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大局，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服務，是審判機關的重要任務。各級人民法院圍繞“三大攻堅戰”做好司法服務保障工作，就是在做服務大局的工作。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而言，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審判機關應當切實把服務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抓好。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聽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於加強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周強院長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了依法懲治金融等領域經濟犯罪，維護金融安全和市場經濟秩序。
北京大學王新教授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自201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起，中央要求打好“三大攻堅戰”，其中重中之重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從審判職能的角度出發，依法懲治複雜多變的金融犯罪，為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提供服務保障，是當前各級法院的重要任務之一。
金融市場是社會財富的聚集地，天生地成為不法分子謀取非法利益的窺覷地。從司法實踐看，我國打擊金融犯罪的形勢十分嚴峻，發案數和涉案金額呈現高位運行和逐年上升的態勢。另一方面，在打擊傳統金融犯罪的基礎上，又面臨著新情況的挑戰。近些年來，互聯網金融發展迅猛，包括互聯網支付、P2P網絡借貸、網絡眾籌、網絡微貸、網絡銀行和數字貨幣等多種模式。這在一方面迎合了市場對支付便利和多元化投融資的需求，但也包含和增加了傳統金融的全部風險，必然會給參與者帶來風險隱患，並且容易成為不法分子實施金融犯罪的平臺或者載體。例如，從2012年起，非法集資的犯罪手段發生了很大變化，開始向互聯網金融領域迅速蔓延，以投資理財、P2P網絡借貸等名義進行非法集資成為普遍模式和重災區，跨界特徵更加突出，傳染積聚速度更快。近年來，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類成為大要案高發領域和非法集資主要方式，嚴重危及到公眾資金的安全和國家金融管理秩序。
與一般的經濟犯罪相比較，金融犯罪案件呈現出犯罪手段專業化、智能化、隱蔽化和迷惑性強的特點，致使司法機關所查處的案件數量並不多。例如，自從1997年《刑法》第191條設立洗錢罪起，截止到2006年的10年內，我國只有3起案件4名被告人被判犯有洗錢罪；在2013年至2017年，也只有87人以洗錢罪定罪處罰，這與我國是一個高風險的洗錢大國形成鮮明的反差。再例如，以內幕交易罪為例，從2007年至2011年的5年間，全國法院審結的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犯罪案僅有20餘件。這些冰冷的數字透析出金融犯罪的專業性強、查處難度大，但也表明不能適應打擊金融犯罪的需求。
對此，我國各級法院經過認真專業的多方位司法改革，不斷創新完善審判工作舉措，以專業化的辦案效果，破解了打擊金融犯罪難度大的“瓶頸”問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所作的關於加強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在過去五年間，為了指導全國審判工作的統一和規範，最高人民法院出臺與金融犯罪有關的刑事司法解釋近10件；依法審結破壞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詐騙犯罪案件10.9萬件，其中內幕交易等證券期貨犯罪案件210件，洗錢、假幣犯罪案件2657件。從這些數字的對比可見，我國各級法院高度重視打好“三大攻堅戰”，積極投入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專項行動，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的“成績單”，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提供了堅強的司法保障工作。
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入發展，我國的金融犯罪依然會保持高發的態勢，可以說，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金融犯罪的任務還會十分艱鉅。同時，金融犯罪還屬於涉眾型犯罪，涉及面廣，會引發聚眾上訪等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和惡性事件，這就要求辦理金融犯罪案件時不能就案論案，需要將追贓挽損和維護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增強社會公眾的風險防範意識，從而實現審判金融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審理金融犯罪案件的專業性極強，僅憑簡單的刑事理論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相關金融專業背景的支撐，這就對審判人員的專業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檢察機關正在打造專業經濟金融檢察隊伍，大力推進金融檢察的專業化建設；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刑事辯護律師已經開始向專業化和精細化方向發展，這特別體現在金融犯罪方面。面對這種局面，審判人員也應當與時俱進地提升審判金融犯罪的專業化水平，這是各級人民法院保障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大局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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