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撞擊，茶館文化也呈現出與以前不同的特點。其陳設更齊全，功能更多樣，有中西合璧的特點。清末民初紹興有幾家高等茶館，如適廬、鏡花緣、第一樓等，一般的下層勞動者是不敢進去的。在一些茶館裡，甚至用從西方傳入的汽水泡茶。此外西方的茶點、飲料也大量進入中式茶館，如咖啡、可可、汽水、啤酒、蛋糕等。
清末民初，茶館的社會功能得到了加強，特別是信息的交流、集中之特點。
茶館興起了“吃講茶”，即解決事情糾紛。茶店外面臨街處擺有兩張桌子，俗稱馬頭桌或臺鞍桌，這桌子只有鄉間街坊上有聲望、說話算數的人才有資格去坐。人們發生糾紛，覺得不值得上衙門打官司，就去吃講茶。雙方約定好時間，邀請“某店王”到茶店去，當時在場的茶客每人沖泡一碗茶，先由爭執雙方各自陳述矛盾糾紛的始末，然後由茶客分析評議，然後由坐馬頭桌的人裁決，茶客們再做附議性的表態，某店王說了算數。如判某人過錯，所有茶客的茶資由其支付。
此外明末清初的茶館，也是各種社會幫派組織的重要活動場所，甚至有些茶館是由他們開辦的。
這一時期由於社會動盪，戰亂不斷，各種矛盾尖銳，茶館成為人們瞭解時局、預測形勢發展和獲取各種信息的主要場所。茶館數量陡增。四川有句諺語，“頭上晴天少，眼前茶館多”。僅以成都來說，40萬人口的城市，茶館多達1000多家。紹興光沿河橋頭就有上百家茶館。隨著數量的增加，經營上也呈現出多樣性、複雜性。
這段時期的茶館有以下特點：
1、茶館的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政治、經濟色彩更為濃厚。一些地方茶館成為行業交易的主要場所，人才招聘的自由市場，例如農民良種、牲畜等買賣都在茶館做成，教師求聘、某人應職也往往在茶館商定。由於時勢動盪混亂，茶館還成為政界人土或黨派人物活動的場所，如革命戰爭年代，地下工作者常到用茶館接頭。佈置任務，《沙家濱》中的阿慶嫂就利用茶館做革命掩護工作。當然，也有一小撮人利用茶館於卑鄙、骯髒的勾當，如算命、賭博、賣淫、販毒、綁票等。
2．裝飾、佈置更趨講究，西方文化與古老茶館文化兼營並。隨著國門的被打開，西方的思想文化逐漸滲透我國，反映在茶館業方面，即一些茶館陳設、佈置出現歐化，有的直接經過挑選，建在風景名勝區或旅遊景點內，設包廂，擺西方傢俱、沙發，掛西洋油畫和風景水彩畫，播爵士音樂；有的茶館佈置中西合壁，滿足不同口味客人需要。將古老茶文化與現代的擺設、新派的服務融合在一起。
3．文化內涵與意蘊的加深。這時期茶館的文化色彩更趨鮮明，不僅與文化人士結下深緣，而且讓大眾百姓在此得到文化薰陶和享受，茶館幾乎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塊樂土，許多社會名流、文人雅士在茶館留下了一幅幅生氣昂然、雅趣橫生的茶事圖。
在北京，茶館、茶園成了戲園的代名詞，如著名的廣和茶園曾邀請許多名伶在此獻藝，東順和茶社不僅京劇票友常到此聚會活動，連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也經常光顧品茗聽唱。魯迅、老舍更是茶館常客，據說魯迅的〈小約翰〉一書還是在北海公園的茶室裡翻譯成的。
在上海的茶館，我們也可尋覓到許多文化人土蹤跡，茅盾、夏衍、熊佛西、李健吾等作家都常去茶館喝茶、聊天、寫作。
上海老城南面的“亦是園”、“點春堂”、“徐園”，城西北的“露香園”，城西南的“董園”，城中的“西園”，更是名人雅士留連忘返之地。
南京著名的“新奇芳閣”茶館，還為作家張恨水、張友鸞，畫家傅抱石等闢有雅座，設紅木桌椅、穿衣鏡。
茶館還是一些曲藝大師的藝術發祥地，如四川名藝師李德才、李月秋、賈樹三，著名評彈演員徐鳳仙姐妹等，他們的藝術生涯都是從茶樓、茶館開始的，大眾百姓也從這裡欣賞到了名師名家的精湛技藝，豐富和愉悅了精神文化生活。那時一些茶館還舉辦棋賽、鳥鳴等活動，吸引了一大批棋迷、鳥迷，使他們身心健康因此得益。
閱讀更多 之乎者也先生多乎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