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在紀念南開創校四十週年之際，張伯苓親筆撰寫《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開篇即說國人之病：“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見所謀，短小淺近，只顧眼前，忽視將來，識有個人， 不知團體。其流弊所及，遂致民族思想缺乏，國家觀念薄弱，良可慨也。”
和那個時代的眾多知識分子一樣，改造國民、救亡圖存是張伯苓關心所在，也是他辦學校做教育的初衷。相應地，對於南開的教育，張伯苓總結有五大特色：其一，重視體育；其二，提倡科學；其三， 團體組織；其四，道德訓練；其五，培養救國力量。
這“五項訓練”的目的即是培養“公能”的人， 張伯苓解釋，也就是南開校訓“允公允能”的用意：
唯“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為公犧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
“公”即公德，“愛國愛群之公德”，“能” 即“能力”，“服務社會之能力”。
南開是近代以來，中國人自己興辦的第一所私立現代學校。但追溯其源頭，剛開始只是天津嚴家的私塾，張伯苓是唯一的塾師。英語、算術、理化、史地、體育，張伯苓開設了這些不見於一般私塾的現代課程，開始了一個人的教育實驗。
可以說，自創辦之日起，南開學校就打上了創始人張伯苓鮮明的個人烙印；而南開學校的探索及其成績也使其成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南開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南開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天津南開小學、重慶南開中學、重慶南開小學的學校體系。迄今為止，在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絕後。
一百多年過去了，回望當年南開的教育探索路， 撫今追昔，我們應有沉思，應有鞭策。
允公：愛國愛群之公德
張伯苓 14 歲入北洋水師學堂，學滿五年畢業卻等來甲午的慘敗。22 歲時，親眼目睹兩天內“國幟三易”，日本侵略軍歸還了威海衛，英國人卻又來藉口強佔。早年南開的學生回憶他們的“大校長”，都會講起這個故事，因為這是張伯苓當年親口告訴他們的。
確實，南開有自己的愛國主義教育傳統，南開所實踐的愛國主義教育，最後都落實到社群建設和社會服務上去，“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以現在的眼光看，“公民品格” 的培養最接近校訓裡的“允公”含義。
張伯苓曾經多次遊歷歐美，特別是深入考察、學習美國教育。杜威訪華時也到過南開，他的教育思想對張伯苓影響深遠。張氏認為只有像美國這樣，人人能“各盡其力，公開極力發達自己，而同時又對於社會負責任”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他特別強調人格的獨立和承擔責任之間的關係，“做主人就要獨立，要自主，要負責任”。他指出，在美國“個個人都為頭，組織起來井然有序，散之則各自為主”。又說，“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學生將來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為活潑勤奮、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無疑，獨立、自由的個人組成的公民社會是張伯苓也是南開學校的人才培育目標。如何愛國愛群、服務社會，南開學校組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活動可以說明。
1926 年暑假後，南開學校成立了以社會調查為主的新組織。調查組織分大學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進行，側重點各有不同：大學部由各科教授領導學生調查各問題，具體方案由調查委員會決定；高中部注重調查各種社會制度及機關（比如法院、商行、工廠等）；初中部側重在視察自然界現象。
1927 年張伯苓親眼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的經營極受震動。他即指令組織成立“東北研究會”， 由日語專家傅恩齡、歷史學者蔣廷黻、經濟學者何廉等南開專家、教授組成。研究會在一些東北籍南開學生的協助下，先後多次趕赴東北實地考察，編著有《南開中學東北地理教材》《東北經濟地理》兩書出版。這兩本書大大有益於當時的南開學生乃至中國人全面瞭解東北情勢。
張伯苓認為，中國學生的最大缺點是除獲取書本知識外，不瞭解社會真正情況，因此一旦進入社會，便感到與社會隔閡，束手無策。他提到所謂“知
中國”，即認識中國、熟悉中國，包括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以及從時代和世界的角度來衡量中國所處的地位和水平。“知中國”，是“服務中國” 的前提和條件。沒有對中國深刻而透徹的認知，不可能很好地為中國服務。
除了向西方學習現代的公民教育，南開在學生品格教育方面也吸取了中國傳統品格教育的優點， 表現出中西融合、各取其長的特點。
傳統儒家有修身治家平天下的傳統，“修身” 是擔負天下之責任的開端。南開中學開設有專門的“修身課”，全校學生都要參與。固定上課地點是大禮堂，每週三下午兩小時。主講人平常就是張伯苓校長本人，演講題目或為做人之道，或講國內外大事。有社會名流來訪，則請其作為演講嘉賓，政治、外交、經濟、藝術、工業建設、青年責任，簡直無所不談。修身課的用意不外乎訓育個人道德， 拓寬個人視野，培養學術興趣。有學生回憶說：“在那個講臺上 , 你能獲得不少雖然零碎卻是課堂上沒有的知識。你也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修身”在南開也是具體而微的實指。在學校的校門一側，懸掛一面大鏡子，鏡旁有“鏡箴”， 寫著：“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 顏色宜和宜靜宜莊。”學生每日進出校門，抬頭看到這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內化為自己的言行舉止。很顯然，這些都來自儒家教育裡的“省身”的傳統。
允能：服務社會之能力
“允公”是品格教育，“允能”是能力培養。“能力”所指極為寬泛，南開奉行的是德、智、體、群四育並重的全人教育理念。張伯苓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但不主張讀死書、死記硬背。他說：“一個人唸書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書。”
在南開，“念活書”還有一層含義是提倡學術自由、鼓勵爭鳴。南開學生社團之豐富和活躍為很多校友深懷感念。南開成立了各種研究會，創辦多種校內刊物，學生可以自由結社、發表文章。有一次張伯苓看到學校食堂裡貼出了一張“無線電研究會”成立的廣告，就把發起人找到辦公室來，詢問創辦緣起，並讓學校補助一百元。
在南開的校園廣場上，到處張貼著學生們自辦的壁報，內容五花八門，既有探討人生的，也有關懷國事的。《健報》《公能報》《曦報》《晨鐘報》等競相爭妍。他們甚至通過各種渠道親自登門採訪邵力子等政要。經濟學家茅於軾讀高三時 , 也和幾個同學一起辦過一個名為《旁觀者》的英文牆報。
自由的學風並不意味著放鬆學習要求。南開學校一向以重視課程、教學嚴格認真、學習成績優異著稱。學校重視入學新生質量，入學後都要加強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學習。南開中學的生物、化學、物理課規定每週要做兩小時實驗，每兩個學生髮一組實驗儀器，所以南開的學生在理科上都是既能做到基礎理論紮實，實驗操作精熟。
嚴格要求的另一面意味著一旦學業失敗就要付出極為嚴重的代價。南開考試製度規定，如有作弊， 當場抓卷，當天掛牌處分；兩門考試不過就要留級。設置頂格處罰的同時又給予學生改過自新的機會。“懸牌記過”法後又改為“改過法”。具體是：凡學生犯過，先由管理員批評教育，如有認錯並立志痛改的，就發給他一根竹籤，叫“立志改過籤”， 讓犯過學生隨身攜帶，坐臥不離，用來提醒鞭策自己。等學生確實改過了，就收回竹籤。
學業差的學生承受壓力，優秀學生相應會被獎勵。南開學校有“特材生辦法案”，學校鼓勵優秀的學生、有特長的學生，“設法使之儘量發展”。南開學生有不少人是貧寒子弟，但是因為學業優秀，享受到了學校的免費或者借費優待。後來成為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的谷源田就是其中一個例子。1933 年穀源田大學畢業留校，他請示校長何時可以歸還讀書時的借費，想張伯苓回答學校從未要求借費生畢業後償還借費。
1941 年畢業於重慶南開中學的謝榜敏富有文學才華，但數理化成績不佳。他在畢業考時物理交了白卷，即興在捲上填了一首詞。物理教師魏榮爵評卷時也在捲上賦詩一首：“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正是有了南開的這種開放的人才培養觀，謝榜敏才得以順利畢業，後考入西南聯大法律專業。
重視體育教育是南開全人教育的一個特色。張伯苓認為“強我種族，體育為先”，所以對學生體育尤為重視。早在南開的前身嚴傢俬塾教學時，他就親自教授體育課，並和學生一起運動。他本人後來也多次參與全國體育運動會、華北體育運動會等全國性、國際性賽事的發起和組織工作。在南開， 體育是必修課，南開學生也熱愛體育運動，自發組織各種體育團體，積極參與各種體育比賽。很多校友回憶起南開當年的籃球隊、足球隊，言語間都非常自豪，他們提到南開還有特色的啦啦隊口號聲“南開南開 RaRaRa”。校友鄭家駿回憶道：“在下午三點半到晚飯前的那段時間裡 , 沒有一個學生能坐在教室中做功課 , 每一個學生都在操場上做自己喜歡的運動 , 籃、足、排、壘以及各種田徑練習。訓導老師在每一個教室外巡視 , 如果發現三點半後有學生偷偷地躲在教室裡做功課的話 , 立刻記大過一次。”
體育教育不僅在強健體魄，更重要的在於體育精神的培養。張伯苓還認為，體育場上最培養“團結合作”“公平競爭”等體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認為這是文明社會所必需的公民素質，“體驗過體育中的競爭、團結、合作以後，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南開提倡“運動仁俠”的精神，對運動員提出五項要求：一、不以不正當的方式侵害對方； 二、不以欺詐的方式投機取巧；三、運動員的品格高於比賽的勝負；四、要有合作與公平的精神；五、出國比賽要維護國家的體面與尊嚴。
重慶南開中學
戲劇教育是南開全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張伯苓提出的“四育”中沒有包括美育，但在辦學實踐中，卻十分關注。1916 年，他在《舞臺、學校和世界》演講中就提到：“世界者，舞臺之大者也。其間之君子、小人，與夫庸愚、英傑，即其劇中之角色也。欲為其優者、良者，須有預備。學校者，其預備也……諸生可為新劇中之角色，且可為學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 在張伯苓和他胞弟張彭春的推動下，南開的戲劇活動在民國眾多學校中獨樹一幟，成績顯著。曹禺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例： “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著玩 , 而是借戲講道理。它告訴我 , 戲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群眾，同時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臺，熟悉觀眾，熟悉應如何寫戲才能抓住觀眾。”
經濟學家吳敬璉能佐證南開全人教育的成功。他說：“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於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練…… 都使我受用不盡。總之，就我的親身感受而言，南開教育之所謂‘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於‘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南開特有之精神
張伯苓先生是南開學校的創立者，在他眼裡， 所有的南開學生等同自己的子女，但他從未將南開視為自己的私產。所以後來他能同意南開大學變革為國立大學，又把重慶南開中學、南開小學捐給新中國。
張伯苓有言：“南開南開，越難越開。”張伯苓作為校長，他所要解決的最大難處是資金問題。為了籌款，張伯苓常年奔走於紳、商、工、礦、軍、政，他說：“我雖然有時向人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辱於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 並不覺難堪。”辦學是公眾事業，為公眾事業而募捐求人，他心安理得。
南開學校的管理人員都是南開的畢業生，有張伯苓為人師表、言傳身教，他們身上也表現出一種獻身教育、迎難而上、百折不撓的南開辦學精神。曾經擔任南開經濟系教授的何廉對此予以高度評價，認為“他們對學校都忠心耿耿，工作埋頭苦幹， 極其自覺而且工作能力很強”。張伯苓身邊成長起五位重要的得力助手，他們分別是黃鈺生、伉乃如、華午晴、孟琴襄和喻傳鑑。五人各司其職又能獨當一面。三十年代曾經在南開任教的著名文學教授柳無忌就此評論說：“沒有這幾位校務人員的協助， 張伯苓事業的成功，南開對於教育、學術方面的貢獻與影響，是不會這樣廣大而久遠的。”
南開的經費來之不易，不會養閒人，這就要求行政崗位人員高效精幹。1921 年南開學校舉辦了香山會議，確定學校的施政方針的三條原則，即“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和“師生合作”，這就制度上保證了職責明確、工作高效。化學家申泮文就讀於南開中學時，全校有教職員 110 人，而學生為
1500 人，教師職工對學生的比數為 1:13.6，而師生比為 1:20。從這兩個比數來看，南開的工作效率之高是驚人的。
天津南開中學
除了一支精幹團結的管理隊伍，學校教學能成功還需要充實、優良的師資。南開聘請師資都要經過嚴謹的選擇，按照南開的需要延攬國內外優秀教師或者畢業生。南開中學名師輩出，國文有孟志蓀、英文有李堯林、化學有鄭新亭、地理有董心涵，等等。很多教師是學校從外面延請過來的，但是在南開已經形成的氛圍裡，他們也融入進來，將南開的人文精神進一步豐富和提高。
孟志蓀先生學問極好，他不僅為學生打下紮實的國文基礎，而且教給學生儒、道、墨、法思想和做人之道。不少大學聘他當教授，都被他婉拒。因為他覺得教中學生比教大學生更有意義，他說一個人的“型”是在中學“定”的，到大學就太晚了。女老師董心涵先生則利用當時世界大戰各處戰事動態和攻守形勢的比較，把一課外國地理完全講活了。據說，重慶南開校友中有近 40% 的人從事與化學有關的事業，就是因為化學老師鄭新亭的啟迪，他常對學生說：“科學領域內現在仍不為人知的東西很多很多，任何一個問題都夠你研究一輩子的！” 他的課更是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而且與日常生活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裡，張伯苓繼續寫道：“南開過去，無時不在奮鬥中，亦無時不在發展中，日新月異，自強不息，為我南開師生特有之精神。”至此，張伯苓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異”8 個字之校訓，已經圓滿定型。
“日新月異”，是指與時俱進，每天每月都有新的變化。張伯苓又指出日新月異，“不但每個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還要能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 不但能趕上新時代，而且還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
南開女中
南開中學舉行過一次作文比賽，題目是《論述南開精神》。一個高一學生寫道，“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學”，“日新月異”就是“破舊立新”。他“越想越激動，字跡潦草，墨跡斑斑，卷面骯髒”，結果竟出人意料榮獲第二名。一向以嚴謹著稱的教務主任喻傳鑑老師專門找他談話：“你知道為什麼寫得這麼亂還得了第二名嗎？ 就因為你論述南開精神有獨到之處。”當南開的精神進入了學生的骨髓，南開培養出陳省身、吳大猷、吳大任、周恩來等一批國之棟樑、社會精英也就水到渠成了。
來自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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