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月 圖 / 尹夕遠

跪著走路

廖智經常找不到自己的腿。她會呼喚兩歲的女兒，問一個大部分母親都沒有機會問的問題：“寶貝，媽媽的腿在哪兒啊？”小不點兒會窸窸窣窣地找到她的兩條腿，吃力地遞給她，像個小大人一樣埋怨：“媽媽，你又找不到你的腿了，你下次不要來問我啊。”

廖智的腿由三部分組成，大腿到膝蓋以下7釐米是人類的肉體，往下是一個漏斗狀的接受腔，容納她的膝關節，再往下是一根細長的鋼柱，連接膝蓋和假腳。她需要均勻動用臀部和大腿的力量，才能挪動這兩條重20斤的假肢，她形容那種感覺，“就像跪著走路”。

會有人經常看她的腿。7月初在上海參加朋友的婚禮，婚禮上的小朋友問廖智：“你的腿哪裡去了？”她說：“我的腿放到另外一個地方了，我現在穿這個。”小朋友不依不饒：“你為什麼穿這個？”她一本正經地說：“因為我是變形金剛啊。”小朋友露出了崇拜的目光。

婚禮上的陌生人看她，她會自然地打招呼，然後問：“你是不是覺得我的腿還蠻酷的？”對方訝異於她的反應，不知怎麼回應，只好笑著說：“是啊是啊，好酷啊。”

廖智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雙腿，在綿竹市漢旺鎮的廢墟下，她被掩埋了近30個小時。很多人寧願痛到死去也不願截肢，但她自己簽了手術同意書。醫院裡人滿為患，醫生緊缺，為她做手術的是一名牙醫，第一次給人鋸腿，沒有經驗，問她：“從哪裡鋸？”廖智想了想說：“你給我留得越長越好。”

之於廖智，失去雙腿的慘痛也許比普通人來得更甚，地震前她是一名舞蹈老師，即將和朋友開辦舞蹈學校，教小朋友跳舞。兩個地殼板塊碰撞，葬送了她和其餘幾萬人的生命和生活。

失去雙腿的生活有很多不便。廖智不能站著洗澡，只能用浴缸；無法下蹲，只能用坐式馬桶；天氣不好的時候腿會腫大疼痛；熱的時候出汗，需要不停地脫下假肢擦汗；假腳對地面沒有觸覺，她在下雨天容易摔跤，無數次摔倒之後，她有了一些經驗，在摔倒的瞬間抱住頭、迅速收腳，保護自己不要受太嚴重的傷。

許多截肢者會在鋼柱外面包裹一層皮膚色的外殼，讓它看上去像一雙真腿。但廖智很少用外殼，父母希望她包一層，不想她承受路上那些異樣的目光，可她總是穿著短裙或短褲，像個鋼鐵戰士一樣在外面行走。“我不會去想別人一定是在嘲笑你或者輕視你，我就想著別人肯定就是在欣賞你（笑）。”

廖智愛美，臉上總是化著精緻的妝，手上塗著藍色的指甲油，上面鑲嵌著白色的小花。如果穿涼鞋，她會在假腳腳趾上畫十個格子，也塗上好看的指甲油，“不然會讓我的涼鞋不好看。”

她的假肢是丈夫Charles為她量身做的，那是一個穩重而寡言的臺灣人，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目前是上海一家假肢公司的技師。在他看來，廖智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想法，“她可以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活得津津有味。”

她依然會跳舞，搬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首先買一面大鏡子擺在屋裡，對著鏡子小心翼翼地跳，丈夫坐在一邊打手機遊戲，女兒吃著手，沒人看她，但她還是覺得開心，“像有在飛的感覺。”

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在一個五六十平米的舞蹈教室錄一個跳舞的視頻。一開始動作有些生澀，隨著音樂甩頭、邁步、抬手，腿不太穩定，有幾次差點滑倒，讓人捏了一把汗。她做不了太劇烈的動作，會把假肢甩出去。每拍完一段，她都需要拔下接受腔，擦一擦肢體的汗，旁邊的人悄悄盯著她的半截腿看，她已經習慣，非常自若。

她一直關注一個視頻網站上的舞者，那是一個工地小哥，擅長跳邁克爾·傑克遜的太空舞。她想去學，但想了想又放棄了，那是一種依靠足部用力的舞蹈，她失去了那個條件。

殘缺是一個舞者永遠的遺憾，但偶爾的，假肢也會帶來意外的好處。她曾經想當個專業舞蹈演員，但因為身高不夠被淘汰了。這個缺憾在截肢之後得以補全，她的好友梁耀文生活在加拿大，曾幫助廖智前往加拿大製作假肢，技師是一位荷蘭老先生，問廖智想要有多高，梁耀文還記得當時廖智瞬間發光的眼神，像是一個小孩子，“我還可以增高啊？！”最後的假肢幫她增高了2CM，如願達到了160CM。

2013年4月，四川雅安發生地震，廖智前往當地志願救災。天氣下大雨，其他志願者的腿都泡在水裡，難受異常，只有廖智沒什麼感覺，上車把假肢一摘，其他人感嘆：“哎，還是假的好。”志願者們乘坐運送救援物資的車，空間很小，後排擠了四個人，廖智上半身進去了，下半身進不去，她回身把假肢一摘扛在肩上，身子一蜷成功擠了進去。

她像講笑話一樣提起這些事，她看上去早已和身體的殘缺和平共處，但總有人無法遺忘。

廖智有一個看上去會伴隨她終生的頭銜，“汶川地震截肢舞蹈老師”。在地震後兩個月，她在電視臺跳了一支《鼓舞》，以她當時的身體狀況，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她完成了，媒體爭相報道這個奇蹟，稱她為“最美女老師”。她符合一個好故事的全部要素：美麗，堅韌，笑對殘酷生活，她成了一個和那場災難永遠綁定的符號。

在她的好友Mandy看來，每年“5·12”紀念日前是廖智壓力最大的時候。媒體會從各地前來上海採訪她，詢問她一些回答了很多遍的問題：“你當時被壓在下面是什麼感受？”“被救出來的時候是什麼感受？”“截肢的時候是什麼感受？”

接受採訪多了，連丈夫Charles都找到了規律，“一般都是先哭一哭，然後又說她很勇敢，現在又有自己的生活。其實她不希望每一年又重新挖起很多以前的事情，現在就是現在，不用再回到過去。”

這幾年廖智接受的採訪越來越少，今年五一，她和丈夫帶著孩子去了臺灣，回來孩子生了病，雖然忙碌，但度過了一個非常安靜的5·12。“所有來問我的問題幾乎是一樣的，從地震談談談，就幾個點，一直反反覆覆地講，沒有新的東西了。現在的生活也會聊，但大家不會特別地關心你現在怎麼樣，還是會回到地震的當刻，那些事情是大家最有興趣的。”

她不知道該以什麼樣的心態面對那些問題。災難時過境遷，她平靜地聊當時的心境，提到一些當時傷痛的細節時甚至會微笑。但她發現，對面的人一臉嚴肅地看著她，那一刻她懷疑自己：“我是不是不應該笑？”

“地震背後有一個很沉重的話題就是死亡，面對這個話題的時候，我不是很想去跟一個跟我毫無關係的人說，就好像把自己撕開了給你看，那是一個非常隱私的東西，我也不喜歡在大眾面前哭哭啼啼……我要怎麼跟別人講呢，我要流幾滴眼淚給人家看，來印證我還是個有良心、有感情的人嗎？”

有時候聊到特別想掉淚的時候，她倔強地忍住，“我幹嗎要哭給你看。”回家卻大哭一場，“為什麼要逼我去講這個我認為已經過了的事情，好像一直提醒我，你是一個揹負著那樣一個沉重負擔的人，我就沒有權利開始新的生活了嗎？”

還有很多“符號”的要求加諸於她。她生了寶寶以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顧孩子身上，很多人詢問她：“為什麼不再做公益了呢？你應該繼續做公益啊。”她開了一個賣化妝品的網店，關注她微博的很多人覺得偶像光環破滅，“你怎麼能去開微店、當微商呢？你放棄了你的舞蹈夢想！”

“我是覺得只要我做的事情不傷害任何人，不欺騙任何人，我就可以去做。我是自由的，但是很多人會對我有一種期待，你應該要做這個，你要做那個，會有很多應該的東西在我身上。”

朋友讓她不要發和微店有關的消息，她反而天天發。“我是特別特別想要跳脫符號的人，我不甘心於這個符號捆綁。”她說。

拜拜

命運的奇詭之處在於，廖智現在想要擺脫的，是她在遭遇最深重的痛苦時努力想要成為的，那曾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親友向記者回憶起地震前的廖智時，最常提到的一個詞是：“快樂。”那時她23歲，是小鎮上最好看的姑娘，她的母親白玲從來沒有看到她憂愁過，笑容總是很大，走路蹦蹦跳跳的，哪個企業請人表演跳舞就去，不給錢也願意去。

李爽是廖智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她記得廖智唱歌跳舞都好，讀書時有很多男生追求，“班上的男生如果出去聚一下會的話，都是情敵的聚會（笑）。”好看的姑娘後來嫁人生女，過上了安穩的小日子，地震前，女兒蟲蟲剛剛十個月。

但那並不完全是一個幸福生活被地震摧毀的故事。地震前，廖智的婚姻已經瀕臨崩潰，丈夫有了外遇，她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自我懷疑，但她從未把這些不如意告訴過親友。“就自尊心讓人不想去做這樣的事情，希望在別人眼中自己是一個很幸福的人。”能夠傾訴的只有蟲蟲，那個孩子很乖巧，說不清楚話，但廖智覺得她能聽懂，彷彿用眼睛說著“媽媽，我支持你。”

為了維持幸福的表象，她一直忍讓，後來甚至能平靜地和丈夫討論他的情人。晚上她會抱著蟲蟲站在窗戶旁邊，近乎偏執地等著丈夫回家，大多數時候，他不會回來。她久久地盯著黑暗虛空的某處，覺得內心也暗下來，“我就覺得我已經看不到光明瞭，我才23歲，我有一個孩子，有一個表面上在維持著的婚姻，但其實完全都被毀掉了。我找不到一個出口，不知道往哪裡去，也不知道怎麼解決現在的難題。就不知道怎麼會走到這樣一個地步，但好像你也沒有其他選擇，這就是你的人生。”

然而人生給出了一個陡峭的轉折。廖智的父親廖軍還記得2008年5月11日晚上，他買了菜去廖智家，吃完飯逗了會兒蟲蟲，起身回家。他把廖智家的門帶上，想了想又拉開，說了一聲：“蟲蟲，拜拜。”十個月大的寶寶看著他，說了一句：“拜拜！”寶寶說話從來沒有那麼清晰，廖軍特別高興地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2點28分，汶川大地震發生。

廖軍是一個攝影師，在影樓感覺到地動山搖，跑了出來，出門不到10米，他身後的地面陡然拱起，像一個滑板一樣，他摔倒在地上。他抬頭望向對面，那是廖智居住的居民樓，不到兩秒鐘，那棟樓和相鄰的幾棟樓都迅速垮塌。大樓倒下激起漫天的灰塵撲向廖軍，他透過模糊的煙塵，看到了一幅末世景象，“對面是一片廢墟，一層樓都沒有了。”

漢旺地處沿山斷裂帶，居民樓多為年代較早的老樓，在那場地震中傷亡慘重。廖軍影樓旁邊的學校全部垮塌，身邊全是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他腦子一片空白，廖智是不是沒有了？

他趴在廢墟上，衝著底下一直喊女兒的名字，沒有回應。

廖智和女兒、婆婆一起被壓在了廢墟里，她家整個地板翻轉，和頭頂的預製板一起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空間，一根鋼筋刺穿了廖智的右腿，插到小腿肚子裡，婆婆抱著蟲蟲在她的身前，她顧不得疼去摸蟲蟲，婆婆讓她別動，告訴她：“蟲蟲睡著了。”但廖智感覺不到女兒的呼吸，她料到了什麼，但不敢張嘴問，怕說出口就會變成事實。

黑暗中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等待救援，十幾個小時之後，婆婆的呼吸弱了下去，最終沒有了聲息。廖智知道她走了，她伸出手，在沙礫和水泥中觸到了蟲蟲柔軟的小身子，冰涼的，那一刻她萬念俱灰，想說句什麼，又什麼都說不出，最後張了張嘴，唱了《種太陽》和《鈴兒響叮噹》，那是女兒最喜歡聽的兒歌。她徹底喪失了求生意志，心裡想，死了就可以去陪蟲蟲了。廖軍在外面喊她，她拉著蟲蟲的小手，不再出聲呼救。

天空下起了雨，餘震不斷，外面的人開始趕廖軍，旁邊的樓岌岌可危，再待下去他也許要陪葬。附近那些呼救的聲音漸漸弱下去，消失了，他覺得女兒也許已經死了，但又希望她活著，他反反覆覆地說，像在說服別人，又像在說服自己：“我不走，我們廖智還在裡面，我們廖智是不會死的……”

聽著那個聲音，廖智在廢墟下第一次哭出來，她用盡力氣喊了一聲爸，讓他趕緊下去。梁耀文向記者回憶，廖智後來告訴他當時的心情，她在底下已經二十多個小時不能翻身，她就想著：“我出去呼一口氣，看一看藍天，感謝一下那些救我的人，擁抱一下爸爸，我再走也沒問題。”

聽到她的聲音，廖軍激動得聲音都飄了起來，他怕她睡著，一直趴在廢墟上跟她聊天。5月13日臨近傍晚，廖智終於被救援的人“掏”了出來。廖軍看到她的小腿上一根肉筋耷拉出來，吊著一塊湯圓大小的肉，全身都是烏血。

廖智是那棟樓裡唯一的倖存者，她被送去醫院後，廖軍繼續留下來救人。此後部隊掏出來的全是屍體，凌亂地擺在路邊。好不容易有兩個氣息尚存的，廖軍讓別人趕緊去找車，自己守著他們，其中一個男人哭得很厲害，廖軍怕他撐不住，不停地跟他說話：“當兵的那麼辛苦把你們救出來，你們一定要堅持！一定要堅持！”四個小時之後，沒有車來，兩個男人前後腳沒了聲音，廖軍一開始以為他們累了，伸出手在他們鼻孔下探了探，“活生生的兩個人都沒有氣了。”那一刻他的眼淚洶湧而出，他一天一夜沒有合過眼，救廖智的時候沒有哭，以為廖智死了的時候也沒有哭，現在一個人坐在廢墟上，守著兩具微溫的屍體，他哭得不能自已。

完全不像一個病號

李爽接到電話，對方告訴她廖智截肢了，蟲蟲死了。她當時正在公園裡避難，放下電話就趴在草坪上開始哭，母親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她去了醫院，到處都是斷手斷腳的傷者，大都病懨懨的。李爽找了很久才找到廖智，她躺在一個過道里，插著尿管，裹著一條髒兮兮的毯子睡著了，李爽蹲下來，仔細看著廖智的眉眼，“那種感覺，真的說不出來，就是無比的痛苦又無比的喜樂。”

廖智突然醒了，看清楚是她之後笑了。李爽覺得，別人不會理解那種情境下的笑容，“他們可能覺得，她在笑什麼，在這種情況下還笑得出來，腦子出毛病了吧？”但她知道，那是因為廖智看到她還倖存，“我們都活下來了。”

廖智掀開毯子，給李爽看：“我腿被鋸了。”臉上還是笑著的。李爽看著她的雙腿，短了很長一截，裹著厚厚的紗布，沁出來一點血，她鄭重地點了一下頭，什麼也沒說。

廖軍是接收蟲蟲和廖智婆婆遺體的人，後來廖智問過遺體的情況，沒有再多說什麼，但廖軍一直記得廖智當時的表情，沒有落淚，幾乎是平靜的，“但看著就讓人很難受很難受。”那個寶寶此後成了大家共同的禁忌，廖智不提，大家也不提。

廖智在此後展現出了讓人驚訝的狀態。截肢之後，廖軍和白玲最擔心她想不開。但她彷彿從一開始就接納了這件事，笑容從來沒有掉下來過，李爽記得，廖智在床上和她玩自拍，塗各種顏色的指甲油，戴誇張的耳環，“是一種不放棄的狀態。”

梁耀文見到廖智時是震後不久，他帶著一些人去四川救援，廖智一直跟他們聊天，臉上的笑容很大，梁耀文看著她，覺得這個女孩子不太正常，“她不像是一個經過災難的人。你想，一個年輕漂亮的舞蹈老師，沒有雙腿就像沒有命似的，怎麼可以嘻嘻哈哈這樣笑呢？我說不可能，我接受不了，但是她完全就是沒有這個自憐。”

幾個月之後，他參加了一場廖智主持的婚禮。在一棟塌了一半的房子後院，周圍全是倒塌的房子，那是新娘的家。廖智站在最前面，穿了一雙海綿包裹的假肢，口若懸河地介紹新人和嘉賓，在那個殘破的院子裡，她站著說了一個多小時，幾乎沒有停頓，時而講個調動氣氛的笑話，觀禮的人不時發出笑聲，那個場景直到現在都深深印在梁耀文的腦海裡。

導演任虹霖在地震發生後帶著團隊到醫院慰問傷者，見到廖智之前，他已經走訪了好幾個醫院，“99%的人都垂頭喪氣、失落、痛苦，呈現出各種負面情緒。”他猜廖智也差不多，別人給他描述的廖智是一個80後母親，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雙腿、婆婆。他見到她時，她坐在床上，瘦瘦小小的，笑得很開心，任虹霖很震驚，他見了那麼多人，很陽光的“只有廖智一個”，“像一個初中生一樣，完全不像一個病號，也不像是一個母親剛剛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廖智組織醫院的傷殘者在醫院大堂聚會，她坐著輪椅，和李爽一起給大家講笑話，表演周星馳電影裡的經典橋段。任虹霖看到廖智把坐輪椅的人排成一隊，連成一列小火車，領頭的人像拉火車一樣拉一大圈輪椅，一群人嘻嘻哈哈笑成一片，在整個四川都被巨大悲傷籠罩的背景下，那個場景極其溫暖而罕見。

所有回憶起那段經歷的人都會提到廖智的笑容，但廖智回憶起當時的自己卻是另外一個更痛苦的版本。

地震後，丈夫並不常去醫院看廖智，一見面也只是不停地哭，廖智覺得他也陷入了巨大的痛苦，那是一個對感情不忠但很愛女兒的男人，何況他還失去了自己的母親。看到別的女傷者都有丈夫陪伴，廖智常常覺得羨慕。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後，廖智決定離婚。

她形容那時候的狀態，“就是個不被愛的感覺，覺得可能自己就是一個很沒有用的人，丈夫離開了，再加上腿又沒有了，就會覺得很多人從心眼裡面會覺得你站不起來了，我不想要這樣被看待。你越沒有被愛，你就越想證明自己。”

在這種驅動下，即使身體殘缺，她依然成了精神上更強韌的那個。地震前，她是家裡拿主意的人，父親的影樓生意不好，是她主張引進了數碼攝像，狀況才一點點好起來，父母在精神上非常依賴她。震後她更是不敢表現出絲毫軟弱，“在他們心目中，我是一個支撐，我倒了他們全倒了，所以我也不敢倒。”

白玲記得，廖智很少跟她提起身體的劇痛，但她知道那是“很疼很疼的”。有一次無人的時候，廖智在衛生間摔倒，腦袋上撞了一個大包，灰頭土臉爬不起來，她突然嚎啕大哭，地上有蟑螂爬過，她覺得自己也像那個昆蟲一般卑微弱小。那是她不多的情緒爆發，但哭過了，等廖軍和白玲回來時，她又把這個事情當個笑話講給他們聽。

廖智抓住一切機會，證明自己不是個廢人。廖軍在醫院轉悠的時候發現，有一個截肢的男孩攢了很多安眠藥，都沒有服用，似乎想要自殺，回來跟廖智聊起，她馬上轉著輪椅就去找那個男孩。

她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具有說服力。“他們很多截肢是單腿，或者是單手。他們看到我兩條腿沒有了，還嘻嘻哈哈的，可能他們會覺得原來也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不然的話好像就只剩下一種生活方式，看到我也許會覺得其實可以選擇別的生活方式。”她說。

她常跟別人說，幫助別人是因為要回饋那些把她救出來的人，那是真的，但她不敢跟別人說的曲折心事是，幫助他人時她覺得自己是有用的，“我這樣做也能夠體現我自己的價值，就在尋找一個價值。”她從不說，彷彿說出來，就是對殘酷生活的示弱。

鼓舞

廖智孜孜以求的機會很快來臨。

任虹霖在跟她的一次聊天中問她：“你想不想要跳舞？”那個想法是突然跳進他腦海裡的。他正在和《還珠格格》導演孫樹培一起籌辦“世界小姐”重慶賽區的比賽，希望邀請她來表演。他見過很多身體殘缺但依然能跳舞的人，覺得廖智也可以，“她應該用她的能量去鼓勵更多的人。”

那時候廖智狀況很糟，剛剛做完手術一個多月，還在等待二次手術，廖軍勸她不要去，“你就剩一個膝蓋頭了，萬一摔了或者怎麼樣，可能膝蓋都保不住了。”但她覺得，那是唯一能跟命運搏一搏的機會，她要重新站上舞臺，她得從廢墟里站起來，而不是和房子一起倒下去。

也有生計方面的考慮。父母一直擔心出院之後的生計，她總是安慰他們：“沒關係，有我在，你們什麼都不用擔心。”但她也很發愁，手裡只有一點點錢，不知道能用來做些什麼，其他的傷者在醫院看地震的新聞，她看的全是創業和致富欄目。

“我有一天是要出院的，我們家的房子全部沒了，全部垮了，我腿也沒了，我也不可能再回去當舞蹈老師了。那我能幹什麼呢？……如果我重新上了舞臺以後，我會被別人知道。如果不上的話，我就淹沒在這個洪潮當中，就沒有了。”她說。

廖智答應了任虹霖。她沒有腿，只能跪著跳，他們為她定製了一個巨大的鼓，她在鼓上跳。在任虹霖看來，廖智所要克服的是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她的腿當時只是簡單包紮，碎骨頭碴子還沒有打磨，腿每天都是腫的，光是練跪姿就練了整整三天。白玲不敢碰她的膝蓋，連最輕柔的被子她都蓋不了。

他們在重慶的文化館排練，每天都是40度的高溫，廖智的身體不能吹空調，只能頂著高溫練習。任虹霖記得每次排練完，廖智腿上的紗布就變成了一包血。廖智咬著牙練習，在最艱難的時候總會想起蟲蟲，她總覺得寶寶在天上看著她，她抬頭望天，向她尋求鼓勵，“媽媽做得還不錯吧？”

“我就相信我女兒在天堂，她看得見我。我就想如果她現在在我身邊，她會是怎麼樣的，她肯定希望我是一個能讓她自豪的媽媽，她肯定不希望我每天是哭哭啼啼的，她希望我是快樂的。”

7月14日，廖智做完手術兩個月後，登上了舞臺。任虹霖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他坐在觀眾席裡，燈光亮起，廖智一身紅衣，舉著兩隻鼓槌，跪在大鼓上，雙腿望去只剩下了一半長度，纏著厚厚的繃帶。任虹霖描述那一刻觀眾席的氛圍，“鴉雀無聲。”廖智開始敲鼓，在鼓上騰挪翻轉，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起立，鼓掌，那個舞蹈一共三分半鐘，沒有人坐下，現場的很多人包括任虹霖都掉了淚。他做舞臺導演很多年了，直到現在，那個節目依然是他職業生涯裡唯一一個從頭到尾全場觀眾起立看完的節目。

“地震給她身體造成了重大的創傷，但是我覺得把她的這個潛能是徹底地釋放出來了，把一個人人性當中最偉大的東西激發出來了。”他說，“這個東西能給人非常大的力量，讓你平靜下來面對你的生活。大多數人都是被所謂的命運和情緒所掌控了一生，而不能像廖智一樣去選擇自己的生活、選擇自己每一刻的生活狀態。”

他在後臺看到了廖智，她很高興也很疲憊，“感覺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能量一下釋放完了。”表演結束，她被帶回醫院做二次手術。

國內媒體用了很多版面報道她，許多外媒也做了整版的報道。就像那支舞蹈的名字《鼓舞》一樣，她鼓舞了當時陷入悲傷的國人，廖智一戰成名。

我不想揹著一個殼

在最無力的時候，廖智努力想成為那個不被遺忘的符號，她成功地成了那個符號，從此以後，十年如一日，媒體介紹廖智的頭銜都是“汶川地震截肢舞蹈老師”，那卻成了她在此後漫長歲月裡無法擺脫的枷鎖，“地震”和“災民”成了長久貼在她身上的標籤。

《鼓舞》之後，廖智常常接受採訪、參加節目錄制，錄完節目對方大都會包個紅包，三五百塊左右，那是那個家庭不多的收入來源，有時候只要包吃住，她就會帶著母親去，這樣可以少兩個人在家裡吃飯。

也遭遇了一些質疑。有一次，她去一個電視臺錄節目，明顯感覺到了一位編導的敵意，“他會覺得你是一個四川出來的災民，你現在靠著這些節目在賺錢，他就會覺得你是在消費你所經歷的災難。”

廖智覺得委屈，她很珍惜每一次上節目的機會，“那是讓我重新生活的唯一一條路子了，我能做什麼呢？我什麼也不能做。我們什麼都沒有了，連重建的房子都要自己掏錢去買，沒有人給我提供一個新的工作機會，也沒有人說我來安排你們未來的人生，我們怎麼辦呢？”

但這種質疑的出現讓她開始懷疑自己，她心裡有一種即使身體殘缺也不曾被摧毀的驕傲，“我想要去證明我自己，不是靠這個活著，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在任虹霖看來，廖智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非常強”的人。成名之後，她接了很多社會名流的名片，最後都丟掉了，連父母都覺得她“有點笨”。重慶當時的地方主官曾去醫院探望她，有旁人跟她說，有表演的時候可以請這位官員來看，“跟政府搞好關係”，讓廖智給這位官員的秘書打電話，廖智不想打又不勝其擾，只好把病房門鎖上。

《鼓舞》之後，任虹霖曾幫她籌款，最終籌到了50萬，廖智沒有收，把這些錢捐給了其他災民。在他印象中，廖智當面拒絕別人贈送的錢物發生過太多次，“她都不帶思考的。”

廖智的理由是無功不受祿，“你可以幫我，但是你要讓我做一個什麼事情，我們是合作，但是你要白白地幫我，我不想要……我就想努力能夠真的從精神上、經濟上各方面獨立，骨子裡面還是不想要被別人瞧不起。”

曾有五六家經紀公司找上門來，想和她簽約。一開始，廖智和父母都很開心，如果簽約，意味著他們會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廖智也可以獲得更專業的培訓。但是往下談的時候，廖智覺得有些不對勁兒，對方似乎並不打算認真培養她，只想趁她受關注的時候多賺點錢。

“我沒有覺得他們看到了我的價值，他們只是看中了我背後的事件（地震）。但是我不想永遠跟地震畫等號，就像一個人，比如說我今天跌倒了，我起來了。我永遠就跟這個跌倒聯繫在一起嗎？我作為一個人，一個獨立的人，我有我自己的天分，我的價值。”她說，“我就不能是一個完整的我嗎？我的生命一下子怎麼就狹隘到只剩下這一個事件了。”

父母一開始不太理解廖智的掙扎，廖智覺得，在媒體的轟炸下，父母好像也覺得她就應該和地震畫等號，勸她和媒體維護好關係。一有媒體找母親白玲採訪，她說著說著會哭起來，這讓廖智覺得苦惱，“他們好像很難走出來這個事情，如果我父母永遠讓我感受到他們的狀態是這樣悲傷的話，我會更悲傷的。我用盡所有的力氣努力往前走，就是想讓他們開心，想讓他們放心。”

父母不能遺忘，外界也有很多無關的人不允許她遺忘。幾年前還有人在微博上給她留言：“你是不是忘記了你的女兒蟲蟲？”理由是翻遍微博也沒有找到緬懷的文字。她又憤怒又傷心，那是她最不想和別人分享的內心角落。

頭幾年，廖智經常夢到蟲蟲。有一次夢到她已經是20多歲的大姑娘了，長得高而胖。廖智在夢裡很著急，“你這麼胖怎麼得了，將來怎麼嫁得出去？”蟲蟲回嘴：“不用你管！”廖智皺著眉醒來，發現沒有蟲蟲，她失落地安慰自己：“還好她不在，不然那麼胖她一定很煩惱。”

還有一次，她夢見蟲蟲三十幾歲了，一個巨大球從山上滾下來，眼看著要砸到她，廖智想衝過去救她，但已經來不及了。她從夢裡哭著醒來，然後慶幸那是場夢，不是現實。

她從來沒有夢到過蟲蟲還是個小寶寶的樣子，都是長大的姑娘，“她好像就在夢裡面陪著我長大了一樣。”

她在很長的時間裡不敢再要孩子。談過一些戀愛，跟對方說不想要孩子之後不了了之。對方不能理解她心中的懼怕，“我就覺得我保護不了我的孩子。”埋在廢墟里的時候，她旁邊有一個完好的鞋櫃，那個鞋櫃後來常常出現在她腦子裡，她總是忍不住想：“當時為什麼那麼笨，我怎麼沒把她塞進去呢，也許塞進去她就得救了。”這種自責折磨了她很多年，“我就覺得孩子太脆弱了，真的，我無法保護好她，如果我保護不了她，我就不想再要，我也不想有一天要離開她。”

她不想再把這些傷痛撕開給別人看。拒絕簽約經紀公司以後，廖智在重慶一家房產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一份收入微薄但讓她感覺到久違自由的工作。每天早上五點鐘起來，坐一個多小時公車之後轉地鐵，晚上有時候12點還不能回家，回家的時候總是能看見父母兩顆腦袋湊在窗戶那兒等她。她賣命工作，收穫了其他同事的尊重，有了固定薪水，她覺得自己終於有了一些選擇權，可以拒絕一些不舒服的採訪，“如果他的想法把我定義成一個符號性的人物，或者定義為弱勢群體和煽情人物，我就不去，反正我有薪水了（笑）。”

2013年，她參加了央視的《舞出我人生》。那是一個沒有任何酬勞、只包食宿的節目，但是滿足了她一直以來的渴求。她還想跳舞，但她的狀況需要老師一對一教學，她負擔不起昂貴的私教。節目組跟她溝通時，她只問了對方一個問題：“會有編舞老師教我嗎？”對方說有，她沒再提任何條件，收拾包袱就去了。

一開始節目組並不看好她，一位編導私下跟她說：“你來也就是錄兩期，肯定也是錄不到最後的。”她很硬氣地告訴對方：“我也不想錄到最後，我還有工作，不要為了你這個把工作搞丟了。”

演員楊志剛是她的搭檔，專業舞蹈演員出身，曾登上過春晚的舞臺。當時他被抑鬱症困擾，是精神最痛苦的時期，“覺得什麼事情都沒意思，沒有生活的動力。”他想著來錄一次就走，自己和廖智似乎都不是跳舞的最好狀態，他跟廖智說：“咱倆是一個肉體殘疾，一個精神殘疾（笑）。”

每次排練他都跟廖智說：“我就陪你再跳這一個，下次我就不來了。”廖智很理解他，總是笑笑說沒事兒，她可以請節目組再找找別人，廖智這般態度，他反而覺得很愧疚，下次排練咬咬牙又去了，就這樣一期又一期，他們錄完了七期，走到了決賽，拿了亞軍。

看著廖智的時候，楊志剛彷彿能汲取到一些力量。他記得編舞老師教的動作難度很大，作為專業舞蹈演員的他完成起來都覺得困難。但廖智每次都是很興奮的眼神，她通宵排練，倔強地要完成那些動作。“她一次次地跌倒，一次次地不斷地在練，你就覺得，她一個沒腿的人都要這麼好好地、有熱情地活著，你為什麼就不想活下去呢？”他告訴記者。

在廖智的記憶裡，那是一段非常開心的經歷。她終於又可以跳舞，跟專業舞者學習，哪怕是看著別人跳舞，她也覺得高興。“我挺享受在其中的，哪怕等12個小時，錄半個小時我也很開心，會很努力地去練習。每次都覺得時間太短了，還沒有盡興。”

楊志剛和廖智合作過一支舞，叫《怒放的生命》。廖智坐在輪椅上，兩人擁抱、徘徊、分離，用肢體語言展示愛情中的喜悅和痛苦，動作難度很高，廖智有80%的概率翻車，但他們順利完成了。那期節目播出之後，一位導演朋友給楊志剛發信息，“媽的，看哭了。”

節目結束之後，楊志剛去別的劇組工作，遇到困擾麻煩的時候總會想起廖智，然後就覺得眼前的煩惱都不算什麼了，“這比跟廖智跳舞這簡單多了（笑）。”

上帝的劇本

廖智也在錄製節目過程中找到了自己重要的人。

跳舞需要特殊的假肢，她去了Charles的公司，請他為她製作假肢。他在美國長大，並不認識廖智，他一邊幫她弄假肢，一邊看她和節目組的人說話，她的姿態和眼神莫名吸引他，他覺得，“是一個心裡有故事的人。”晚上回家，他翻閱了廖智所有的採訪和文章。

他們在2013年開始談戀愛，廖智覺得，這是一個能夠看到她心裡的人，他對廖智說：“我們在一起以後，我來做家庭的經濟支撐，你只要做你喜歡做的事，不喜歡的你都可以任性地說不。”

廖智頑強的自尊心融化了一些，“很多人看到我很風光的一面，我自己也想營造出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我很風光，我活得很精彩，但是他能看到我的窘迫。其實我內心是希望有個依靠的，但我的尊嚴讓我不願意這樣做。”

有時為了好看，廖智還是會在假肢外面包一個殼，Charles總說不用，“走，我們上街約會去。”路上有無數目光落在廖智腿上，他們仿若未覺，手拉著手自顧自走著。廖智有點驕傲地想：“怎麼的，羨慕我有這麼棒一個男朋友嗎（笑）？”

對方能理解她不想生孩子的恐懼，如果她不想生，他們可以領養一個身體有殘疾的小孩兒。

彷彿有很多未曾實現的夢想都在遇到這個人之後實現了。談戀愛時，她去幫Charles打掃房間，房間裡床底下積了很多灰，她掃完以後精疲力盡，躺在地板上，陽光從窗外照進來，在地板上反光，她覺得腦海裡好像有一個畫面浮現，她跟未來的孩子一起在家裡打掃，打掃完了以後躲在床底下跟她玩捉迷藏。她突然落淚，那就是她很多年前夢想的生活，但在地震之後，她不敢再想。

2014年，兩人結婚，2016年9月，廖智生下女兒。

得知懷孕的時候，她哭了，給所有人發信息，叮囑對方不要告訴別人，然後自己告訴了所有的“別人”。李爽打電話過來，兩人在電話裡又是哭又是笑，“她們曾經覺得我不會再有孩子了。”

楊志剛去年見了一次廖智，請她吃烤鴨，他覺得現在的廖智柔軟了許多，他記得跳舞時她最常說的是“咱練”“我一定能做到！”現在那股倔強執拗的勁兒好像消失了。梁耀文記得以前廖智說話像機關槍，噼裡啪啦，說得很快，現在則會停下來慢慢講。

廖智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變化，以前的自己像一隻炸毛的小動物，外表開朗，但內心是緊繃的。但是現在在丈夫和女兒的影響下，變得柔和了許多，“感覺到被愛，就不會再那麼用力去證明自己。”

很多時候，她依然被外界視作地震的符號，她曾經用力地想要掙脫這個標籤帶給她的條條框框，“但現在都能接受了，因為我已經不再被這個事情限制了。我不會特別跟什麼抵抗，也不會特別想證明什麼，就覺得我要專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

從2013年開始，廖智和Charles專注於幫助殘疾人的工作。他們定期組織截肢者分享會，她和Charles鼓勵大家將自己的困擾講出來，為其提供康復和生活其他方面的幫助。在7月7日的上海分享會上，廖智說：“雖然截肢者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樣，人生可能遭遇更多的挑戰，但不代表我們就特別需要煽情、催淚的那些東西，我們也可以很陽光地生活。希望大家都能非常自信、非常願意走在大街上，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2019年上半年，廖智和Charles決定搬回重慶。對於截肢者來說，上海的醫療條件尚可，而大西南地區的截肢者數量更廣，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助。

她還是會在閒暇的時候跳舞，把自己想呈現的舞蹈和音樂記在記事本上，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做編舞，“很多夢想我就擺在那兒，我也很有信心往前走，走到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我就在等，某一天有這個機會，這個事就可以做了。”

那場災難已經過去了11年，很多的歲月划過去了，痛苦的、迷茫的、甜蜜的、喜悅的。她常常會感謝那場地震，將她從原來的生活裡救了出來。如果沒有那場地震的話，她可能會在小鎮上一直隱忍地生活，老去。“它（地震）把我彈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然後在那個地方上帝給了我另外一個劇本。”

她一直不喜歡被塑造為堅強的人物形象，她沒有覺得自己積極地做了什麼事，她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往前走，前面是坦途還是斷崖，她也不知道。“但是你只能往前看，往前走。我不認可的一點是留在原地，有時候就是要忍痛前行，痛著痛著，也許走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就好了……我都是一步一步走的，上帝把劇本寫成了這個樣子，他換一個寫法也行，但沒有這麼有意思。他喜歡戲劇性的東西吧，他喜歡這樣的故事，才會安排這樣的故事。”

如果有重來一次的機會，她不想去動這個劇本，“改變了它，我就不能成為現在的自己。”

廖智的QQ空間裡有一個上鎖的相冊，那裡面有幾張蟲蟲的照片，她會偶然打開，看著她，但不會哭，她知道她已經離開了。現在她不會經常想起蟲蟲，她猜天上的女兒也許知道這件事情，也許蟲蟲也希望這樣。她總是一個人默默地看一會兒相冊，然後關上，起身，去繼續生活。

（應採訪對象要求，廖軍、白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