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是中國當代成就和影響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是社會時代的宏大記錄，無論是短篇、中篇，還是長篇，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充分顯示著黃土高原作家對土地與人類關係的思考，全景式的記錄更是將中國社會幾十年的變遷凝聚在他對農村生活、現實主義、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的關注與描寫中。對“城鄉交叉地帶”的開掘，對鄉土靈魂的執著探索，使路遙這位揹負著精神十字架、為文學殉道的作家，以生命為代價成就了文學。
2019年是路遙誕辰七十週年，10月22日，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陝西省作家協會、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卅年重聚說路遙——紀念路遙誕辰七十週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張伯江，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錢遠剛，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閻綱、周明、白描、白燁、李炳銀、李國平、施戰軍、邢小利、厚夫等著名評論家，程光煒、王兆勝、趙勇、魯太光、吳俊等知名學者，以及李建軍、田美蓮、周瓚、陶慶梅、楊早等當代史全體研究人員，參加了會議。
“‘卅年’是三十年，我覺得它是一個概數，因為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1988年5月25日完成，獲茅盾文學獎是1991年的3月21日頒獎，1989年沒有什麼正好跟2019年對應的文學大事件發生，但是前後都有可紀念的事情，所以用一個‘卅年’。”李建軍說。
座談會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致歡迎辭，並回憶了路遙與人文社的深厚情誼。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很多路遙的作品，2015年出版的厚夫的《路遙傳》銷量已經超過10萬＋，今年又為紀念路遙誕辰七十週年隆重推出了航宇的《路遙的時間：見證路遙最後的日子》，以文學出版的方式來懷念路遙。
《路遙傳》以路遙一生的時間軸為線索，從“苦難的童年生活”到“生命的最後時光”都漸次展開。其作者厚夫是路遙生前的忘年交、路遙文學館館長以及路遙研究界的權威之一，掌握豐富的一手資料，披露了大量路遙不為人知的往事，還原路遙的寫作時代，展現他的寫作精神。
《路遙的時間：見證路遙最後的日子》則是航宇以樸實的文風、細膩的筆觸、誠摯的情感，娓娓講述了作品之外的路遙，人生中平凡的、真實的、有血有肉的路遙，而不是一個概念化的高大全的路遙。
《路遙傳》
為什麼三十年後，我們仍然需要讀路遙
在每年出版近萬部長篇小說的今天，《平凡的世界》依然高居暢銷書榜首，並被列入高中生必讀書目，在各大高校圖書館的借閱記錄中名列前五。路遙和他作品的魅力到底是什麼？
路遙在文壇掀起的熱潮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了，他的成名作《人生》，獲1981—1982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這部小說講述了農村青年高加林在高中畢業後的出路問題。高中學歷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已經算高學歷，但當時的城鄉差異和改革環境，使高加林這樣一位知識青年的未來十分尷尬，他既融入不進城市又不甘心回到農村務農，這也是當時一批想要走出農村卻面臨重重阻攔的農村青年的人生困境，當然這也曾經是路遙的困境。
在劉躍進看來，一個作家不在於寫什麼，而是看留下的作品是什麼。“路遙的作品當中我們讀到了不僅是現實主義的東西，而且還讀到了浪漫的情懷。”他補充說。
路遙的作品中，無處不在的是這類強大的主體和蓬勃欲出的生命力。路遙筆下的主人公幾乎都是《紅與黑》中於連式的底層小人物，他們雖然生活得艱辛，卻並不為苦難和痛苦所擊倒，他們有西西福斯的執著，也有斯巴達克的勇氣，他們的奮鬥讓平凡而普通的青年人看到前景和希望，這也許是路遙小說最打動人心的地方。
作家的創作總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關係密切。“路遙是改革開放的先鋒，也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書寫者。他敏銳地抓住改革開放前後中國社會偉大轉折的關鍵節點，對1975年——1985年的中國農村社會進行了深入的觀察分析和記錄，為我們留下了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把自己短暫的一生熔鑄在國家命運及時代大潮之中。”錢遠剛說。
高建群曾評價路遙的寫作，即使有一天我們的生活中沒有“平凡的世界”裡的“人生”，路遙的作品依然不會過時，他的作品中所探討的是人類永遠需要思考“我想飛得更高”的問題，這是貫穿人類始終的問題。所以每一代青年都能在裡面找到共鳴。
《路遙的時間》
普通的人生，平凡的世界
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大會上，路遙獲得改革先鋒稱號；路遙的《人生》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最有影響力小說”。《人生》《平凡的世界》出版三十多年後，仍能獲此殊榮，這是對路遙作品的再次肯定。
路遙留給人們的遺憾太多，他自己人生的遺憾也太多。《路遙的時間》中，航宇講述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獲第三屆茅獎後的生活。在世人看來，茅獎榮譽讓路遙風光無限，他不僅進京在北京國際飯店參加了規模宏大、盛況空前的頒獎典禮；回到陝西后，陝西省委宣傳部、陝西省文聯、陝西省作協又在西安聯合召開“路遙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獲茅盾文學獎表彰大會”。按照常人想象，路遙的生活應該是名利雙收，但事實是，這位作家的生活依舊拮据，父母強制要求他給弟弟九娃安排工作，前來拜訪的記者、文學愛好者讓他無處可逃、沒有時間讀書創作，而他自己因寫作《平凡的世界》毀壞的身體狀況也在每況愈下，他與林達的婚姻也亮起紅燈……
作為一個讀者，施戰軍覺得在那段最迷茫的時間裡，是《平凡的世界》給了他力量。不同於很多作家，路遙“正視奮鬥和改變命運的限度”。“我覺得人們接觸世界的方式，《平凡的世界》找到了。他的情感一直很濃烈，是身入、心入、情入，虛構不是虛設，慈悲不必傷悲。他正視奮鬥和改變命運的限度，他如果只有對命運不低頭，只有不懈奮鬥等等，這個不是路遙，他也沒有這麼大的魅力。他也正視奮鬥和改變命運的限度，這一條讓他和我們讀者完全產生了共鳴。”施戰軍說。
在《路遙的時間》中，航宇講述了作品之外的路遙，真實的路遙，人生中平凡的路遙。他像所有人一樣，要面對突如其來的事件，要解決自己不能把控的問題，要面對生離死別，也要面對矛盾脆弱的自己。
固執的寫作，出走的生活
陝西作家寫作，一向以苦著名。柳青為寫《創業史》紮在皇甫村三年，陳忠實寫《白鹿原》一直蟄伏在西蔣村。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不僅以殉道式的精神投入，那種苦行僧式的煉獄般的寫作，更摧毀了他的身體健康。
據航宇在《路遙的時間》中記述，路遙在創作《早晨從中午開始》時也頗費了一番周折。為了保障寫作時間和安靜的寫作環境，路遙交代航宇去招待所給他定了一個房間，在沒有人注意的情況下路遙偷偷跑進了招待所開始寫作，並囑咐航宇不要跟任何人說他的去向。在這個秘密的空間內，路遙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到他的寫作勞動中。航宇期間去看他時發現，“我的神呀，哪像是房間，好像剛讓土匪打劫過一樣，整個屋子亂七八糟，床上地板上，到處是他的稿子，幾乎連腳踩的地方都沒有。”
在刑小利看來，這一切也不是無根可尋的，一個人某種心理定勢，往往源於童年或少年的某個體驗特別深刻的經歷。“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遠方。應該就是從這一次出走起始並紮根，後來又被生命無數次重複，這種生命體驗後來就鑄成了路遙內心最深處的文化心理結構，或稱心理定勢。”刑小利解釋說，“後來叫路遙的那個人這時叫王衛。為什麼後來會叫路遙？ 路漫漫其遙遠兮，就是從這一次走出清澗萌生的。最後，他乾脆把自己的名字從王衛國（這個名字是1958年上小學時定的）改成了路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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