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晉瑜
吳小如先生（1922-2014）
拜訪吳小如先生，是萌生已久的念頭。2012年5月18日，北京大學召開《學者吳小如》出版座談會，其實也是為紀念先生90歲誕辰，因他聲明不組織生日宴會，不接受禮物，他的學生們就以這種樸素的形式祝賀他的生日。那天他又因病未能到場，這個壽星缺席的慶生會，開得真摯感人。
吳先生先後師從遊國恩、俞平伯、周祖謨等先生，學養深厚，深為學界推崇。他對《先秦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所作的貢獻，深深為學生們感念，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他主編的《中國文化史綱要》重印多次，獲“北大優秀教材”之譽。
近年來，他被稱為“學林警察”，對學界不良現象的批評毫不留情；他研究京劇，並寫了70萬字的《吳小如戲曲文錄》；擔心父親說自己“不務正業”，他以“少若”的筆名發表小說、詩歌；他擅長書法，卻從不以“書法家”自居；他自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最大快樂，以講課為主要‘嗜好’”，在北大中文系孜孜不倦執教28年，為何選擇離開？90歲的吳小如，何以如此鍥而不捨地做著像小學教師般的糾錯指謬的工作？他的心裡藏著怎樣的憂慮？
6月18日，記者如約拜訪吳小如先生。房間格局不大，傢俱也是80年代的立櫃、平櫃，床上整齊地放著書籍報刊。先生清瘦得很，但精神不錯。他說，自己有些顧慮，因為一說就是些不合時宜、跟時代的潮流“不配合”的話。
真學術偽學術不分
我們總是說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是社會上對於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學術成果，從上到下重視不夠，而且，偽學術跟真學術分不清楚，越是偽學術越容易名利雙收，越容易討好讀者。比如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不能說誤人子弟，至少也在誤導觀眾。我只看了老朋友周汝昌的講座，別的都只是掃一眼。一些主講人連基本常識都不過關，原文都講錯了，但是名氣很大、又出書，銷路還挺廣。
有人講《紅樓夢》，還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評，可是他講的東西，凡是研究《紅樓夢》的沒有同意的，他還續寫了《紅樓夢》，還賣得很熱，要我說，這都是偽學術。
學術普及，你得傳播正確的，不能傳播錯誤的，不能曲解古人的話。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東西，通俗不了。只能是一部分學術變得相對通俗，不能要求所有的學術、所有研究學術的人都通俗化。對通俗可以提倡，也不能冷淡不通俗的東西。把高深的學問變得通俗化，確實有這麼個需要，得往正路上引。通俗化不能庸俗化、媚俗化。
我的一個學生叫彭慶生，十年時間寫了《初唐詩歌系年考》，收入《國學研究叢刊》，36萬字，一分錢稿費沒拿到，自己掏錢買書送人。現在學術界就是這麼一個風氣。越是學術文章，越是得自己掏腰包拿去發表。這樣的話，學術能振興嗎？
為什麼離開北大中文系
陸志韋先生和中文系高名凱先生跟我沒有私交，1951年，他們把我從天津調到燕京大學，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調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講師沒有帶研究生的，我就帶過一個研究生。那時候我做講師，我編的教材，印了幾十萬本，被美國好幾個大學拿來做古漢語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學創刊號上寫了一篇文章，說凡是搞中文的，都應該讀讀吳小如的《讀書叢札》。現在很多學者也在編文學史，編多少本也沒用，課時太少。那時候我在中文系講文學史，一個週六學時尚且講不完，現在更是講不完。學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專業課，注重外文、政治。書是書，課堂講授是課堂講授，沒法代替。
我當了28年講師，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復評職稱時，我直接從講師當了教授，工資加了23塊錢。wenge結束，中文系黨委開會，我的學生裡有好幾個是黨員，他們透露說：“內定了你是‘秋後算賬派’，對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問題。從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課最受歡迎，結果，學生告訴我，提升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吳小如。
不在中文系，是因為中文系的環境，對我來說很不好。我離開中文系，決定調到中華書局，檔案都調出了。王學珍是老北大，他登門道歉，說你是北大老人，你別走。我說：“我給北大看門都幹 ，死活不在中文系。”
北大歷史系主任週一良先生和鄧廣銘先生三顧茅蘆，他們勸我說：到歷史系來吧！我不是搞歷史的，到了歷史系後，也沒發揮我的長處，變成邊緣人物。週一良先生的書裡，就說我在歷史系也沒受到重用。他們當初調我，主要為培養青年教授，培養研究生，可是我只培養一個人：孔繁敏。1991年，我69週歲在歷史系退休。《學者吳小如》裡，有學生提到，我不應該離開中文系，可是，wenge以後我是第一個離開的。有一次紀念吳組緗誕辰一百年週年，我有個發言，全場學生給我鼓掌，中文系系主任坐我旁邊，坐不住了，他打了好多“補丁”，解釋了半天。老實說，“我愛國，但guo不愛我”。
我不寫傳，不給自己樹碑立傳
學生們說預備給我過90歲生日，出一本《學者吳小如》，我很高興，別人都是死了後出一本紀念文集，我活著時看看這些文章，看看大家對我評價怎麼樣，免得我死後看不見了，等於是追悼會的悼詞我提前聽見了。實際上，收進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實際內容。作者裡有些是我學生，有些是學生的學生，好些我都不認識。看了以後，我想：這評價準確嗎？好話說得太多了。我有一個學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寫文章批評我對他不留情面。他說：“連我這老學生都受不了，所以吳先生到處受擠兌碰釘子，一生坎坷。”我幾十年的處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沒後悔過。我這人，一向就是主張表裡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對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對我來說根本是身外之物。當我年富力強，我想培養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現在有些人要來找我，可是我年紀老了，又有病，處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說做人說話要問心無愧，做出來的事情不至於做完後悔。但是這話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輩子不說錯話不做錯事。不管別人滿意不滿意，而是自己不說違背良心的話，不做讓自己後悔的事情。不是說，說的話一點兒沒錯，不做別人不滿意的事情，那就變成滑頭了。
有人勸我寫回憶錄，我不寫。寫回憶錄等於給自己樹碑立傳。鄧廣銘先生生前有一句話：活著時絕不給自己樹碑立傳。
學術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說，吉人詞寡。我還是說，有機會我還是說，我對於簡化漢字有一個意見，讓簡化漢字能夠永遠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點都克服了，才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腳。簡化漢字出來五六十年了，一點兒沒改。武松的“松”和肉鬆的“松”變成一個字了，還有“種”，宋朝有姓這個姓的，念沖，現在變成種地的種，不在簡化筆畫，而在於把字合併了，可是在繁體字裡，這個字還有它的生命還有它的用處，這樣不就毀了嗎？
好多廣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體字，就老出錯。有一本雜誌用繁體字，可是老出錯。它的書在香港臺灣北京同時出版，這不丟人嗎？我要求學生懂繁體字，懂草書，懂古文字。有人問我，念中國古典的東西有什麼必讀書，我說就兩本，或者說是三種，一個是《四書》，過去清朝有一個話：“詩四觀”，詩是《唐詩三百首》，四是四書，觀是《古文觀止》，要我說，國學必讀書要這三種就足夠了。把這三種書從頭到尾都念過，都背過，那你的國學基礎比現在碩士、博士、博士後都要強。
有人稱我是“學術警察”，我對這些也不在乎。要我說，現在不是學術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覺得，電視、電臺、報紙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國家的文化好壞都看這些個窗口，結果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亂七八糟。我看不過去就寫文章，別人認為我是多管閒事。
我二十幾歲時寫過大量書評，不是所有事情全鋒芒畢露，我還有做人的原則，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還有一條，己之所欲，不強施於人。否則，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書法家，我是教書匠
我是文革後加入作協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會我參加了。我年輕的時候的確是想當作家，後來發現不行，我興趣不在文學創作，而在於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寫過短篇小說、散文，寫過古體詩，用的都是假名。我父親認為在報紙上投稿是不務正業，所以我年輕的時候用“少若”的名字發表作品。我在作協登記時，筆名就這一個。
我教中學時，要教文言文和古詩。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詩人，我為了深入作品，我就實踐。所以我會寫文言文，會寫舊詩，那還是二十幾歲，為了教書，才下那個功夫。
那時我替沈從文編副刊，邵燕祥來投稿，那時他才15歲，我比他大11歲，我們倆加起來不過40歲。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說、詩歌大概經我手發表的，很多很多。
書法最關鍵的是，功夫在書外，意思就是說，有兩條，一是多唸書，一是做人要好，這是最基本的。我父親有一條，做學問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這是中國傳統的美德。到書法本身，只有一條，就是路子正，別學邪門歪道，古人講橫平豎直，寫字，字得規範，寫出來的字得規矩。臨帖，最好不臨古里古怪的帖，也別臨顏柳的帖，勁都在外頭，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還是先練“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獻之，我說過一句話：“學書必自二王始，譬猶築屋奠基址。”
父親認為我寫楷書不夠料，上中學後寫草書還像樣，父親說就走這個路吧！到我教書了，我就不練字了，可是我有一個學生，是鈕驃的哥哥，叫鈕雋，他跟我學寫字，他說，您有基本功，為什麼20年不寫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寫得比現在好！這算是給我的警告，三年困難的時候，好的紙張沒有了，我的鋼筆都是名牌鋼筆，怕在壞紙上寫把筆磨壞了，太可惜，就用毛筆寫講稿。從那會兒，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練字。我到現在感激他。
現在人人都是書法家，我不承認自己是書法家。得在書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書法家。我不是書法家，我是教書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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