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前不久在“真水無香公益”發了一篇《紅色連衣裙女屍和風乾的斷手》文章介紹我自己過往的法醫工作之後，沒想到在網絡上引起了許多人對法醫工作的關注，我也破天荒地收到幾位女粉絲的私信，向我討教如何才能使她們成為一名女法醫。
說起女法醫，我身邊合作過的倒是有一些，杭州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部門的一大特色就是女法醫超多，她們當中不乏業績驚豔的，隨便秀幾個出來便可以獲得掌聲一片。
可我想說的是，女法醫們耀眼的職業背後絕不是人們可以輕易想象和理解的，她們參與偵破的每一起案件也並非一日之功所能造就。
從懵懂到初見，從實習到專業，從怯弱到堅強，幾乎所有的女法醫都曾經面對。
說到這兒，我還是想反覆提醒那些懷揣浪漫夢想的女粉絲們，如果沒有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千萬別輕易做出決定踏入女法醫的陣營，甚至我還想規勸她們，不要試著讀完這篇有關女法醫成長的故事，因為她們的成長與眾不同，她們經常需要面對的是高度腐敗屍體、成堆的屍塊，甚至被兇手用刀剔過肉的骨頭……
尖叫的女實習生
吳卉是個不折不扣的萌妹子，她特別愛笑，笑起來甜甜的樣子甚至不太像想象中的警察，如果需要拍攝一張面帶笑容的女警察形象照片，找吳卉來拍幾乎只需要拍攝一次就可以大功告成。
西湖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 吳卉
第一次見到吳卉的時候，我都想象不出像她這樣一位有著典型江南氣質的杭州姑娘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報考法醫系，而且還不遠千里坐著綠皮火車跑去四川的一所大學攻讀了五年的法醫學位。
答案是《鑑證實錄》，這部TVB攝製的港劇曾經塑造出一位令人歎為觀止的女法醫形象，這讓許多像吳卉一樣的女孩擁抱著熱忱走進了法醫系的大門。
吳卉當初是來我們法醫室進行畢業實習的，她的到來給我們平日裡有些刻板的法醫室增添了幾分樂趣，她有著開朗的個性，說段子講笑話逗我們開心，讓我們放鬆，可當我們將她帶到屍體現場的時候，她的第一反應卻是發出了尖叫聲。
也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想要考驗一下這位法醫女孩，吳卉第一次見到的屍體是一具高度腐敗屍體，屍體剛剛從一條河溝裡打撈上岸，平直地被擱置在岸邊的一張塑料布上。
對於早已習慣了腐敗巨人觀樣子的老法醫我來說，已然不會顧及四處聞臭趕來的成群蒼蠅，腦海裡思索的全是關於死者死因和死亡性質等等相關問題。
可吳卉是個初出茅廬的實習法醫，她受不了這種未曾有過的感官衝擊，畢竟，大學教材裡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學術文字是親切的，《鑑證實錄》裡灑脫幹練的女法醫勘驗屍體時是隔著屏幕的，而眼前這全身汙黑散發著濃烈臭味的高度腐敗屍體是多麼的真實而有味。
吳卉當場尖叫了一聲，可她很快就用戴著塑膠手套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願意讓現場那些老道的刑警們取笑。
可一切都太晚了，後來大家都記住了那歷史性的一幕，只是因為她的專業學的是法醫，法醫看到屍體竟然也會害怕，自然很快就會被傳為佳話。
其實對於女生來說，看到高度腐敗屍體尖叫一聲不算太嚴重，同期實習的一位男生才真正的不堪，我看見他搬動屍體時不斷哆嗦著雙手，戰戰兢兢的樣子著實可愛，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很多年以前在南京實習檢驗屍體的時候也是這般惴惴不安。
吳卉沒有退卻，不斷適應並挑戰自己的心理極限，最終圓滿地完成了實習。
一晃很多年過去了，現在的吳卉已經是西湖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一位出色的女法醫，整天忙工作、忙論文、忙養娃，而那位哆嗦的男生在畢業的時候果斷選擇了退出，揹著吉他在杭州開了一家樂器店，也實現了自己的夢想。
吳卉現在穿著警服的樣子英姿颯爽，要不是親眼目睹當年她實習時的窘境，怎麼也想象不到現在工作時成熟穩重的她竟然是從驚慌和恐懼中開始慢慢成長的。
一個人的成長終究是需要過程的，大多數職業的成長過程溫和而漫長，而女法醫的成長卻是在各種來不及準備的劇烈衝擊下迅速完成的。
如果從整個職業生涯上去看，吳卉起初遇到的那具高度腐敗屍體真的不算太糟，女法醫王琴從警不久便遭遇到一次心理上的極限挑戰，情況複雜多了。
一萬隻蛆的密集恐懼症
王琴走出華西醫科大學的校門便考進了我們的法醫室，那時候她只是一位清純的姑娘，一頭短髮一身休閒打扮，怎麼看就是個鄰家女孩。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王琴
王琴性格隨和，又勤快好學，大家很喜歡她，都願意帶著她一起出現場，所以她經歷的成長比常人多了許多，隨著歲月的流逝，有些故事估計她自己都想不起來了。
我記得有一回，有人在一條廢棄的鐵路邊挖起了一具屍體，那屍體的外面包裹著一隻蛇皮袋，蛇皮袋浸染了腐敗血水，看起來汙穢不堪。
王琴和我一起去了現場，她看見蛇皮袋已經出了土，便戴起手套主動去打開，沒等我戴好手套，便看見她變了臉色。
我不喜歡戴口罩，因為我感覺戴著口罩實在太憋氣，寧願被臭氣燻死也不願意被口罩活活憋死，這是我不願意戴口罩的歪理。
我以為王琴受不了臭味才變了臉色，可等我見王琴微蹙眉頭放下了蛇皮袋，才明白了原因。
因為蛇皮袋裡爬出了密密麻麻的灰白色蠅蛆，那些蠅蛆長短不一，長的接近一公分，短的還只是像芝麻大的小點點，它們似乎受到了驚動，正扭動著身體努力地爬出蛇皮袋。
我皺了皺眉頭，心裡一陣彆扭，因為我也沒有見到過如此多的蠅蛆一次性地出現在視野下。
可工作還得繼續，我讓王琴抓了幾條蛆測量了長度之後，才將屍體轉送到了殯儀館。
測量蠅蛆的長度可以推斷死者的死亡時間，這非常重要，王琴測量的時候顯得小心翼翼，她緊張的表情告訴我，那時候的她應該是心裡發毛的。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王琴
我們的解剖室坐落在杭州市殯儀館的一個角落，工作的時候經常會聽見外面傳來令人心碎的哀樂和送葬人員的哭嚎聲。
曾經身邊有一些老年人出於關心詢問我，經常去殯儀館解剖屍體會不會有晦氣，我說這可沒有辦法，因為案子需要，我們隔三差五必須趕到那兒，晦不晦氣就管不著那麼多了。
話題轉回來，那天的屍體到了殯儀館之後，我和王琴用水龍頭一起沖洗那具屍體，因為如果不將那些蠅蛆清除乾淨，肯定沒辦法進行接下去的屍體檢驗工作。
我們在清洗間至少耗費了半個小時的時間才將那些蠅蛆沖洗乾淨，沒了蛆的屍體的體表看起來好多了，這讓我們稍稍有些滿意。
當我們將屍體轉移到解剖臺上的時候，本來以為可以開始解剖了，可沒想到的是，等我換了件解剖衣回來，發現王琴又愣在了那兒。
我一看解剖臺，頓時也怔住了，發現屍體的體表上不僅又爬滿了蠅蛆，而且正有源源不斷的蠅蛆從屍體內部成群結隊地爬向解剖臺，似乎想要佔領那潔淨的不鏽鋼解剖臺臺面。
我不知道平時那些大驚小怪的密集恐懼症患者是不是可以挑戰這“一萬隻蛆”的場景，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要是看到這番情景會有怎樣的表現，可王琴最後還是跟我一起完成了那具屍體的檢驗，無論她當時的心情是沮喪的還是牢騷滿腹的，她的心理承受力應該攀高了一個層次。
因為當天工作到半夜，晚飯也沒來得及吃，派出所的人好心請我們去吃宵夜，巧的是，他們給我們上了一盤芝麻餅點心，可王琴看到那些芝麻餅卻始終沒有吃，後來她才告訴我，因為餅上密集分佈的芝麻使她聯想到了解剖臺上那些蠕動的小蠅蛆，自此以後，我和芝麻餅也絕了緣。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王琴
王琴平時很不滿我在食堂裡經常買豬心吃，因為她自己從來不吃。
有一回王琴又看見我買了一份豬心，便問道：“葉老師，你怎麼又吃內臟呀？”
我聽到“內臟”二字又差點吐了，直到現在，我都不再吃豬心。
法醫職業面臨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困境，檢驗死者胃內容物以及在死者大腸、小腸中尋找消化不全的食物殘渣更是讓人生起雞皮疙瘩，照相員最反感的就是在我們檢查胃內容物和食物殘渣的時候反覆調焦拍照，這些不得不的具體問題一直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王琴也認識到，工作便是這樣，她從來不假裝堅強，但也不得不堅強。
因為努力，因為執著，王琴現在早已成了一名優秀的女法醫，手頭參與破獲的案件數不勝數。
在王琴看來，像芝麻餅這樣的梗自然不值一提，可我覺得，這些貌似細枝末節的小事是其它任何一個職業都不會遇到的，從另一個側面去理解，這些小事推動著每一位成長中的女法醫走向成熟。
也許，在困難面前，只有前進才是正確的姿勢。
“玩”骨頭的女人
盧剛的名字聽起來像是男人的名字，可她分明是杭州市公安局的一位女法醫，在我眼中，她是一位溫柔嫻淑的母親，她曾和杭州首位女法醫陳惜秋一起共事。
在盧剛面前，我還算是位年輕人，我聽她說起過以前在市局大院簡易解剖室裡檢驗屍體的往事，只可惜我沒有親眼看到她手拿解剖刀的女法醫形象，她後來一直從事人體損傷鑑定的工作，雖然煩瑣辛苦但也快樂著。
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的女法醫周莉紅讓我似乎能體會到盧剛和陳惜秋她們當年的風采，因為周莉紅是她們嫡傳的弟子。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周莉紅
關於周莉紅，她的光環實在太多，只要隨便去網上搜搜，都會找到大把的新聞報道，我和她共事多年，打算在這裡披露一些不為人知的信息，想必那些官媒上怎麼也是不敢報道的。
周莉紅在我眼裡是個瘋狂的人，她似乎就是為法醫這個職業而生的，她痴迷於法醫事業，有段時間她甚至帶病工作。
作為女法醫，周莉紅似乎不需要克服心理障礙的過程，按照她自己的話說起來，就幾具屍體的事情，還能怎樣？
可週莉紅偶爾也說，在她沒有學習法醫之前，也同樣害怕屍體，只是她適應得比別人更快一些而已。
雖然周莉紅在心理方面很強大，但在我看來，她也有她不一樣的成長焦慮，她的焦慮跟她喜歡收集骨頭有關。
周莉紅在工作中發現，腐敗屍體的年齡推斷是個大難題，她一直擔心自己推斷的死者年齡出問題，於是她便開始想辦法去收集、研究各種骨頭，恥骨、胸骨、髕骨、鎖骨……她都研究。
周莉紅一邊收集骨頭一邊進行著研究，在焦慮和困惑中迅速成長，我們私底下開玩笑說她是“玩骨頭的女人”。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周莉紅
芝加哥女法醫凱西·萊克斯撰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書名就叫做《玩骨頭的女人》，法醫室正好買了一本，我們就將這個書名掛在了周莉紅身上，可我們很害怕她知道這綽號，不然她準定要翻臉。
周莉紅玩骨頭玩得不亦樂乎，甚至玩出了花樣，玩出了成果。
我經常會因為骨頭年齡推斷問題跟她吵得不可開交，可我不得不承認，在爭吵的過程中，我從周莉紅那兒偷學了不少技藝，更是對她收集的那一大堆骨頭垂涎三尺，那些骨頭是她多年研究的成果，也是她致勝的法寶，很多案件中死者的年齡問題都是周莉紅藉助她收集的骨頭去分析解決的。
周莉紅在研究骨頭的時候很投入，不過，她卻能隨意地從工作中切換到日常生活頻道。
在旁人看起來，周莉紅有些大大咧咧的，生活絲毫不會被從事的法醫工作所牽絆，她可以在實驗室裡一邊擺弄骨頭一邊聽些音樂，也可以在放下骨頭之後很快轉向食堂，更為神奇的是，當她拎著勘查箱出現在命案現場，那些圍觀群眾看到女法醫到來而議論紛紛時，她始終能聰耳不聞，專注於屍體和現場的勘查。
周莉紅專注於現場跟她醉心於收集骨頭一樣有著強烈的熱情。
周莉紅不僅自己專注，而且還鼓動新來的法醫有時候需要為法醫事業犧牲點什麼，她經常津津樂道地告訴新來的法醫，她認識一位老法醫，傳說他為了驗證屍體上的咬痕到底是不是生前損傷，竟然不顧一切地趴在屍體上咬了一口，以此作為比對損傷新鮮程度的參照。
我從不願意看到有法醫真的這麼幹，但周莉紅崇尚的這種法醫精神還是讓我肅然起敬。
女法醫不都是像周莉紅這般大大咧咧的，她的反面便是朱琳。
洗手半小時
朱琳從小生活在杭州的河坊街，她長著一雙水靈靈的眼睛，似乎永遠都充滿著青春活力，她辦理案件的時候半夜從來不用睡覺。
這絕對不是我在誇她，我發現朱琳如果晚上加班到天亮一夜無眠，第二天吃完早飯繼續照常上班，想起最近網上炒作兇猛的“996事件”，這要是放在她身上，簡直就是笑話。
朱琳和其它女法醫是完全不同的，她大學讀的是生物學專業，畢業之後報考法醫室是一場誤會，她以為公務員報考目錄中的DNA專業只是分子生物學的一部分，絕對不知道這個DNA實驗室裡頭幹活的大多是女法醫，她在大學的時候熱衷於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所以就毅然報考了。
朱琳來報到的第一天，我們請她吃了飯，然後還K了歌，說實在這有點兒破例，請一個菜鳥吃飯是從來沒有的事。
朱琳很懂事，她當然感覺到了組織的溫暖，不過第二天來上班的時候，我們稱呼她“朱法醫”時，她便有些尷尬了。
朱琳非常不習慣這個稱呼，她沒想到自己一個生物系畢業生竟然一夜之間成了法醫，她有點誠惶誠恐，擔心我們以“朱法醫”的名義迫使她去檢驗屍體。
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打算，但是人家說，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不說解剖屍體吧，我們從現場撿回來的骨頭呀什麼的總得提取DNA吧，這對於沒有學習過人體解剖學的朱琳來說是一件非常為難的事，她曾為此哭過，而且哭得很傷心。
但是朱琳對於她身上的警服非常敬畏，她知道她意外成為了“朱法醫”，可她還是一位人民警察，她說服自己嘗試接受那些骨頭，接受其它各種她聞所未聞的檢材，最終也成了小能手。
朱琳的警服永遠是異常潔淨的，保持警服潔淨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可這其實是她最為致命的問題，她是個有著“潔癖”的女孩。
有些人對朱琳的行為是很有看法的，因為朱琳如果檢驗完一根骨頭，洗手都得花上半個小時，等她一起吃飯是件麻煩事，她旁若無人地反覆用洗手液一遍又一遍地塗抹在手上，然後用清水衝去。
我們經常試圖說服朱琳放棄這種極端的做法，她卻說她做不到，她總覺得那些骨頭的氣味留存在她的手上。
朱琳後來去了英國留學，我以為可能是法醫職業給她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心理陰影，她才選擇逃離法醫職場的。
可幾年後我意外發現，朱琳又在紐約的一家Forensic Science實驗室繼續從事著老本行工作，而且據說洗手的時間還是半小時。
帶娃去上班
朱琳的師傅是李佑英，李佑英帶出了一大批像朱琳這樣的徒弟，這跟她創建了刑偵支隊的DNA實驗室有關。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李佑英
現在杭州市公安局的DNA實驗室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從當初李佑英一個人發展成了現在的一箇中隊，從開始的三間房延伸到了整層樓。
我和李佑英是同期調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現在一轉眼近二十年過去了。
那時候杭州案子挺多的，杭州刑偵支隊四處收羅有工作經驗的法醫過來加盟，我拖著行李箱從福建翻山越嶺過來，李佑英則牽著她的寶貝女兒也從溫州投奔到了杭州。
來到杭州之後，李佑英一如既往地撲在工作上，為她的實驗室操碎了心，規劃、設計、買設備、購耗材、謀發展……她始終讓杭州的DNA技術位居在全國前列。
李佑英雖然在專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她有著不一樣的成長之痛，因為她是一個孩子的母親。
一路走來，李佑英心裡覺得最虧欠的便是她的孩子。
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 李佑英
關於這一點，我是非常有感觸的，我記得有本書的名字叫做《負債功勳》的，說的就是許多警察因為把時間都耗在了工作上而對家人和孩子欠下巨大的感情債，就算是成了功勳，也是負了感情債的功勳。
看完那本書我發現，李佑英在她自己的成長經歷中也是負了感情債的，不然她也不會在說起孩子的時候顯得那般愧疚。
我是後來才知道的，李佑英因為丈夫不在身邊，只有她一個人帶著孩子在溫州，一呆就是八年。
八年的時間對於一個獨自帶娃的母親來說意味著什麼，也許只有做過母親的人才能真正體會。
李佑英在溫州從事的是屍體檢驗工作，她經常將孩子帶在身邊，工作忙不過來時，有時候把孩子託付給同事照看，有時候索性將孩子放在瞭解剖室隔壁的法醫辦公室裡，讓孩子自己做作業，而她只顧自己去忙工作。
李佑英雖然很享受同事們賜予她的“小李飛刀”美名，可等她解剖完屍體回到辦公室，發現孩子一個人趴在辦公桌上睡著了，那樣的場景幾度讓她淚崩不已。
可李佑英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孩子在她辦公室裡做過一件差點讓她後悔一輩子的事情，好在孩子一直隱瞞著那件事，直到長大之後才說出來。
李佑英來到杭州和丈夫團聚之後，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孩子成績一直不錯，高中畢業時順利地考上了臺灣的一所大學，現正在攻讀碩士學位。
前幾天，李佑英發現她女兒發了個朋友圈，上面寫道：“我小的時候，因為媽媽工作很忙，於是經常跟著她一起混法醫辦公室，可我不小心目睹到了屍體解剖的照片，這讓我現在的心理變得很強大。”
這條朋友圈立刻炸開了鍋，一位閨蜜同學說：“可是你媽媽看起來是個溫柔的人呢。”
言下之意，“溫柔的人”不應該讓孩子看見屍體解剖的照片。
李佑英看了之後感到非常震驚，她第一次聽她女兒說起在法醫辦公室看到屍體解剖照片的事情，這讓她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她敏感地想到，如果當初女兒在看完那些一個孩子無法承受的屍體解剖照片而留下了心理陰影，那她將後悔一輩子。
震驚之餘，李佑英又再次仔細閱讀了那段文字，心裡才稍稍有些寬慰，因為女兒秀出自己“現在的心理變得很強大”。
花兒，安好
杭州還有許多我瞭解熟悉的女法醫，高林林，富嘉莉，朱雯婷……
她們也有恐懼、糾結和迷茫的過去，她們最終都戰勝了自己。
她們的工作是有突破性貢獻的，她們是案件迷航時的希望，她們在不斷用自己的努力去彌補人們生活中的些許缺憾。
可在我眼裡，她們同樣是花，是溫婉的女人，她們的愛情溫馨而浪漫。
吳卉嫁給了一位男法醫。
周莉紅嫁給了一位男法醫。
李佑英嫁給了一位男法醫。
王琴嫁給了一位男警察。
高林林嫁給了一位男警察。
富嘉莉嫁給了一位男警察。
……
這是道不盡的緣，男法醫當然最懂女法醫，男警察也是。
當我每每經過老單位樓下的時候，總會不由地在心中默默唸叨，花兒，安好。
部分照片攝影：許志偉
作者簡介：葉家喜，男，1974年生，江西玉山縣人，同濟醫科大學畢業，曾在福建晉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隊、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擔任法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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