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採礦的科學到實現科學地採礦
——記我在礦大的一生，以慶祝110週年校慶
錢鳴高
編者按錢鳴高院士從與學校結緣講起，回憶自己科研生涯與礦大辦學路，流露出殷殷愛校之情。錢老在文末對學校未來方向提出了獨到見解，對礦大110年校慶表示慶祝，並對青年後輩寄予深切厚望。全文共計9000餘字。
一、我的礦學之緣
人的一生總是充滿變數。1948年在蘇州中學讀書時，有一次我路過平江路，看到了焦作工學院。那時她正處於艱難時刻，談不上規模，更談不上是我將來理想的去處。解放後國家對能源高度重視，而煤炭當時佔我國能源的90%，因此迅速將以採礦和冶金為主的焦作工學院返回焦作，而後又到天津，於1952年又將北洋大學和唐山交大的採礦與其合併，建成以莫斯科礦業學院為樣板和以煤炭開採培養人才為目標的北京礦業學院，配備了強大的師資和幹部隊伍，並聘請了蘇聯專家。當時學校學術氣氛很濃，大家都為煤炭事業而學習和進行科學研究，因而成為北京八大學院之一的著名採礦學府。可以說這時是學校的鼎盛時期。想不到而後我與她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這所學校度過了有意義的大半輩子學術歲月。
現在很快就將迎來學校110週年校慶，我1954年由東北工學院（現稱東北大學）畢業，而後分配為北京礦業學院研究生，指導教師是張正平教授及蘇聯專家И．Е．Ломов。事實上當時是以蘇聯專家為主，每星期能單獨與Ломов見兩次面彙報自己的學習情況。由此我開始了奮鬥一生的科研工作。至今我在學校工作了65年，與學校有著深厚的感情。在這65年裡學校培養了我，給我創造了良好的工作環境。由於我一直是在搞科研工作，因此我願意把我在學校的科研經歷和培養年輕人的教學工作總結一下，也算是盡我的微薄之力來慶祝建校110週年吧。
二、我的科研之路
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吳子牧院長（早年留學法國，回國後參加革命，去過延安，是老幹部）向餘力（留蘇歸來的副博士）提出將來應該形成我們自己的學派。這給我的影響很深，也一直銘記在心。近期大家都在討論一流學科建設，我總結了我一生的做學問的過程，以及而後對採礦學科的認識，也是一次“由樹木到森林、局部到整體”的認識過程，奉獻給大家參考。
人類使用的資源來自於大自然，經過使用而後又迴歸大自然。礦業是人類從大自然獲取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是人類不能或缺的行業。採礦是對礦區地層的一次擾動，影響著地層的穩定和淺層的水系和環境。所以礦業大學培養人才，探索採礦獲取和利用資源的科學和技術，而後達到科學採礦以造福於人類是完全必須的，也可以說是永恆的。但一直以來採礦是粗放而又艱苦的行業，並且人們片面地認為採礦只需要技術和工藝，不存在科學，是一個不安全的行業，用百萬噸死亡率來評價煤礦的安全程度，因此採礦很難匯聚人才。事實上，入地比上天更難，更需要人類去研究它的學問，而後讓行業得到健康發展。
我開始科研工作時，當時的採煤技術是很原始的，採煤都使用單體木支柱，冒頂事故不斷。因此當時認為採煤的學問在礦山壓力。我認識採礦也是從這裡開始的。但從哪裡下手？一直在思考而不得要領。前人可供參考的文獻很少，自己常常處於苦惱之中，只能在井下搞測定、觀察。當然，由於不斷下井觀察到很多現象。問題的開始就是尋求工作面冒頂事故不斷和工作面壓力形成的原因。受到週期來壓的啟發，特別是層狀老頂破斷成塊狀其運動有一定的規律性，因此推斷有可能形成承載結構，而此結構的穩定條件和形狀將表現為工作面礦山壓力。事實上很多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當時有很多假說，如最初的梁、拱假說，而後發展到鉸接巖塊假說，雖然各自解釋了一定的現象，但都沒有完整的力學模型。到1962年，組織上讓我指導研究生（國內煤炭系統第一次自行指導），題目就是“採場上覆岩層活動規律”，但這篇論文仍然沒有圓滿地解決這個問題。
一般來說人生的道路在不斷經歷著“山窮水盡疑無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過程。對我來說1950年即將在蘇州中學畢業，誰能供我上大學？解放後東北工學院讓我由機械專業轉為採礦專業，讓我免費讀了大學。畢業後學校又讓我到北京讀研究生，1955年從阜新高德8坑做科研後回北京，檢查身體得了空洞型肺結核，處在死亡邊緣，學校送我去亞洲學生療養院，那時醫療上有了空氣針，救了我的命。就這過程來說，我一直感激學校對我的關心和愛護。由此在青年時期政治上一直要求進步。而後由於蘇聯專家回國和我的身體狀況，不得不中斷研究生學習而轉到教學崗位。從1964年開始，我下鄉兩年，改造自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一個啞巴睡一個炕，這時才知道北京郊區的農民幹一天才四角錢。1965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已經處於被批判的邊緣，因為我是“白專”典型，後來轉為批判“走資本主義當權派”，自己心情就放鬆了下來。1969年在京西煤礦以工人身份勞動一年，體力和安全倍受考驗。1970年學校搬去了四川華鎣山，在荒山禿嶺上辦大學，我是先遣隊成員，事實上就是搬運工，而後蓋房子當建築工人，稍微穩定了就去陽泉稿科研，一去就是一年，中間夏天回四川換一下衣服，家裡孩子全部送回老家讓孩子的奶奶和姥姥照顧。在這期間也感受到，四川人的生活環境既有高山峻嶺和激流的岷江，鍛鍊了他們不怕艱難的性格，也有成都平原生活的舒適。原來以為生活就這樣了。
上面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和學校搬遷四川使我的研究工作無形中停頓了，但我的思維沒有停頓。由於這一段時間，尤其是1972年引進英國的液壓支架，對工作阻力的確定爭論比較大。由此，老頂破斷後巖塊相互限制形成的結構問題又提到日程上來。一次偶然的機會（也是由於不斷實踐和長期思索的結果），我把破斷的堅硬巖塊視為構件單元，用結構力學方法獲得了老頂破斷巖塊相互鉸接形成結構的力學模型的解，並確定了其穩定條件。該模型解和穩定條件使得工作面各種來壓現象（頂板大變形和臺階下沉等）和支護原理得到了合理、充分的解釋。
1978年，由於生產需要，孔莊煤礦希望採用先採下層煤而後再採上層煤（煤層間距20m左右）的開採方案，這就提出了上層煤是否會被下煤層開採所破壞的問題。當時由於巖塊鉸接形成結構的思路已經打開，也即相對堅硬的砂岩破斷後因鉸接作用可以像砌體一樣重新排列整齊，因此我認為上行開採是可行的，並在礦井進行了上行開採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在這期間還進行了大量的現場測定，得到了塊體運動的全部信息。至此，證實了砌體梁模型的成立。
而後由於改革開放，1980年國家決定把這所培養能源人才的重點大學搬遷徐州，建設了當時一流的校園。當時大家歡欣鼓舞，下決心要在科研和教學上做出成績，以感謝國家的關懷。當時部領導點名讓我去德國進行考察,原來對德文我只能看圖識字，我利用三個月突擊了德文。在德國我與Bushman在一個辦公室。德國人傲慢，把別人都看成他們的學生，尤其對當時的中國人。但德國人辦事認真講道理。在德國下過很多次井，井下工作環境寬敞，他們的煤礦由於注意環境保護和安全，成本高於出售價格，需要國家補貼。1982年學校又讓我與陳至達教授去了英國Newcastle參加岩層力學國際會議。
英國人是表面上的“謙謙君子”,內心卻認為中國落後貧窮，得向他們學習。在這次會議上，我的報告題目是“採場上覆岩層活動規律”，得到了認可，主持人I. W. Farmer認為在這個領域我是引領者（可能是出於客氣），之後我的文章被他們引用，並被他們的研究生學習。由此研究工作得到了質的突破，達到豁然開朗的境地，就像在中學期間解開了一道數學難題一樣。由此為研究採礦的科學和而後發展到研究如何實現科學地採礦打開了大門，使我對採礦的科學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三、科研的創新
經過1981-1987年間國內多次召開的礦山壓力理論與實踐討論會，該模型也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認可。此後，“採場上覆岩層活動規律”模型被記錄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礦冶卷”的“長壁工作面地壓”條目，還被國際著名採礦學者A. K. Ghose稱之為“鳴高模型”，同時獲得了煤炭系統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獎。
由於採礦是對礦區淺地層的擾動，使巖體由穩定到破壞，因此礦山“巖體力學”大部分表現為巖體破斷後的力學效應。砌體梁力學模型建立後，使得礦山壓力研究必須聚焦於上覆岩層的破斷規律。也就是說，採場上覆岩層運動是塊體運動，而此塊體運動就形成了採場礦山壓力的非連續性和“大變形”規則。為此，採場的支護必須可縮，在可縮中保持巖體的穩定。研究的發展將促進礦山壓力和岩層移動（採動地表沉陷）兩個學科的統一。鑑於覆巖呈塊體運動，必須研究堅硬岩層如何隨著工作面推移出現破斷，以及破斷塊體的形狀，由此發展到研究老頂在各種支撐條件下呈“板”狀的破斷規律，以及破斷時的力學擾動。進一步將岩層運動研究由採場拓展到整個覆巖，提出了“關鍵層”理論，據此得到了岩層移動過程中形成的裂隙分佈，最突出的就是“O”形圈規律，為抽採瓦斯提供了依據。開採後的上覆岩層運動對地表的沉陷產生影響，它的表現形式如平緩下沉、開裂式和斷裂式沉降事實上是塊體和散體運動的綜合反應。顯然其研究成果將導致礦山壓力與岩層移動兩者（原來是兩門學科）的統一。
在這一過程中，我的體會有以下幾點：（1）要了解問題的主攻方向。（2）要了解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問題。（3）加強實踐，不斷觀察出現的現象。事實上，創新是突破原有知識與思維方法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碰撞出來的火花。顯然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學校的學術氛圍和對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分不開。
在改革開放前，整個煤炭部產量就4-5億噸，那時一個礦務局產量在千萬噸的就是一個大礦務局。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家需要大量煤炭，由於科技的進步，機械化程度提高，一個礦一個工作面產量就達到千萬噸。煤炭作為主體能源得到高速發展，最高年產量達到近40億噸，佔全世界產量的一半。但隨著也帶來不少問題。
煤炭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行業本身已經是竭盡全力，但社會卻對行業的責難很多，由此我研究了行業對環境的破壞和行業的不安全性，而這些在成本中又難以體現，由此形成的負外部性影響了社會。因此我在多次場合提到行業的“貢獻和責難”，環境的破壞和行業的不安全性，這些導致了行業社會地位低下，至今採礦學科仍然不是能夠匯聚人才的學科，導致學採礦的年輕人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強。
顯然，煤炭行業的健康發展存在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我的思考結論是：人類的萬物來自於大自然，經過使用後又迴歸大自然。因此，“獲取－使用－迴歸”是人類與大自然相互關係的三大學問。在這過程中，人類對使用特別感興趣，因為它直接與自身的利益有關。而獲取（如採礦）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有關，是一次擾動。這期間善待地球、善待環境就是善待人類自己。因此，人類不能只研究使用而不注意“獲取與迴歸”對環境的影響。
採礦是粗放而又艱苦的行業，入地比上天更難，由於難又不被重視因而成為粗放，越是粗放的行業越是沒有被開墾的處女地。為此對於煤炭行業，由於艱苦必須機械化，用人要少而精，待遇要高，要有社會地位。
近年來，由於國家需要利用了大量煤炭，為國民經濟作出了貢獻，但超過了環境容量，破壞了環境，而且安全事故不斷。這些在企業成本中又沒有體現，形成了行業的負外部性，並導致社會的抱怨與責難。同時，市場經濟引起的消費波動，常常會使煤炭經濟掉入“冰窟窿”。這方面固然有國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由於行業本身缺乏防備和相關預測研究。鑑於此，我從2003年開始就呼籲要研究“綠色採礦” “科學採礦”和“資源經濟”。
原來我們沒有自己的採煤工程教材，用的是國外工程的手冊。解放後學習蘇聯，用的是翻譯過來的講義。1958年，我們自己編寫了教材而且取名為《採煤學》，其內容事實上就是工藝和採煤系統。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我們提出的考慮環境保護等的“綠色採礦”“科學採礦”和“資源經濟”等內容顯然極大地豐富了“採煤學”的內涵。
1.關於綠色採礦
進入21世紀，由於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煤炭產量由近十億噸很快發展到25億噸，而後發展到40億噸，接近全世界產量的40-50%。如此大規模的開採，加之矸石排放，必然對水資源、土地以及區域環境帶來嚴重影響。所有這些都與採動後的岩層運動，尤其是裂隙場的形成密切相關。由此我和我的研究集體提出了以控制“關鍵層”為基礎的煤礦“綠色開採技術”，包括煤與瓦斯共採、保水開採、控制地表沉陷、不出或者少出矸石和矸石替換煤拄等。
綠色開採提出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上述技術尤其是各種充填開採技術在煤炭系統得到大力發展，充填採煤技術方法百花齊放。在國際上，著名的採礦專家A. K. Ghose對我們提出的綠色開採體系專門作了評論：“綠色開採不僅僅是一個新的術語，同時還試圖對煤礦開採及其對環境的多種影響的整體認識引入一個統一的概念。本刊被授權在本期發表由中國礦業大學錢鳴高院士、許家林教授以及他們的合作者完成的一篇帶有方向性的有關綠色開採技術的論文。這篇論文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首次提出瞭如何利用綠色開採技術來最大限度地減輕煤礦開採引起的諸多負面影響。”“煤礦開採及其伴隨的對周圍環境的影響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下沉損害和土地損失，它還影響當今一個很關鍵的資源——地下水。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另兩個問題是合乎環境要求的矸石處理方式以及煤層瓦斯的優化利用。中國專家在綠色開採技術方面的創新性發展是基於‘關鍵層’理論的。關鍵層理論巧妙地把岩層移動和上覆斷裂岩層中瓦斯和水的滲流和流動結合在一起。他們同樣還促進了一系列技術的發展，比如利用採空區充填、條帶開採和覆巖離層注漿充填等方法來保護地表建築。這些技術為減少採礦對環境的破壞提供了方向，有望改變煤礦開採作為環境掠奪者的面貌。”雜誌也提出“綠色開採”是一個具有重大前景的創新概念，同時表示讚賞。由此這一概念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
2.關於科學採礦
隨著科學發展觀和低碳經濟的提出，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必然受到質疑。但是，目前其他可替代的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還沒有形成規模，煤炭在近期內還將大量使用。因此，必須首先解決煤炭利用對環境的影響，使其在環境容量範圍內利用，而發展潔淨煤和二氧化碳的處理技術是當務之急。
煤炭是自然森林經過巨大的自然物理化學過程形成的自然資源，地球只給予一次，屬於不可再生性的可耗竭、稀缺性自然資源，需要特別珍惜。煤炭開採不僅在環境上有負外部性，而且由於煤礦井下作業環境和開採期間地應力的多變及由其引起的煤、巖和瓦斯的動力事故難以預測，因此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以前，煤炭開採業是屬於本質不安全的高危行業。礦工的勞動神聖而偉大，他們點燃了自己照亮了別人。我始終記得大學入學時的一句話“ШАХΤёР ПЕРВЫЙ ВСЕГДA!”（礦工始終是第一位的）。由於煤炭開發和利用形成環境和安全的負外部性，再加上經濟管理不當，因此在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受到社會的責難。為此隨著國家經濟狀況的改善，以人為本是必然的理念，煤炭開採應該從高危行業名單中消除。因此，在多次報告會上，我一再提出：珍惜資源、發展機械化和智能化、保護環境和保證工人安全的“科學採礦”必須得到發展。“科學採煤”在英文中是以“Sustainable Coal Mining”表示，它意味著環境容量和安全保障。科學採礦同樣在行業內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煤炭經濟形勢較好，大力發展了充填技術和復墾技術，有的學者還制定了科學產能以及煤礦開採科學性的評分標準，為各種條件下科學採礦提供了方向。同時，也提出了資源應該實現在環境容量內的科學利用。這事實上是煤炭科技“由大變強”的必由之路，也是煤炭學科的發展方向。應該說，上述思路對煤炭行業的健康發展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見，在行業內產生很大影響。
3.資源經濟問題
資源經濟的研究還是很不夠。一個行業經濟上不去，如何吸引人才？由於煤炭行業的特殊性，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波動，至今國內還沒有一個資源城市有效地轉型為經濟城市，而先進國家已經沒有資源城市。市場經濟是企業家的經濟，企業家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業能否健康發展，但當前，煤炭企業家的責任仍不十分明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與企業利潤如何管理？這些問題都值得行業去研究，並提供政府決策。
上述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促使學校的採礦學科始終處在國家學科發展的前列。
由於上面的研究工作，我擔任過北京礦業學院、四川礦業學院、中國礦業學院（大學）礦山壓力實驗室、研究室主任，1987-1992年任採礦繫系主任。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被評為首批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991年獲江蘇省勞動模範稱號，享受首批國家特殊津貼，1994年獲“能源大獎”，1996年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2000年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在這期間任過煤炭工業礦山壓力中心站站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成員，而後成為礦業學科召集人，中國煤炭學會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和中國岩石力學與工程學會常務理事，“International J. of Geotechnical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國際編委。2007年當選為中國煤炭學會名譽理事長；有關科研成果獲1項國家自然科學獎和2項國家科技進步獎、16項省部級獎。
在這期間編寫與參與編寫《採煤學》《礦山壓力及其控制》《中國煤礦採場圍巖控制》《岩層控制的關鍵層理論》等著作10本，其中《採煤學》《礦山壓力及其控制》被評為國家優秀教材；發表論文140餘篇，培養了22名博士和22名碩士；1995年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11年出版的《岩層控制與煤炭科學開採文集》彙集了我一生髮表的主要文章。
當然，就我的研究工作而言，在下面提到的幾個方面，總覺得還應該繼續研究，形成我們的體系，這也是實現科學採礦必須進行的工作。
1.關於岩層控制和岩層移動
由於我們國家是個大國，地質條件多樣，因此顯然在複雜生產的同時應該如吳子牧院長說的那樣，形成我們在這一領域的學派。我的工作事實上僅僅差一步。思路已經有了，但沒有完成。目標是形成完整的“採場岩層控制理論”。
我在上覆岩層活動規律與採場岩層控制理論研究方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體系，並在該領域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儘管如此，形成完整的“採場岩層控制理論”仍然存在很多研究工作有待完善和發展，缺少的是：老頂在某些條件下（如淺部開採）呈現為厚板時的破斷規律以及由此形成的礦山壓力特點，此時巖塊的斷裂面可能難以形成鉸接關係，由此形成另一類礦山壓力特點；我國地域廣闊，因此開採形成的地表沉陷現象有很大差別，以前的估算是採用統計數學的辦法，但沉陷實質上是力學問題，是塊體運動和散體運動綜合的結果，必須要考慮內部岩層移動；採區巷道的“大變形”原理和控制方法，將來還要發展到深部問題，例如由於採礦使巖體內部應力場發生動態變化，由此引起一系列動力現象，由於其非線性特點難以控制，至今仍然難以應付。此外，還要考慮採礦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對淺部水系統的影響。
2.關於我對採礦行業教育內容的認識
學科發展需要培養人才，更需要培養帶頭人。過去採礦的教育僅僅講授如何出煤，且主要講系統和工藝，對保護環境和環境容量，還有行業的經濟規律都沒有介紹。因此，應出版完整的“採煤學”，讓採礦工程專業畢業的學生具有駕馭技術、環境保護和經濟規律的能力，成為真正的人才。
四、我的科研之悟
1.有關我科研工作的一些體會
首先我這一生在工作中得到學校的培養，學校為我創造了優越的工作環境，使我能夠對我從事的專業不斷探索。
在科研過程中，我體會對事業要精於“勤”：要勤於學習、勤於實踐、勤于思考和勤於總結，只有踏踏實實地完成這樣的循環才能做出成果。在研究過程中要不斷反思“整體－局部”“森林－樹木”“現象－本質”的關係，這樣可以注意到問題的邊界條件，可以少走彎路，避免鑽牛角尖。在這一點上藝術與科學是相通的，正如王國維形容的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和“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他描寫了做學問的艱難和成功的喜悅。
我最終的科研成果彙集在我出的一本“論文集”裡，但並沒有完整地成為著作。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集體的力量是無限的，我雖然在有些方面形成了思路，但由於人生苦短，工作不可能全部完成。當然由於我認識的片面性，也希望年輕人以批判的眼光去繼承和發揚。事實上，這中間還有不少生產關係問題需要解決。我建議作為行業以及相關學校和科研機構的領導，應該像吳子牧院長那樣有遠見。特別像我們這樣的大國，煤炭產量遙遙領先，是人家的好幾倍，而且地質條件又有很大差別，必須要做強。必須不斷總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應該有自己獨到的認識。為此，在行業的理論與實踐方面如何做以及達到什麼樣的成效，都應該做到心中有數。另外，要不斷地發現人才，團結他們，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召開國際會議應該有自己的觀點，不能成為別人的講臺。要鼓勵出“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般的大成果。院士制度的建立是為了發展生產力，同樣也是為了形成我們自己的學派和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科學家的文化修養應該是服從真理，對的就是對的，要堅持，而錯的就應該承認是錯的。更不能有嫉妒心理，要海納百川，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和利益高於一切。而作為領導，應該關心知識分子，尤其是潛在的“千里馬”，要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關心他們工作的進展。人無完人，那些有才能的人也會有不少缺點，因此應該幫助他們團結起來，處理好相互間的關係，這樣才能形成有國際影響的科技成果，從而達到一流學科的地位。
2．關於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體會
學校工作基本任務就是培養國家建設需要的人才，專業性很強的學校就是要培養對專業精通的人才。過去整個礦業學院事實上是綜合大學的一個系，後來學習蘇聯成立了專門的學院。這樣一來培養的學生常常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採礦的學生就只考慮如何出煤，甚至對所出煤的性質和用途都不清楚，對於產品發展的經濟前途更不清楚，對煤炭與環境的關係一無所知。改革開放後形成了市場經濟，由此培養出來的學生進入社會就難以應對。因此我一再提議教材要與時俱進，要給學生一個全面的知識結構。
除了培養國家建設的人才，還需要培養這方面學科的帶頭人。事實上就是如何培養有研究生學位的學生和選擇其中的拔尖人才成為學科帶頭人。社會發展依靠競爭，競爭是激烈的又是必須的，學科帶頭人應該能夠適應這樣的競爭。作為學科帶頭人有時自以為“周圍”的人瞭解你，“勝利必得”，其實更大範圍的人並不瞭解你，因此失敗又是必然的。失敗不要氣餒，要檢查自己，要堅持，再等待機會，最後社會會理解你。
學科帶頭人的選拔需要有良好的學術環境。古語道“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說明人才的培養還與管理者密切相關。一開始認為學科的外行領導內行有缺陷，但事實上不知曉具體科學技術不等於不懂科學發展規律，這樣的所謂“外行”領導在業務上與教授們沒有衝突，而且容易看出他們之間的矛盾所在，並去解決它。因此，只要掌控了學科的基本規律，知道學科的科學技術內涵，並善於傾聽意見，“外行”也能做伯樂，把學科搞好。內行了解學科的規律，若出於公心，他們的確可以成為好領導。但他們若出於私心，想用權力以獲得資源（資金和人才）為自己服務，由此常常不願意提拔和幫助“千里馬”，這樣也有可能阻止學科的發展。顯然進步的社會應該有“伯樂群”，尤其在領導崗位更應該當好伯樂，使自己領導的學科健康地發展起來。
礦大已經走過了110年光輝歷史，這期間主要以培養煤炭的科技人才為主要任務。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和產業與能源結構的調整，必然將大大地提高能源效率，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將發生變化。由此學校將面臨著發展方向的重要抉擇。當然從長遠來說從地球環境中獲取資源（採礦）應該是人類永恆的主題，但顯然不僅僅是煤炭。煤炭仍然要被利用，但規模可能要大大縮小（例如降低到25億噸），仍然需要為它的科學發展作出努力。學校應根據形勢的發展，與時俱進地為學校培養人才和為經濟建設服務，對能源與科學採礦做出頂層設計，規劃學校的前途。
在此礦大110週年校慶之際我深深地感謝學校對我的培養，相信經過大家的努力學校必定能而且理應成為能源資源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
編者注：本文根據錢鳴高院士的文章，編者進行整理，並分段加了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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