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源，中國第一批國家公園體制試點之一，位於浙江省西部開化縣境內。
“我們以前砍木頭賣木頭，現在不讓砍了。國家公園要搞保護的，那我們老百姓怎麼辦啊？”“都不讓我們砍木頭了，補償是有的，但哪有賣木頭的錢多啊。”在錢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內，一些村民跟我這樣說。
國家公園，對於很多國人來說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詞。隨著近些年境外旅遊的升溫，美國黃石、加拿大班夫、澳大利亞卡卡杜等，似乎已經給國家公園帶上了根深蒂固的荒野烙印。可是，中國的國家公園也會是這樣嗎？答案當然不是，或者說不全是。
儘管中國國家公園的核心使命被界定為生態系統的“最嚴格保護”，但在人口大國的國情之下，人的生存無時無刻地與自然環境交織在一起。
國家公園裡的村莊。錢江源是一個人地關係緊密的國家公園。餘曉冬圖
地處經濟發達地區，錢江源內人與地、發展與保護的問題，似乎顯得尤為突出。森林禁伐政策下村民的顧慮正是中國緊密的人地關係的一個縮影。保護與發展的矛盾，也是中國的國家公園，乃至其他自然保護地管理中的一個共性。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公園的“最嚴格保護”如何切入？保護的績效和居民的福利，是否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圍繞上述問題，我於2018年5到7月期間在錢江源駐點開展了兩個多月的實地調研。前面提到的村民對禁伐之憂，也正是在此期間所獲知。然而需要澄清的是，調研發現，村民所描述的禁伐政策並非因國家公園而起，而是生態公益林保護的必然要求。由於群眾難以理清國家公園和國家森林公園之別，在錢江源的禁伐問題上，國家公園純屬被“誤傷”。儘管國家公園確實要求在生態系統尺度上實施“最嚴格的保護”，但在錢江源的實踐中，國家公園相比生態公益林給出了更高的補償標準，使老百姓從中獲得更多的生態紅利。
錢江源保護的是什麼？
在駐點調研期間，除了學術性的訪談，我也常常有機會和當地百姓在茶餘飯後隨意閒聊。“國家公園，這國家的東西，為什麼選了我們開化？”“某某地方比我們這裡好看多了，怎麼不選那裡啊？”類似這樣的問題，幾乎是被問得最多的。這或許也是很多其他地區的群眾對於中國國家公園的疑問。
在中國，國家公園有“生態保護第一”“國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這三大理念。前兩個理念可以說是給國家公園的基本條件提出了要求。從生態保護的角度看，錢江源的全國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其中最為突出的保護價值是其全球稀有的大面積集中連片的低海拔中亞熱帶原生常綠闊葉林。在錢江源範圍內，南端是原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在地，而北端則是原錢江源國家森林公園。
鑑於錢江源突出的生物多樣性價值，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聯合多家重點高校在這裡建立了長期的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研究樣地。中國科學院傅伯傑院士曾評述道：“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錢江源國家公園的核心區域，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具有很高的服務價值……在世界上也具有典型性。”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原所長馬克平研究員也曾提到：“古田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原始森林，錢江源國家森林公園有不同演替系列的森林，組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展示樣本。”
連接南北兩端的區域歷來沒有被任何類型的保護地所覆蓋，是錢江源範圍內農林業相對密集、保護價值相對偏低的區域。但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來看，中段和南北兩端屬於同一片低海拔中亞熱帶原生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其相互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與其他以單個物種或景觀為保護目標的保護地不同，國家公園的使命是保護完整的生態系統，同時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將中段區域也同樣劃入國家公園的範圍，正是國家公園生態系統尺度整體保護目標的體現。
保護和社區發展的矛盾
在生態學剛剛興起的時候，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是被割裂看待的。隨著科學認知的不斷髮展，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認為，生態系統的管理不能脫離人的因素。對人的簡單排斥，不僅忽視了人也是生態系統中的一類物種這一事實，而且對於人與自然長期共生的生態系統而言，排斥人類的管理或許會打破既有的平衡、引發新的生態問題。
我們的研究也將自然生態和當地社區作為國家公園的兩個平等、統一的組成部分來看待，認為在有針對性地修復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應儘量不影響甚至提升社區群眾的福祉。
一般來說，如果生態保護的實施影響了群眾的福利，政府、公益組織或者其他獲利者會對受影響的群眾提供以資金為主的補償，即生態補償。但我國目前在實施的生態補償通常是一個行政區（如省）或一個流域一套補償辦法。在政策要求的範圍內，群眾被限制特定的資源利用活動，並因此按土地面積或人口數量獲得一定數額的補償。這種方式在我國推行了已有數十年，生態公益林就是採取了這種嚴格保護、按標準補償的管理措施。多年以來，為我國自然資源的保護髮揮了重要作用。
但這種管理方式也存在缺陷，正如開篇提到的，很多百姓反映，被剝奪資源利用權以後，補償的收益並不能彌補其經濟的損失。事實上，在大面積實施一刀切的保護背後，除了政府的資金投入以外，社區群眾也在為保護的成本買單。
打破固有模式，建立新的平衡？
事實上，錢江源地區已經通過實施保護地役權改革在構建保護與發展之間新的平衡方面開始了探索。所謂保護地役權，簡單講，就是在不改變土地權屬、保留原住民基本發展權、充分尊重既有人地關係的情況下，將集體土地管理權和經營權統一收歸國家公園管委會。收歸之後，村委會依然享有土地所有權，原住民依然可以在允許範圍內對土地實施傳統利用方式，但其經營行為將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進行統一佈局，以實現統一管理的目標。在這一地保護地役權的改革中，補償標準從生態公益林的每畝40元提高到了48.2元。此外，在這一補償的底線上，錢江源還將通過提供公益崗位、產業幫扶、基礎設施建設、特許經營等途徑，讓群眾獲得更大的利益。
錢江源為推動地役權改革在村裡張貼的標語。魏鈺 攝影
那麼，多元化的補償和管理方式如何更加精細、更加科學地予以佈局？為此，我們在對錢江源的自然生態環境進行分析評估的同時，也對其範圍內的4個鄉鎮21個行政村進行了多輪走訪，包括對各個村委會的訪談和對抽選村民的入戶調研等。調查發現，在當地社區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外出打工，而留在村內的多為年齡偏大且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體。除外出打工收入以外，本地居民的經濟收入主要來自於茶葉（主要為茶青售賣）、油茶、農家樂、農田種植等，且不同鄉鎮有不同的產業結構，農田收入普遍較低。
把這種社區特徵與自然生態環境評估的結果相結合，我們通過三個核心步驟，對四個鄉鎮分別如何統籌嚴格保護和社區福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措施。
第一，定保護目標。錢江源不同地區的生態狀況不同，保護策略也不同。是現狀維持還是生態修復要視情況而定。通常，農田、經濟林等類型的土地比例過高，其生態系統的價值和應該發揮的生態功能就會受到影響，需要進行適度的生態修復。
第二，看社區生計結構。本著兼顧嚴格保護和社區福祉的原則，需要注意擬定的生態修復措施是否影響居民的生計結構和經濟收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影響。以此作為後續生態補償的參考依據。
第三，考慮居民特徵。如果純粹只以修復所損失的群眾經濟收入為補償依據，在管理上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直接成本是否過高，其二是能否對所有受影響的群眾都適用。我們的研究發現，當地居民以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為主，這類人群通常都比較依賴農業、林業的生產生活方式，且轉產轉業能力較低。對於這類人群，根據生態修復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現金補償是確保其失地後福利依然有所保障的最佳方式。另外還有一類年齡相對較輕或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群體，有能力從事非農產業，則可以不拘泥於資金補償，而探索多元補償方式，如提供轉產轉業的政策和技術扶持等。
總而言之，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意味著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意味著生態的紅利被轉化為人與自然共同的紅利，意味著以此為生的群眾以一種積極、樂觀的心態投入保護的工作。要實現中國國家公園“最嚴格保護”和人與自然和諧的管理目標，必須走精細化的管理路線，把保護目標、社區生計結構、居民特徵等管理要素都在空間上逐一細化之後，才能在決策中對其進行有機整合並制定符合嚴格保護要求、兼顧社區福祉的統籌管理政策。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價值無論是從保護的角度還是社區福祉的角度得到充分的發揮。
（作者魏鈺為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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