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周莉萍博士最近研究了“貨幣政策影響長期利率”的問題。她從美國和日本的實踐出發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就日本而言，從理論和實踐來看，在債券市場發展充分、完善的情況下，央行可以通過預期管理和負利率政策、質化寬鬆貨幣政策等手段實現對長期利率的調控。日本央行對長期利率的調控效果非常明顯，但市場博弈也表明，在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情況下，央行調控國內長期利率的難度較高。但是，同樣的做法在美國顯得更為困難，而且效果不很明顯。
周博士的研究很有價值，但筆者需要延伸出的見解是：無論效果大小，方法也可以繼續探索，但壓低長期利率的目標是正確的，而且中國央行未來也該以此作為貨幣政策調節重要而長期的目標，併為此做出卓越的努力。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在為有效壓低長期利率而不懈努力。為什麼如此之難還非幹不可？周博士給出的理由十分充分而簡潔，她說：相較於短期利率，長期利率和實體經濟的聯繫更為密切，調控長期利率，體現了央行利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意圖。
之所以認為“壓低長期利率應當成為中國央行貨幣政策調節重要而長期的目標”，核心理念就是“金融長期化、資本化、股權化關係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但近10年來，中國金融快速走向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這樣的發展趨勢與服務實體經濟的初衷是相悖的，必須儘快糾正。
周莉萍論述了基礎貨幣量化寬鬆、尤其是釋放長期基礎貨幣與壓低長期利率之間的關係，但如果我們確信這是“金融長期化、資本化、股權化”的過程，那美國“基於長期基礎貨幣投放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就談不上失敗，而且相當成功，因為美國股市連續上漲10年，它使得“企業來自長期的股權融資佔比上升100%，而最不穩定的短期貨幣融資降低50%”，這是美聯儲前主席耶倫告訴全世界的基本事實。試問：這樣的企業融資狀況不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嗎？不是我們日思夜想的絕佳效果嗎？有了這樣的融資結構，企業融資成本豈有不降低的道理？
正因如此，我們希望再次重申，金融長期化、資本化、股權化的關鍵在於中央銀行如何理解基礎貨幣，如何操作基礎貨幣。這方面的論述我們也算不厭其煩了。不過，今天我還想說另一個因素：中國老百姓被短期套利忽悠，以及被無度消費忽悠。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之所以高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老百姓沿襲著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艱苦樸素作風”。這種作風或生活習慣，使得老百姓大量生活結餘變成銀行儲蓄，近而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本來源，這同樣體現著中國的“人口優勢和人口紅利”。但是，打從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中國老百姓在消費拉動政策的指引之下，快速轉向“負債消費”過程，尤其是年輕人，基本不考慮積蓄，寅吃卯糧的情況越發嚴重。
信用卡違約大幅上升就是例證，據央行數據，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中國信用卡違約金額已高達880億元；還有，近年來中國“新增儲蓄金額低於新增個人貸款金額”已經成為常態，這說明老百姓的貸款已經開始消耗其儲蓄存量，已經不能有效支撐企業貸款的合理增長。這都是重大的金融事項，是一個金融時代轉向另一個金融時代的表象，但這樣的轉向是否健康？
實際上，寅吃卯糧的超前消費會帶來重要的“不良金融後果”。比如，錢緊就不可能有長期的投資的儲蓄，從而導致專司貨幣套利、流動性要求極高的貨幣基金成為金融商品的主角，5年擴張20倍，這難道不是中國金融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的重要表象嗎？老百姓沒有長期儲蓄，而越發貪圖短期套利，那資本市場用什麼錢去支撐？我們說，資本市場就是“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場所”，如果沒有穩定而長期的儲蓄，那資本市場的功能還有意義嗎？
我們當然知道經濟發展需要消費，有了更多的消費，生產才會良性運轉。但是，與過度消費相對應的產能難道不是過剩的產能嗎？過度消費帶來的不是過剩產能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和資本資源嗎？過度消費不是同樣在弱化公眾對未來的投資、不是同樣在削弱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嗎？
所以我們認為，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不到1萬美元的GDP與美國6萬億美元還有很大差距。在此背景下，中國依然需要提倡“艱苦樸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風，依然需要提倡“積極的儲蓄與投資”一方面支援國家建設，一方面為自己的晚年生活創造更好的條件，減輕子女負擔。
這不僅是美德，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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