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0日，是郭超人誕辰85週年紀念日。
提起郭超人，可能大多數人都不太熟悉。
他是一位從湖北偏遠小鄉村走出來的農家子弟，憑著一支如椽大筆，譜寫出人生壯麗的詩篇。
他就是原新華社社長（1992年-2000年）！
他畢生為把新華社建設成國際性的新聞大社而努力，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逝世的前兩天都還在辦公室裡忙碌。
1934年10月30日，郭超人出生於湖北省廣濟縣（現黃岡市武穴市）花橋鎮塘角頭村郭永年壪。超人是他的學名，他乳名叫本玉，曾用筆名藍汀。
幼時的郭超人家境殷實，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這為日後新聞寫作打下了堅實基礎。超人祖父是地主，父親郭仿儀解放前是外國銀行的買辦、廣濟縣國民黨三青團骨幹成員（解放後受到鎮壓，後來在梅川中學執教英語。）然而出身也是郭超人一生最大的包袱。作為“白專苗子”，他一度失去了新聞採寫資格，在逆境中，郭超人養成了低調、謹慎、堅持原則的性格。行文、為人，一生如此。
少年時期，超人勤奮好學，追求進步。同村人回憶說“郭超人天資聰明，有的文章剛教過一遍，他就能過目成誦。”
1946年他就讀梅川中學，學生檔案編號223號。檔案的成績表上，記載著他的公民、國文、數學、英文等11門功課的成績。從學生成績單上的分數比較，超人的成績在班上居中，但誰能料到，他日後取得的成就在同學中尤為突出，無人能及。學生檔案“備註欄”裡，顯示郭超人是“升級”，還有一處記載他“休學”———他在梅川高中只讀了一年的書，後來輾轉九江、武昌、北京，繼續求學。
郭超人在西藏
1952年至1956年，郭超人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習。期間，他熱心社會工作，學習成績優異，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和優等生，並被新華社選為“重點培養對象”。
大二時，郭超人讀完了著名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撰寫的《亞洲腹地旅行記》，他一方面讚賞他隻身翻閱崇山峻嶺深入西藏高原的冒險精神，一方面又為他竭力醜化藏族人民的資產階級偏見而深感憤懣。正是這本書促使他暗下決心，畢業後一定要到西藏去，通過自己的實地採訪，寫出一本針鋒相對的新書，展現西藏的真面貌。
1956年，郭超人從北大畢業，他積極要求去艱苦地區工作，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新華社將他分配到西藏分社進行鍛鍊。自此，郭超人27年的一線報道生涯從未離開過新華社，並在西藏擔任記者長達14年。
1956年暑期郭超人入藏，同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劉少奇先後兩次聽取了新華社的工作彙報並作了重要談話，指出新聞報道要真實，不能作假。新聞記者第一要有老實態度，第二要深入觀察問題，對事物要有分析。
初為記者的郭超人受此影響較大。他跑遍了大半個西藏進行調查研究。郭超人喜歡自我磨練和挑戰。他曾自己騎著馬去藏北無人區，涉過冰河時把衣服脫掉舉在手上，過河後下身都沒有知覺了。據當時西藏分社廚師梁竹青介紹，郭超人在西藏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各地進行調查研究，“百姓吃啥他吃啥，還會和百姓一起粘餈粑”。
1958年新華社記者郭超人(左)等在藏北草原採訪
當時西藏條件艱苦，除了騎馬，採訪的另一個交通工具就是靠和卡車司機商量搭車。司機室裡坐不下，他就坐在貨物上，有時氣溫在零下二三十度，郭超人就把頭縮在皮大衣領子裡，下車時站不起來，得司機幫忙扶他下車；有時大雪封山司機不願意停車載人，為了搭車採訪，郭超人還曾讓同事裝作生病的外國友人。
郭超人的一舉成名，始於攀登。
1960年和1964年，他冒著生命危險，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跟隨中國登山隊先後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和希夏邦馬峰，曾登抵海拔6600米高度，寫出了《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後來這篇通訊被編入人教版七年級下冊語文教材中）、《希夏邦馬峰征服記》等長篇通訊。
1960年5月，我國登山隊隊員在攀登珠峰“北坳”冰坡60度的陡壁。（資料圖）
通過登山勝利宣傳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宣傳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無高不能攀的革命精神，歌頌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登山運動員們的壯舉，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他因此被國家體委記功，成為一位廣為人知的著名記者。
1960年6月7日，人們在拉薩用鮮花歡迎登頂凱旋的王富洲（右）、貢布（中）和屈銀華。新華社發
前段時間熱映的影片《攀登者》，講述的就是中國登山隊攀登珠穆朗瑪峰這段傳奇的歷史。
電影《攀登者》海報
在西藏，郭超人目睹了西藏百萬農奴埋葬農奴制翻天覆地的歷史鉅變，寫下了《血淚的控訴》、《拉薩的春雷》、《西藏十年》等有十分影響的新聞作品。
郭超人與妻子王朝蘭在西藏
在1962年中印邊界反擊戰期間，他不顧生命安危，深入到彈雨紛飛的前沿採訪，以一個戰地記者的勇敢和責任心撰寫了大量新聞報道，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的正義之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因為出身的關係，郭超人被劃為“白專苗子”。“文革”前四年，郭超人基本上沒有機會參與新聞報道。1966年以後，郭超人每天就是負責種地、餵豬等。
雖然表面隱忍，但此時郭超人的內心是困惑的。為了解決困惑，也為了打發突然多出來的時間，郭超人開始大量閱讀《資本論》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在不經意間為日後的報道奠定了至關重要的理論基礎。
1970年春，新華社為防止記者本地化，實行分社記者“大換血”，郭超人被派往陝西分社。這次調整給已被迫“擱筆”四年的郭超人帶來了第二次新聞生命。
1969年11月在北京上學習班的郭超人曾意志消沉，覺得“現在做記者沒意思，幹不成事，又容易惹麻煩”。但到陝西后郭超人又重燃鬥志，因為“他發現了新的作為之地——用手中的筆宣傳延安精神，側面同‘四人幫’作鬥爭”。
郭超人在陝西工作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儘管身處逆境，但他仍堅持深入關中、陝北、陝南農村調研，他採寫的《安康調查》一組稿件，受到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
1974年他撰寫的全面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年來水利建設成就的長篇通訊《馴水記》，對“四人幫”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回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稱讚。
文革結束初期，郭超人被懷疑和反動派聯繫密切，新華社為保護他，1978年秋將他調往四川分社。
在四川分社工作期間，面對即將到來的改革開放的嶄新時代，他掙脫精神枷鎖的束縛，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動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他採寫的《掃除唯心的階級估量》等報道，大膽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他採寫的《成都市手工業調查》，引起中央領導同志高度關注，有些建議被國務院制定政策時採納；他在這一時期採寫的《偉大的轉折》、《中國農村的一角》等振聾發聵的作品，表現了他對這場偉大變革的極大熱情和深刻洞察。
他與其他記者合作採寫的《歷史的審判》，高屋建瓴，筆鋒犀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文化大革命”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顯示了他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
1982年，擔任新華社四川分社副社長的郭超人（站立者）在與記者們交流採訪心得
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年代裡，在改革“排頭兵”——四川工作的日子裡，郭超人可謂如魚得水，做到了四川分社副社長。當時郭超人每年的好稿數量佔了四川分社的一半，同事總結他當時的狀態為“高產重磅炸彈”。
1983年1月郭超人調新華社總社任秘書長，後任副社長，1992年11月起，任新華社黨組書記、社長。他是中共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任第九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通訊社組織主席。
2000年6月15日，郭超人走完了66年人生旅程，直至逝世的前兩天，還抱病主持新華社社長辦公會議，為他畢生奮鬥的“建設更大更強的世界性通訊社”事業，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郭超人的秘書盧仲雲曾在《新聞戰線》2000年第8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老郭，我們想念您》的文章，回顧了在郭超人身邊工作過的日子。文章說，作為一名高級幹部，郭超人同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嚴以律己，對家人、親屬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同樣嚴格要求。
到北京前，郭超人先後在新華社陝西分社和四川分社擔任記者和分社領導，他從西安調往成都時，把兒子留在西安；從成都調往北京時，又把女兒留在成都。多年來，他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和關係為兒女調換過工作，為家人和親友謀過私利，孩子們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後來都事業有成。
“文傳馴水，情繫珠峰，半紀風雲留彩筆；社峙環球，論標喉舌，一生心血獻新華”。一副沉重的公眾的輓聯，高度而準確地概括了郭超人一生的事功業績、道德文章。
位於北京萬安公墓的郭超人與王朝蘭之墓
編者注：郭超人於2000年病逝，夫人王朝蘭於2002年逝世，2004年的清明，郭超人與夫人合葬於北京萬安公墓，簡潔而又莊嚴的墓碑下，他們執子之手，永遠的長眠在了一起。郭超人與妻子王朝蘭的半側面像雕刻在墓碑上方，在碑的正中央，則是兩隻緊握的手。這是雕塑家蔡志松為再現郭超人和王朝蘭年輕時攜手攀登珠峰的情景而設計製作的。
郭超人名言名句
1、選擇做記者，就是選擇了奔走和忙碌，選擇了勇敢和責任。
2、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譭譽忠奸，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人命關天。
3、什麼樣的人當不了記者？什麼樣的人能當記者？什麼樣的人能當好記者？大多數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當不了記者；大多數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當記者，但不一定是好記者。惟有大多數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麼你就能當一個好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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