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我母親的第二個男人

我的父親關正明是武漢京劇團老生演員，母親李薔華是程派京劇演員。他們都是有很高藝術天分的人，成名都很早。我母親14歲就自己挑班唱戲，養活一個戲班子。我父親是“正字輩”的佼佼者，15歲就跟顧正秋拍了電影《古中國之歌》。50年代初，我父母親都進入了武漢京劇團。但是我父親並不是我母親的第一個男人，我媽一輩子有三個男人：丁存坤、我父親關正明和俞振飛大師。

關棟天

丁存坤是票友，京劇愛好者，也是當時所謂的上海小開，家裡面有錢，1949年他去了香港，在香港票界也是相當有威望。據我媽講，她跟丁存坤在一塊之後，丁存坤就不讓她再出去唱戲了，因為不愁錢花嘛。但是我媽愛戲啊，是要唱戲的人，不讓她唱戲那哪行啊！後來就分開了。

我爸唱戲是因為小時候家裡窮，就送到上海戲曲學校，他是那所學校裡迄今為止最優秀的老生。我爸以前的名字叫關寶永，後來進了“正”字輩，改名叫關正明。

我爸人聰明，脾氣比較倔，我跟他的脾氣比較像—比他稍微圓滑一點吧。我爸一輩子除了唱傳統戲，就是搞原創劇目，無論是現代題材的還是歷史題材的，估計他有三十多出戲，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少有的。他是一個不墨守陳規的人，所有的老戲的唱腔，到他嘴裡唱出來都跟別人不一樣，他有極其強烈的個人色彩，對於行腔吐字非常講究，我在這方面受了他很大的影響。

我媽和丁存坤有一個孩子，就是我大姐，和我爸有兩個孩子：我二姐和我，我是母親唯一的兒子。我小時候他們都沒時間管我，演出任務重，當然收入也高，記得那時候他們倆人加起來一個月有兩千多塊錢，當時普通工人也就幾十塊錢養一大家子。但是我父母從來不慣著我，家教極嚴，有很多規矩，在我印象中從沒和大人一起吃過飯，都是在一邊的小桌子上幾個孩子一塊吃，吃完了乖乖到邊上寫作業去。我小時候沒穿過新衣服，都是撿我姐姐的衣服穿，直到上小學。

因為苦悶，父親教我唱戲了

我父母親都是非常仗義、樂善好施的人，有些細節是我後來聽別人說的，也有些是我自己有印象的。

那時候坐三輪車，每次兩三毛的車錢總會多給一毛兩毛，從來都這樣。夏天天熱，買哈密瓜拿到後臺，後臺有一個大木盆，裡面擱上幾塊冰，把瓜擱冰上面。演完了要走了，把瓜切一半，一半拿走，一半給搞服裝的幾位師傅。武漢京劇團跟我父母同輩的這批演員，除了角兒以外，沒受過我父母親幫助的幾乎沒有，這些幫助，有些是在生活上，有些是在藝術上。

文化大革命我父母都吃了非常大的苦頭，從精神上到肉體上都飽受摧殘。我爸因為有個改唱腔的個性，文革時把《紅燈記》裡“提籃小賣拾煤渣”那一出以及其他戲的唱腔給改了，被人說是篡改革命樣板戲，每天吃耳刮子什麼的是家常便飯，前後被打斷過七根肋骨。

我父母當年沒想過要教我唱戲，但我從小是在後臺長大的，在後臺長大的孩子懂規矩，刀槍把子不隨便亂動的，行頭絕對不隨便亂碰的。後來我學戲應該說是無心插柳，倒也跟文革有點關係。

1971年，我父母從牛棚回家，但不代表政治上解放了，所以不能上臺，只能看著別人去演戲，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苦悶的。我記得一個冬夜，我在廚房裡坐在小凳子上洗腳，我爸坐在對面，忽然說：“我唱兩句你聽聽？”我說好啊。他唱的是《朔風吹》（那時不能唱傳統戲，只能唱樣板戲），唱了兩遍，完了問我：“有什麼不同嗎？”我說：“沒什麼不同啊！”他說：“那我再唱給你聽。”再唱兩遍，問：有什麼不同嗎？我還是不知道。他說：“我跟你說吧，我第一遍是‘水’著唱的，第二遍是非常講究著唱的。”

從那天晚上開始，父親就一點點教我唱戲了。他也沒有指望我能以唱戲作為職業，其實是他實在沒有地方去唱戲，比較苦悶，拿我當小聽眾了。那時候學校不上課，我也無事可做，誰知道後來越學興趣就越大，我父親也覺得這孩子還行。

我從心底裡感激父親，他給我打下了特別好的基礎。後來人家說200多年來京劇界關棟天是一個異數，從來不用吊嗓子，拿起來就唱。可他們不知道我小時候用了多大的功，父親給我打下多好的基礎。

1974年我做了知青，1977年我回武漢做工人，後來考進了武漢京劇院。其實我唱戲、做專業演員最原始的動力是為了證明給大家看：關正明、李薔華的兒子是好樣的。文

1978年文革結束，日子好了，我爸和我媽卻過不到一塊了。他們離婚是我陪著去的，特別痛苦，但我知道是沒有辦法挽回的。當時我二姐判給我父親，我判給母親。後來母親問我：“我要到上海去了，你們誰跟我走？”那年我22歲了，我說從唱戲的角度我還是願意跟我父親一起。我姐姐愛穿著打扮、愛漂亮，比較嚮往大都市，那就讓姐姐跟媽走吧。決定了之後我嚎啕大哭了一個晚上，為家庭的離散，為自己的前途。

我父親去世的前兩年，跟我談起過與我母親的這段，講得比較委婉，總之就是覺得當時處理得比較草率，自己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我聽了非常感動。

我比同一輩的演員幸福得多

很多人看臺上的關棟天，嗬，真是個角兒！我自個兒心裡明白，跟我父親差遠了。

1981年11月25日，我在上海演出《打金磚》，一炮而紅。我本身是沒有武戲基礎的，15歲學戲，腰腿都硬了。但是當年看了《打金磚》這出戏後我想學，我父親就去跟譚元壽老師說了，譚元壽老師滿口答應，願意傾囊相援。所以我才學了這出戏，我才能紅。

雖然我紅了，但只要是我父親看我的戲，他都會拎個小本兒邊看邊記，散戲後就跟我說在他的眼裡我永遠有提高的空間。這點我比同一輩的演員幸福得多，因為我們這批演員裡，父母親都是幹這個的不多，我父母親本身又都是角兒，造詣深厚，而且有他們自己的觀點。所以後來跟周立波合作，我也是每次都這樣跟他說戲的，剛開始他聽得進，也改，可後來……我錯了。

話說回來。有一次我在江蘇演《打金磚》，最後一場又要翻又要摔，翻完了唱，唱完了摔，一個倒扎虎沒完成好，蹭了眉心。那時我們演出就住在後臺，大熱天的，演完後臉上有淚水、有汗水，我跟父親說要不我不唱了，唱得有點膽怯了，畢竟我沒有那麼好的功底。我父親沒有二話：“不行，必須得唱！”當時傷口那個疼啊，心裡更是委屈啊。1983年在鹽城演出，我不知道吃什麼吃壞了，腹瀉，一天跑廁所跑了十三趟。晚上演《群·借·華》，我的《華容道》，我父親前魯肅後孔明。演關老爺的時候，我站桌子上腿直髮抖，一邊站一邊抖，可是不能回戲，必須得唱—父親對我的要求嚴格得不得了。

1984年，我從武漢京劇院調到了上海京劇院。那時候，我母親已經嫁給了崑曲大師俞振飛。母親和俞老的那段婚姻當時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於歪曲，那是對我媽不瞭解，我媽是見過大世面、見過大錢的。

我媽對俞老的照顧無微不至。為了俞老，她調到上海戲劇學校做老師，不唱戲了，一門心思服侍老先生。老先生的吃穿用是非常講究的，喝雞湯是要擱火腿的，吃蛋炒飯是要沾果醬的，吃肉粽子要蘸白糖的，晚上是要用很燙的水燙腳的。後來我也想過，如果我媽拿這種態度去對待我爸，兩個人最後何至於勞燕分飛……但是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不少名角，看到了不少好戲。

京劇以前是大眾藝術，現在變成了小眾藝術。這兩年裡，年輕人聽崑曲逐漸成了一種時尚，聽京劇的依然不多。從藝術價值上講，我個人認為：京劇比崑曲更開放、更包容、更會吸收。京劇融匯了其他地方戲曲很多的長處，以前的京劇跟現在是不一樣的，傳統的京劇—哪怕是在上個世紀二三四十年代的京劇—跟現在都不一樣了，同樣的劇目在舞臺、穿著、打扮、表演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

京劇是一個需要有傳承的藝術，但是現在在傳承上面臨很大問題。以前父母親常跟我說：你要是想進步，必須跟好角兒在一塊兒演出，跟他們演一場比你自己演十場都管用。文革以後還健在的京劇藝術家我幾乎全見著了，還跟很多著名藝術家同臺演出過。

其實現在的孩子有很多自身條件很不錯，腰腿啊、長相啊、個頭啊、嗓音啊，都好。他們缺的是什麼？沒見過“好”角兒，如果連什麼是“好”的都沒見過，又怎麼知道它“好”，它“好”在哪裡？那怎麼傳承？拿什麼去傳承？但這不怪他們呀！儘管有各種資料，但沒法完整地展現前輩們的神韻，更何況太多的前輩們都沒留下資料，太可惜了。現在應該大幅度提高從業人員的工作和生活待遇，

讓他們有自尊，有自信，多學多練多演，趁有些老師還教得動，趕緊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