板上的一問客房裡。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鉅商富賈交上了朋友。9天后，他靠著在船上認識的一位有影響的敘利亞人沙伊特·阿爾德的幫助，由阿爾德開車把他帶過了黎巴嫩敘利亞邊界，到達了目的地大馬士革。
幾天後，他動情地對他新結識的朋友們說，他多年漂泊，現在終於回到了故土，今後就不想再離開了。敘利亞是他的老家，是他準備度過有生之年的地方。通過從拉丁美洲帶來的私信結識的朋友卡曼爾·阿爾赫申的幫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魯馬納區找到了一套十分雅緻的公寓，正好對著敘利亞武裝部隊總參謀部。他非常清楚周圍許多鄰居肯定都是敘利亞的軍官，同時，許多經銷處、銀行和工業公司的總部和一些大使館也設在這裡。
3 初戰告捷
科恩通過觀察他的近鄰窗戶對面的敘利亞總參謀部開始了他的工作。
在連續監視了幾個白天和晚上之後，他注意到只有5問房子的燈是徹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測那是夜間值班員往的地方，並斷定這些房子屬於“軍事情報作戰處”。
1962年3月8日晚7時，大馬士革電臺廣播：“今天我們英勇的士兵給猶太復國主義者以粉碎性的打擊。敘利亞軍隊摧毀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戰船，敵人遭到嚴重損失，他們在敘利亞軍隊到達前就撤退了。” 科恩猜測到這個報道會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敘利亞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發起挑釁了。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見總參謀部的窗簾後面，細心地觀察敘利亞總參謀部的情況。
他立刻注意到大樓裡面和附近有些異常的活動：幾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連續幾天徹夜通明。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發生以來，大馬士革街頭出現的軍車、特別是坦克運輸車的數目增加了。
科恩馬上起草了一份電文發往特拉維夫：“總參謀部很忙，燈連續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隊調動，確信敘利亞軍隊處於戒備狀態，沒有任何要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地方報刊上充滿了惡意的反以色列情緒。所有這些都應視為是直接針對以色列的。”
他的判斷沒有錯。以色列方面對此作出的反映是加強在加利利沿海陣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戰鬥爆發；第二天凌晨便結束。以色列軍隊大獲全勝。
儘管邊境上的局勢仍然緊張，但科恩還是忙著辦理進出口的業務，這樣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為可信。接下來的兩個月，敘利亞政治局勢動盪不已。納哈拉威旅長髮動的政變推翻了“軟弱”的舊政府，不久，一支由“自由軍官”率領的軍隊又把納哈拉威趕下了臺。在這期問，敘以邊境顯得較為平靜。正是通過科恩遞送的情報，以色列對敘利亞的政治局勢瞭若指掌。
在這前線平靜的時期。科恩和他的兩位朋友阿爾赫申和馬阿齊在敘利亞前沿陣地上進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查清了敘利亞的軍事佈置，如火力點、迫擊炮的型號、重火力點的位置、德國式坦克以及前蘇聯的無後座力炮的數量和位置等，並電告了以色列情報局。
4 河流改道與米格戰鬥機
1963年夏天，在科恩以到阿根廷辦事為藉口準備起程返回以色列之前，敘利亞政局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軍方領導人進行了一次大換班。在特拉維夫，總部就如何發揮他的作用的問題而犯難。一方面，總部認為他是被派到敘利亞去的間諜中最優秀的一個，他能提供第一流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因此，特拉維夫當局很想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交給他更危險的任務。另一方面，對這樣有價值的諜報人員卻必須儘量少給任務，避免暴露，不然就會使他的諜報生涯過早結束。
不管怎樣，有兩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已迫在眉睫：第一，敘利亞改道約旦河的計劃好像已進入實施階段，這將會破壞以色列的大部分灌溉計劃；第二，有根據認為敘利亞將得到前蘇聯提供的新式武器裝備，其中包括米格21戰鬥機，它比過去威脅著以色列的米格19戰鬥機速度更快、戰鬥力更強；另外還有和埃及一樣的。配備著科瑪導彈的小型艦艇。特拉維夫急需科恩從他那些要員朋友們那裡，探聽出一切有關這些方面的情報。
科恩一回到大馬士革，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清敘利亞改道約旦河的計劃上。他的上司不斷來電，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盡力答覆這樣一些同題：敘利亞改道約旦河計劃的詳情是什麼?他們準備何時付諸實施?準備怎樣實施?
1964年在開羅召開了阿拉伯國家最高級首腦會議。會議決定，敘利亞應全力以赴完成改道約旦河的計劃。
科恩從哈圖姆和戴利兩位掌握計劃內情的上校那裡，弄清了計劃的大致情況。改道計劃是沿著敘利亞高地(也叫戈蘭高地)挖一條渠道，把巴尼亞斯河水引到約旦境內的雅穆克河裡。這樣，每年就從約旦河分流出一億立方米的水。從以色列的觀點來看，這是一項十分邪惡的計劃，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科恩不滿足已掌握的情報，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通過大馬士革各階層的熟人收集相關情報，彙集起來，給他的上級提供了有關改道計劃的全部詳細情報，其中包括渠道結構和地形的草圖；弄清渠道施工期為18個月；在巴尼來斯河上將建設一個大水電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這些情報使以色列緊張起來。他們決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來阻止計劃的實施。
在這段時間，科恩曾三次有幸親眼目睹敘利亞防禦工事的規模和實力。這些工事是敘利亞軍隊沿著敘以邊界，在俯瞰加利利海的戈蘭高地上陸續建立起來的。每次，他都與馬阿齊-扎赫雷丁同行。馬阿齊的叔叔雖然倒臺了，但他仍是預備役軍官。他們巡視高地一週，觀看了將把高地建成另一個馬其諾防線的大型防禦工程。每一次他都看見前蘇聯專家在指揮工程從頭一年的4月份以米，莫斯科派出無數的專家前往敘利亞，他還參觀了埃爾賀馬南區指揮所的建設工地，在那兒的軍官宿舍裡住了一夜。
以下是這段時期內，這位派往大馬士革的間諜發回特拉維夫的幾條重要情報的標題：
為隱藏15英里射程的蘇制大炮而構築的混泥土暗炮臺的詳細情報；
可供裝甲車和坦克行駛的數英尺深的戰壕的詳細情報(附科恩畫的草圖)；
運輸200輛J-54型蘇制坦克的第一手資料。這些坦克主要用於對付以色列。在與以色列發生衝突時，敘利亞的軍事計劃，主要內容是用坦克和裝甲車跨過加利利，向以色列領土縱深挺進，切斷這塊領土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最後，還有4架米格-19戰鬥機和飛行員的詳細情報，以及最近才運到敘利亞的米格-21戰鬥機的一組照片。
5 營救風潮
1965年1月21日早上8點鐘，伊利·科恩剛剛給特拉維夫發完一份電報。突然，公寓大門傳來一聲巨響。他還沒來得及動彈。門已被砸破了。他馬上站起來，本能地把小型發報機藏在手裡。3名身著便衣的人衝進房間，用左輪手槍逼著他，命令他舉起手來。他還不知道，數十名敘利亞保安人員已經包圍了這個街區。
指揮這次行動的是一個身材魁偉的軍官，科恩認識他，他就是敘利亞反間諜機構的負責人蘇米達尼上校。他衝到科恩面前：“你這該死的間諜，這同可把你當場捉住了!”他並不掩飾他對間諜的義憤和獲得勝利的喜悅。
就這樣，這位享有“以色列間諜之王”之稱的以色列最優秀的間諜被捕了。就在被捕的當天晚上。在蘇米達尼上校逼迫他向他的總部發一封內容由敘利弧軍事情報機構擬定的電報時，科恩通過一點小小的指法的變化把他落入敵手的事告訴了特拉維夫。他在離開以色列之前與上級商定，如果他落入敵人魔掌，就用這種變換的指法通知上級。
科恩被捕後，以色列在全世界範圍內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營救科恩的政治戰和外交戰。駐各國的以色列使館都緊急動員起來了。外交人員，以色列外交部和國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開始在各國對那些有影響的友人做工作、造輿論，以期對敘利亞政府施加壓力。兩個月後，對科恩的審訊結束。接著。他們得知，儘管全力營救，科恩還是被判了死刑。他們又以加倍的努力，投入新的營救工作。
不少國家的首腦和知名人士。包括羅馬天主教皇保羅四世、法國總統戴高樂和總理埃德加·宮爾、加拿大總理迪芬貝克、國際紅十字會及數目驚人的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南美各國的國會議員、參議員、新聞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敘利亞當局發出。“對科恩免予死刑”的呼籲，但均遭到大馬士革的拒絕。
比利時首相胡斯曼、東歐幾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甚至親自到大馬士革請求赦免科恩，但他們的請求同樣被拒之不理。
3月7日，以色列反間諜機關在海法逮捕了為敘利亞搞諜報活動的5名敘利亞特工人員。以色列立即公佈了他們的名字，並提出用他們5人再加上前些時候被逮捕並判了刑的一名敘利亞間諜來換取科恩一人。但敘利亞對此建議未做任何回答，他們似乎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抓住科恩不放。直到科恩在大馬士革的烈士廣場被處死後，這種營救活動才告結束。
6 尾聲：空前的功勳
科恩死後，在以色列秘密情報部門科恩的卷宗裡已裝滿了他提供的各種情報，其中的大部分在幾小時內就送給了駐守敘以邊界的以色列部隊，一年後，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進行的那場著名的現代戰爭“六口戰爭”中，憑藉科恩提供的情報，以色列軍隊所向披靡，向戈蘭高地發起猛攻，僅在幾小時之內就佔領了那個被大多數軍人視為不可征服的堡壘。這時，在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的機關裡，人們為伊利·科恩舉起酒杯，以示懷念。正是他創建了那別人無法創建的功勳，才使這次進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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