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非洲官員的故事

在非洲工作的幾年裡，我接觸了不少政府官員，有一般辦事人員，有省長、市長，也有部長、總理，既有工作上的溝通，也有生活中的交流。與非洲官員打交道，讓我收穫頗豐，瞭解了非洲的歷史、文化、宗教、政治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同時，也從他們對中國、中國人的看法上讓我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有了新的觀察視角，正是“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1．“我父親沒打過中國人”

2006年10月27日，我在世界銀行一個項目上認識了埃塞俄比亞交通部的Abera Tilahun先生。從那時起，我們經常一起工作，併成為好朋友。

37歲的Abera在交通部工作了18年，他為人誠懇，不善言談，辦事非常認真。工作之餘，我們經常拉家常。他告訴我說，他父親參加過朝鮮戰爭，還得過軍功章。我說，我父親雖然沒有到朝鮮作戰，但那時整個中國都處於戰爭狀態，我父親也在後方做支援前線的工作，並開玩笑地說：“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那時中埃是交戰國，我們的父親是戰場的敵人，現在中埃是友好國家，我們成了建設中的朋友。”

他好像對朝鮮戰爭的歷史不太明白，慌忙解釋說：“我父親沒打過中國人，他那時參加的是聯合國軍隊，和北朝鮮人作戰。”

我對他說：“我那裡有關於朝鮮戰爭的資料片，有機會可以到我那裡看看。”

一天晚上，我用筆記本電腦給他播放《朝鮮戰爭》，是中文解說，我就翻譯給他聽。他看得出了神，瞪著眼睛要從影片裡找出他父親。他說，他父親那時是通信兵，沒有殺過人，在戰場上腿部受過傷。

Abera住在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和母親住在一起，因為他在家是個獨生子。他父親是1999年去世的，去世時70歲。他妻子Birknesh Abreham過去也為交通部工作，因為勞動合同到期失業了一段時間，後來在一家貿易公司找了個文員的工作。

2．埃塞俄比亞從小學到大學一路免費

Abera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Mister Abera，14歲，上9年級，二女兒叫Btelhem Abera，12歲，上5年級。我問他為什麼二女兒和大女兒歲數差兩歲，年級卻差4年級。他說，他過去在埃塞俄比亞Tigray州Adigrat工作，在那裡住了兩年半，小女兒在那裡上的學，那個州講Tigray語，後來搬到亞的斯亞貝巴後，改學阿姆哈拉語，比較吃力，就又開始從一年級上起。埃塞俄比亞是聯邦制國家，各州有自己的官方語言，聯邦政府的官方語言是阿姆哈拉語。

有一天，我們從項目地一起回亞的斯亞貝巴，我送他到家後，他妻子和女兒都出來和我打招呼。他女兒看見我這個“老外”很好奇，問他爸爸為什麼中國人的頭髮是直的，並要摸我的頭髮。我把頭伸過去，她邊摸邊興奮地說：“中國人的頭髮很光滑。”

埃塞俄比亞公務員的工資很低，Abera每月的工資是900比爾（2008年比爾與人民幣的匯率大約是1:1），和中小學老師的工資大致相當，不如技工工資高，所以，在埃塞俄比亞公務員並不是人們的首選的職業。雖然收入不高，但Abera一家卻過得很幸福，因為埃塞俄比亞政府很重視社會福利制度，埃塞俄比亞雖然是世界上最窮的10個國家之一，但他們早就做到了從小學到大學一路免費，連教材都由政府免費提供。學生讀大學，食宿都由政府“墊資”。學生大學畢業，工作一年半後開始在10年內還清政府“墊資”（4年約合8000元人民幣），如果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國家不向學生索要這筆費用。

Abera是個有心人，我們平時聊天，他經常會把一些信息記在一個小本上。有一次，他看到我的一個國內信封，就問我的地址，說以後我回中國後好給我寫信。他也給我寫下他的地址，並特別解釋說，埃塞俄比亞是沒有郵遞員的，信件要自己去郵局取。郵局的工作人員每天把本郵區內的信列個清單貼在牆上，如果去看信的人發現自己的名字在清單上，就向郵局工作人員要回自己的信。

3．我教省長學漢語

2008年，我在非洲銀行投資的一個項目上工作時，因工作關係結識了西北大區莫莫省的省長艾薩克先生。第一次見面，他就提出要我教他漢語。為了從一開始就激起他學習漢語的興趣，我決定用講故事的形式給他上課：“好的，那就從我的名字學起吧。”

說罷，我把“劉”字寫在紙上，告訴他“劉”就是由“文”和“刀”構成的，“文”就是“修養、文學、文明”的意思；“刀”就是“刀槍、武器、武力”的意思。也就是說，我一手拿書本，一手握刀槍；我熱愛和平，但不懼怕戰爭；和平時期做文章，戰爭時期上戰場。也許從來沒想過一個姓還有這麼多涵義，簡直就是一部聯合國憲章，他聽得入了神，學習興趣大增。

接著，我又教給“人”。 我兩腿叉開、雙臂貼身，威嚴地站在那裡告訴他說，這就是“人”。然後，把字寫到紙上，給他們解釋“人”為什麼要這樣寫：

“人”要簡約，要光明磊落，表裡如一，心胸坦蕩，淡泊名利。

“人”要穩定，要站穩腳跟，要有立場、有思想，風吹雨打毫不動搖。

“人”要挺直，要昂起頭顱，像鐵塔那樣，傲然屹立，唯我獨尊。

“人”歪了就需要有個依靠，那就成了“僕”。

他徹底折服了，讚歎漢語是他所知道的最神奇的語言。然後，我又交給他“大”、“天”、“田”、“男”等容易理解記憶的字。他學得非常認真，每次見面總把我過去教給他的漢字寫出來，讓我檢查對不對。

4．“你們給我們一些援助不算什麼”

上個世紀50年代，新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了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從1956年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並從此一直沒停止過。幾十年來，中國向非洲50多個國家援建了上千個成套項目。

我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曾留意看了一下，這個僅有150萬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國援建的會議中心、婦幼醫院、市政廳廣場、多功能體育中心等項目。這僅僅是非洲一個國家的一個城市，我們對非洲各國的援助規模可見一斑。

2009年5月6日，我與喀麥隆工業、礦業和科技部部長恩唐加·恩丁加·巴德爾先生談完公務閒聊，就談起了這個話題。

巴德爾說，喀麥隆很希望中國政府能為喀麥隆援建杜阿拉第二大橋，以緩解喀麥隆經濟首都的交通壓力。我給他解釋，中國雖然經濟總量有，但不要忽視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事實，中國的GDP一人均，就沒什麼了，中國仍然是個窮國。我估計杜阿拉第二大橋至少需要3000萬歐元，這麼大的投資對還有上億人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上的中國來說確實是個不小的負擔。

巴德爾聽罷連連擺手：“不，不。中國經濟發展很快，我去過中國，到過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見你們到處都在搞建設，到處蓋樓房，修路、修橋，中國的經濟已經很發達了，這點錢對你們來說是九牛一毛。

我繼續與部長討論：“部長先生，您在中國看到的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中國內地還有很多地方溫飽問題沒解決，有的地方甚至比喀麥隆還窮，孩子上不起學，病人看不起病，這些地方您是沒有看到，接待單位也不會安排您看這些地方。”

“不管怎樣，你們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給我們些援助算不了什麼。” 巴德爾部長說。

我繼續給他解釋:“中國外匯儲備雖然第一，但那是人民用辛勞的汗水換來的，中國的出口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實際上我們中國人受世界剝削。美國一直壓人民幣升值，這也讓外匯儲備大幅貶值，中國人民辛苦勞動積累的財富就慢慢蒸發掉了，自己並沒有享受多少勞動成果。”

我還與部長提起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告訴他中國和非洲國家同屬於第三世界，我們都是發展中國家。

巴德爾馬上接過話茬：“你們中國是第三世界，我們喀麥隆是第四世界，我們比你們窮，你們幫助我們責無旁貸。”

巴德爾部長對中國的看法很具代表性，非洲官員形成了一種潛意識，認為中國援助非洲理所當然。

5．“美國可不只給我們武器”

埃塞俄比亞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市長Yifru Zerihun是個非常厚道的官員，在世界銀行投資的一個公路項目上工作時，我經常與他打交道。有一次，項目急需一塊棄料場，這天是星期六，我就給他打電話，講明事由。他二話沒說，答應立即安排徵地。他把徵地的7名官員召集起來，然後找村長和地的主人，測量、評估忙活了一天，中午飯都沒吃。現場評估結束後，我給他們每人100比爾小費，其他7個人已經收下，Yifru先生沒看到，當給他時，他拒絕接受，並讓其他7個人把錢還給我。他說：“這是我們分內的工作，政府給我們工資，就是讓他們做這些事情，不能再額外收取報酬。”

後來，Yifru先生改任North Wollo省的省長助理，一次我去看他，聊起了過去中國對埃塞俄比亞的援助，當談到毛澤東，他甚至能背誦毛主席語錄！

聊著聊著就聊到了美國：“美國給你們武器，讓你們打仗。我們中國給你們經濟援助，讓你們發展。”我知道，1950年英國從埃塞俄比亞撤軍後，美國搞了個MAAG（軍事援助諮詢小組）項目，用美國武器裝備埃塞軍隊，於是，我很自信地對Yifru先生說。

“中國人民給我們的援助，埃塞俄比亞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但美國可不只給我們武器。”說到這裡，他起身對我說：“我們現在出去，我帶你到一個地方看看。”

我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便一起驅車來到了距省城26公里的Hara鎮。遠處見男女老少或用肩扛、或用驢子在搬運什麼東西。走到近處，原來他們在往家搬運用塑料編織袋裝的糧食和用鐵桶裝的食用油。我問Yifru先生這是怎麼回事，他說：“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我們來到一個用白色苫布搭成的巨大倉庫，上面有很大的“USAID”幾個字母，人們在倉庫門口排隊，領取糧食和食用油。糧袋和油桶上印著“不得銷售或交換，美國國際發展署，美國人民的捐贈”。Yifru先生給我解釋說，美國國際發展署在各村鎮都設有這樣的援助倉庫，定期向村民發放糧油。

原來西方國家援助非洲，不敢把錢給政府，擔心援助款項被官員截留，他們大多是通過非政府組織直接對非洲人民提供援助，有食品援助，有衛生醫藥援助，有教育培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