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地提起威廉·弗裡克這個名字，許多朋友可能會感到很熟悉，但仔細一想，又似乎不認識這號人。這個聽起來就很德國的名字的主人雖說並不像希姆萊、戈培爾、戈林和凱特爾這些人如此“大名鼎鼎”，但對於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而言，比起這些臭名昭著的爪牙們，弗裡克的戲份一點兒也不輕。

我們不妨先來做個比喻：一名男子外表英俊，滿口甜言蜜語，他實際上可能是個渣男；若把納粹德國比作這樣的人，是希特勒、戈培爾們讓納粹在德國民眾心中變得光鮮，而恰恰是弗裡克這種人的存在，令納粹始終無法擺脫“渣”的本質。

弗裡克最初在慕尼黑警察局任職，當希特勒帶著他個性鮮明而極端的政治主張瘋狂奔走在德國各處時，被英法集團壓抑得已經開始懷疑民族是否還有未來的德國人如久旱逢甘霖，許多人對納粹黨的主張深以為然，弗裡克便是在這時成為希特勒鐵粉的。1925年，弗裡克加入納粹黨，8年後，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當時的他只有權力任命2名德國部長，弗裡克便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則是曾救希特勒一命的戈林。

1933年那會兒，德國的局勢對納粹黨和希特勒而言無疑是一場圍攻戰，從一件事中便可窺一斑：希特勒貴為德國總理，10個部長裡的8個卻由興登堡總統直接任命，希特勒連商量的份兒都沒有。另外，興登堡還制定了一個很有趣的規定：希特勒只有在副總理弗朗茨·馮·巴本的陪同下才能進行諸如向總統彙報工作、發表全國講話之類的活動。然而，巴本並不算是希特勒這邊的人——他是興登堡加給後者的桎梏。

儘管當時納粹黨呼聲很高，但遠未到為所欲為的地步；在蘇聯的暗中幫助下，德國共產黨活動頻繁，擁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除此之外，社會民主黨仍掌握著大半個政府。希特勒當時所處的局面就好像是被一群拿著棍子的壯漢圍在中間，眼看對方下一秒就要掄棍子砸自己，但壯漢面帶微笑，他們不動手，希特勒也絕不敢造次。想要從這個困境中突圍，他就必須要有一位能力夠強、能勝任一切髒活累活的得力干將。

弗裡克一早就向希特勒證明過自己的手段和能力，後者分給他的活兒也是個重活。1933年，弗裡克被任命為德國內政部長。這個職位在德國非常特殊，納粹時期，黨衛軍名義上受內政部長調遣，而內政部也是德國行政體系的中樞；直到1943年底，弗裡克才卸任該職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夠控制內政部，這算得上是納粹在困境中的一場大勝，不過，興登堡總統和巴本內閣的殘留勢力仍對納粹虎視眈眈。外交、司法、財政等地位顯赫的政府部門都在右翼勢力的掌控之下，軍隊就更不用說了。納粹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警察作為突破口。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德國正處於“雙重政府”的混亂階段，警察不在德國中央政府的內政部掌控下，而是由普魯士邦內政部長掌管。這個職位一開始屬於戈林，不久，弗裡克走馬上任。

弗裡克沒有讓上司失望，他一開始便大展拳腳，在敵對勢力的監控下步步為營，將整個德國的警察勢力據為己有。1933年，德國擴招5萬人組建輔助警察，其中2.5萬人為衝鋒隊成員，1.5萬人為黨衛隊成員。1934年，在興登堡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裡，弗裡克開始起草、簽署和頒佈一系列法令，不動聲色地剪除反對勢力。即便意圖再明顯，手段再醜陋，他也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讓希特勒得以在敵對陣營的圍追堵截下全身而退。

與此同時，希特勒放任弗裡克等一批心腹對其他要害部門首腦展開攻勢，積極爭取其他出於觀望狀態下的高層官員加入納粹。1933年6月，經濟部長兼糧食部長鬍根堡被迫請辭；鋼盔黨魁賽爾特加入納粹，因此保住勞工部長職位。在局勢愈發詭譎的情況下，眾人紛紛見風使舵，局面發生了極大的扭轉。可以說，納粹後來能夠在德國建立獨裁，很大程度都是以弗裡克的工作作為基礎的。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逝世後，希特勒接任德國總統並自稱國家元首，弗裡克再也不用掩藏，他大肆鎮壓工會、教會和猶太人，取締德共和民社黨，直到此時人們才發現，這個惡魔背後的男人的手段是如此精湛，他一早就悄悄地將繩索套在了德國身上，此時他要做的只是稍微使勁收緊繩索，而對德國而言，整個國家已經被綁在了納粹的戰車上，再也沒有機會逃走了。

納粹德國在希特勒的掌控下，政策變得愈發極端，戈培爾能用自己的演講才華令民眾始終對政權保持熱情，而弗裡克則總是能讓國家適應納粹政策的強度。

1938年3月15日，德國吞併奧地利。在這個過程中，弗裡克啟動國家機器撒下大網，凡是企圖在奧地利公民投票時搞反對活動的人或組織，都會被秘密警察消滅，結果，99%的奧地利公民支持“德奧聯合”。半年後，在英法集團隨時可能發起反撲的情況下，希特勒宣佈國家進入戰爭防禦狀態，弗裡克又理所應當地被任命為戰時行政事務總管，連司法和教育等部門也被納入他的職權之內。希特勒在明面上高舉“和平友好”大旗，弗裡克在暗中極盡手段鎮壓被侵佔地區民眾的反抗情緒，兩人一唱一和，一口口吃掉蘇臺德、梅梅爾、但澤和波森等大片領土，英國和法國竟毫無還手之力。

在“種族政策”方面，弗裡克恐怕比希特勒還要極端。

他極度痛恨猶太人，在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地區擔任保護長官時，他甚至都懶得費力氣把大量猶太人押送到奧斯維辛，而是直接殺害。在其管轄區域內，弗裡克下令建立嚴格的血統種族登基制度，每個人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弗裡克強行摧毀被統治區人民的民族性和精神性，把德國法律、教育、文化等等全部強加給他們。除此之外，他設立了數不清的“醫院”，凡是有精神病、遺傳病等疾病的人都會被送進這些“醫院”中，這些病人就此便從世界上消失了。他的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甚至比臭名昭著的“最終解決方案”還要“超前”。諷刺的是，其中很多“老弱病殘”甚至是德國人，根據規定，他們應當由弗裡克負責安排救治的。

如果說希特勒的一些舉措確實對德國的復興有一定推動作用，假如不以發動侵略戰爭和各種迫害作為納粹政權的主要任務，他甚至有可能成為正面人物，那麼相比之下，弗裡克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惡人。然而實際上，希特勒總是把“德國人民”這樣的字眼掛在嘴邊，篤信“社會達爾文理論”的他其實根本不在乎德國百姓的死活，連百姓也只不過是他的統治工具罷了。二戰後期，戈培爾曾勸說希特勒採取一些措施直接鼓舞受災的德國底層民眾，以讓他們保持對當局的信心。希特勒滿臉不在乎地又搬出他那套說辭：強者自有辦法生存，弱者根本不值得同情。

縱觀歷史，無論一名領袖的“裡子”是怎樣的，他一定要在人民面前擺出一副值得被尊敬的“面子”，希特勒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這個面子上，那些本該他做的髒活則落到了弗裡克這種人頭上；弗裡克不必受到面子問題的困擾，他也做得很漂亮。他換取了一時的權勢，同時也為自己爭取到了悲劇的結局。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把威廉·弗裡克視為脫去偽善的希特勒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