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一下江南地區無錫、武進、宜興、太倉、吳江、常熟、崑山、嘉定等縣的歷史沿革，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在清代雍正年間，它們都被拆分成兩縣，皆同城而治。
蘇州
松江
常州
這是怎麼回事呢？
雍正二年（1724年），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地行政區劃調整，或升州或析縣，具體是這樣的：
蘇州府，析長洲縣東南部置元和縣，與同為附郭縣的吳縣三縣同城而治；析吳江縣西部置震澤縣，析常熟縣東境置昭文縣，析崑山縣西北部置新陽縣，皆同城而治；共轄九縣。
升太倉為直隸州，隸屬於江蘇布政司；析州地置鎮洋縣，析嘉定縣東境置寶山縣，加上原有的崇明縣，共轄四縣。
松江府，析華亭縣置奉賢縣，析婁縣置金山縣，析青浦縣置福泉縣，析上海縣置南匯縣；共轄八縣。
常州府，析武進縣東部置陽湖縣，兩縣作為附郭縣同城而治；析無錫縣東部置金匱縣，析宜興縣置荊溪縣，同城而治；加上原有的江陰、靖江二縣，共轄八縣。
升州析縣示意圖 無錫冷知識繪製
這樣，江南地區的行政區劃數量，由原來的三府增加為三府一州，實際增加了 13個縣，多出將近一倍，這堪稱江南行政建制史上的一次巨大變動。此後直到清末，除松江府稍有調整外（乾隆八年，撤銷福泉縣，仍併入青浦縣；嘉慶十年，新設縣級川沙撫民廳）；蘇、常二府基本維持不變，延續近二百年；直到辛亥革命後，各地才又重新合二為一。
問題來了，當初為什麼要搞這樣的大動作呢?
雍正二年六月十九日，兩江總督查弼納上書《為請分大縣以收實效事》，首先說明了江南蘇、松、常三府賦稅的繁重程度，接著分析了難以徵收的現實狀況及不良後果，又強調了升州析縣的必要性：
竊照江南賦稅甲於天下，蘇松所屬大縣，額徵地丁漕項雜稅銀米，多者至四十餘萬，是一縣糧額與四川、貴州一省之額數相等。況州縣錢糧，納戶零星，款項繁雜，民情巧詐，百端詭隱，徵比倍難。加以人情好訟，盜賊竊劫，刑名又極紛繁，縣令徵比錢糧，辦理欽部案件，日夜匆匆，不得休息，力既疲憊，才難兼顧，安有餘力除弊。故蒞任未幾，動多罣誤，升遷者少，獲罪者多，非盡其才不逮，實亦力不能周也。夫人之材力不甚相懸，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材能偏拙? 良以事務殷繁，則才短於肆應；而賦稅難清，則政拙於催科。官既不能久任，吏遂夤緣舞法，蝕課蠹民，奸弊百出，亦事勢之必然也。
緊接著，他提出因地制宜、救偏補弊的對策，也就是升州析縣：
臣聞琴瑟不調，取而更張，流之不潔，在澄其源。大縣難理，莫若分而為二，則銀少易徵，上有益於國課，事簡易從，下有裨於民生。
查蘇州府屬之長洲、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五縣，太倉一州，松江府屬之華亭、婁縣、青浦、上海四縣，常州府屬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額徵銀米多者至四十餘萬，少亦不下二三十萬，以此十三州縣，各分為兩，其錢穀刑名尚與大省之中府相等，經理亦非易易，然較之未分之前，僅為得半，中材或可奏效矣。
為了避免升州析縣造成增建城池衙署和增設官員的財政負擔，他還提出一些具體的補救措施，如裁撤冗員、利用武職或通判衙署城池等。
查弼納上奏後，七月八日奉旨“九卿會議具奏。”此後，戶部非常認可其升州析縣的奏請，認為“以難理之地責之一人，雖長材不能兼顧，分而為二，但勤職即可奏功，此誠因地制宜之良法也，應如該督所請，將長洲等十三州縣各分立一縣”。
常熟
關於析縣後的官署設置，戶部則稍有調整，主張儘量“同城而治”，或將析出新縣城置於府城作為附郭縣，或與原有之縣同城而治。
“查江南州縣，或有未建城之處，然系地僻糧少，訟簡刑清之州縣，故雖無城郭之固，亦可保無虞。今長洲等七縣，以錢糧重大，故分為兩縣，所分之縣，錢穀刑名與大省之中府相等，倉庫牢獄關係重大，是必不可不建立城池者也。然建立工費浩繁，且江蘇之大市大鎮，雖人煙湊集，而其中多溪河水港，且田疇阡陌，錯雜其間，若於此建立城垣，形局不能方整，又不無侵佔田畝。
臣等愚見，竊謂長洲等所分七縣，其設立官吏，宜照附郭兩縣之例，與舊縣同城而治，其太倉州分出之縣，即為太倉州之附郭，則既無建立之費，又有城垣之守，而百姓之納糧完賦者，雖分兩邑，原在一城，與昔無異。將來分進生員之肄業者，即附於舊縣之學宮，則學宮亦可不必另建，似為省便。
至常熟之福山、嘉定之吳淞、上海之川沙、華亭之青村，雖有城垣，系分汛駐防之地，其規模狹小，不稱建設大縣，又居民寥寥，藉欲所居成邑，非數年遷徙不能，恐滋煩擾，且沿近海邊，兵民雜處，亦有未便，而華亭之金山衛，自有學宮、倉庫，雖系衛所，實與一縣無異，不便又將一縣併入，似應將常熟等五縣新分之縣，所設官吏亦與舊縣同城而治。其武進所分之縣，應如該督所請，即駐府城，與武進分理，則吏治得分縣之利，百姓無分縣之煩矣。”
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江蘇巡撫張楷題請，蘇、松、常三府屬太倉、長洲等十三州縣，恭請皇帝欽定嘉名，頒給印信，銓選人員，部議覆奏。八月一日，奉旨“依議”。大學士馬齊等擬定新分縣名，呈送御覽，皇帝圈定。就這樣，江南三府升州析縣的大事，只經歷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即付諸實施，宣告成功。此後，劃界分疆，今昔異制，一縣變兩地，自是另一番氣象。
其實，江南地區的析縣，並不是雍正年間才有的事情。南宋以來，屢次出現。南宋嘉定十年（1218年），析平江府崑山縣東部5鄉，置嘉定縣。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析華亭縣東北五鄉立為上海縣。明代成化七年（1471年），析常州府江陰之馬馱沙置靖江縣。弘治十年（1497年），割崑山三鄉、常熟一鄉、嘉定二鄉，建立太倉州，領崇明縣，隸於蘇州府。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析華亭、上海西北境地設置青浦縣。不過，這些升州析縣的行為，主要是從便於管理的角度來考慮的，而非出於賦稅繁重的原因。
蘇湖熟 天下足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明代邱溶指出，“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南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清代梁章鉅也說過，“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也就是說，江南地區是經濟最為先進發達、繁榮富饒的地區，朝廷財政對江南地區頗為依賴。
賦稅繁重是明朝以來的老問題，卻到此時才大規模升州析縣，原因何在？
範金民教授有《政繁賦重，劃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間江蘇升州析縣之考察》的文章，重新梳理了前人研究的各類文獻，對南宋以來江南縣級區劃的分置，作了歷時性考察，並具體分析了明清兩代官員考成之輕重差異。
無錫
他認為，明清兩代同樣賦稅繁重。然而，兩代對官員的徵糧考成（考核）卻不一樣。明代的江南地區徵收錢糧雖多，對官員的考成卻較輕，並不以十分為準，只要七八分即為上考。清代定額較前為低，但制定了嚴格的官員徵收錢糧考成法。江南地方官府加緊催徵錢糧，卻仍然難以完成任務，考核不合格，或降職，或斥革，成為清初江南官場極為突出的現象。
“正是在繁重的賦稅定額和嚴格的官員考成制下，即使地方官員個個精明強幹，使出渾身解數，亦難足額徵收錢糧，而難免褫革降職之下場。官員考成全國一體嚴行，各地賦稅高下懸殊，蘇松常地區最為突出。在國家財政未見根本好轉之時，減賦既無可能，官員另行考成也難為朝廷採納，當地官員就只能謀求自身保全之策，升州析縣， 一分為二，政事和錢糧事務減少一半，官員徵收壓力減輕一半，政績考核勝算增了一倍。雍正年間重賦區蘇松常的大規模政區分析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
吳江
範金民教授指出，當時江南蘇松常三府的賦稅徵收的難度超過了官員考成的合理程度，從賦稅徵收和官員考成的角度，著眼於解決官員個人能力所及和徵收錢糧過多之間的矛盾，認為升州析縣的大規模行政區劃調整，其根本點在於為官員考成尋找合理的解決辦法，分攤官員賦稅徵收和繁劇事務的責任。
升州析縣，有什麼好處，又有何壞處呢？
到了雍正四年，升州析縣塵埃落定，江南三府各縣的官員笑逐顏開，考成的壓力降低了，心裡的大石頭終於放了下來。析縣之後，雖然蘇、松、常、太三府一州錢糧總數未降，但各縣錢糧徵收壓力大為減輕，再不用擔心考成不合格而受到上方懲辦了。據說，因壓力減輕，縣級官員的理政能力也得以合理施展。金匱知縣王喬林，“操嚴而政平，燭偽杜奸，不尚束溼”，政局平穩。
崑山
不過，對於老百姓來講，這卻未必見的是什麼好事。官員多了，對付百姓的手段也就自然更多了。對於雍正初年的大規模析縣，鞠瑗園者論道：“李公之分婁縣也，以華賦繁重，故為不得已之舉，議者猶謂其害民。嗚呼，昔之害猶小，而今之害何如乎！雍正三年間，江撫張名楷題請割分大縣，他郡不可枚舉，第就吾松四邑，今則分而為八，華分奉賢，婁分金山，上分南匯，青分福泉。彼之意似為裕國便民。獨不思，建一縣官，多一縣之騷擾；添一胥役，多一胥役之侵漁。其為害豈淺鮮哉! 億萬生靈，此報誠不爽耳。”
錫金軍政分府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南方各省紛紛獨立，各地武裝投入反清行列，如垂枯拉朽之勢，就將清朝滅亡了。9月16日，無錫光復。翌日，錫金軍政分府成立於金匱縣署，轄無錫、金匱兩縣。1912年5月，撤銷錫金軍政分府，錫金兩縣合併為無錫縣。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時，其他幾縣也相繼合併，歷時189年的江南三府的兩縣分治局面，就此劃上了一個句號。
參考文獻：範金民《政繁賦重，劃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間江蘇升州析縣之考察》，《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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