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3期，原文標題《馬悅然：帶著漢語的鄉愁離去》，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談及諾貝爾獎，馬悅然最常說的一段話就是：“諾貝爾文學獎是北歐幾個小國的18個評委評出來的一個獎項，它不是世界冠軍，沒那麼重要。”

記者/艾江濤

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法新社供圖）

在難產的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六天後，據瑞典媒體報道，95歲的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於當地時間10月17日去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馬悅然這個來自瑞典的老頭，以瑞典學院有資格對諾貝爾文學獎投票的18位終身院士中唯一一位精通漢語的學者身份，為國人所熟悉。在當代作家的圈子中，馬悅然則以一位中國文學熱心、真性情的推薦者為人們所紀念。

消息傳來，詩人芒克發了一條朋友圈：“1996年馬悅然老先生和太太在瑞典款待我們，參觀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大廳，還讓我坐在評委會主席的座位上決定讓誰獲獎。如今老先生走了。”由於平時與馬悅然交往不多，芒克並不願就此談論更多，但當年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電話接通的時候，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任教多年的作家萬之，剛剛參加完在哥德堡舉辦的一個詩歌節，正在等候回斯德哥爾摩的火車，回去後才知道瑞典學院那邊紀念活動的具體情況。萬之告訴我，因為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爆出的醜聞，瑞典學院在是否起訴女院士弗羅斯滕松一事上發生內部分歧。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由於馬悅然在內的多數院士同意不起訴，結果埃斯普馬克、恩格道爾、恩哥倫三位院士憤而退出諾獎投票，當年的諾獎因此延遲到今年頒發。由於萬之站在埃斯普馬克一方，這使他與私交甚好的馬悅然之間有了隔閡。談及這件事，萬之有些感慨：“馬悅然這個人，很有點中國人那種，很講情面。”

然而，留在萬之心目中的，仍是三年前中秋節晚上最後一晤的美好記憶：“我們在斯德哥爾摩一個很漂亮的雕塑公園，松樹林中，月光之下，喝酒賞月。他那會兒已經92歲，還能喝半瓶我帶去的五糧液。”

對於多數像我一樣並沒有見過這位老人的人來說，瞭解他的更好辦法，或許只有讀他所留下的文字。在2004年出版的文集《另一種鄉愁》中，將近90歲的馬悅然追憶過往的學術人生，所寫自己青年時期在四川調查方言期間住在一間廟宇中的情景，今天讀來，依然讓人有一種莫名的悵惘之感：“我永遠會記得小和尚們每天晚上用清脆的聲音高高興興地唱晚上儀式的頭一首很憂鬱的經文：‘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目。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與漢語結緣

馬悅然與中國的緣分，與林語堂有關。1946年，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攻讀拉丁文與希臘文的他，人生規劃原本是做一名高中老師。無意中讀到林語堂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藝術》後，馬悅然對其中談到的老子的《道德經》產生了興趣。他找了英、法、德幾個譯本後，發現內容差異很大，於是鼓起勇氣給當時已經寫出《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打電話求教。初次見面，高本漢便將自己翻譯尚未出版的《道德經》，借給了這個好學的年輕人。一週後還書時，高本漢問他：“你為什麼不來跟我學中文呢？”就這樣，1946年8月底，馬悅然轉入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隨高本漢開始了他的漢學研究。

令人驚訝的是，高本漢給他開列的第一本書正是《左傳》。對於這本2000多年前的漢語經典，高本漢終生保持著濃厚的興趣，認為它是世界文學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而且他發現，《左傳》古老難懂的文字中，事實上保存了很多當時的口語對話。從高本漢那裡所學習的古代音韻學知識，結合自身對語音的高度敏感性，為馬悅然後來的研究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在《勞動號子的節奏與詩歌的格律》一文中，他回憶自己用詩人曹辛之的筆名“杭約赫”記錄在四川聽到拉板車的人哼唱勞動號子的節奏，幾年之後，他發現2000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節奏與勞動號子的節奏完全相同。後來，他注意到陝西詩人王老九的敘事長詩也具備相同的節奏，不禁讚歎漢語強大的生命力。

1948年8月，追隨高本漢學習兩年的馬悅然，憑一個美國煤油大王的獎學金，獲得去中國調查四川方言的機會。此後兩年，他輾轉在內戰時期的重慶、成都、樂山和峨眉山等地，記錄方言數據。初到中國的馬悅然，漢語水平還停留在會讀不會說的階段。在重慶和成都待了兩個月後，他學會了西南官話，可以獨自調研方言。不過，更進一步的學習則來自報國寺一個叫果玲的老和尚。從1949年大年初一到8月，馬悅然一直住在峨眉山120座寺廟中最大的寺廟——報國寺中。

在晚年的回憶文字中，馬悅然對當年那位曾在大學教過國文的老和尚充滿感激：“每天早飯後老和尚到我的房間來給我講兩個小時的課。首先讀的是‘四書’，‘四書’讀完就唸詩，《唐詩三百首》、漢朝的五言詩和樂府、魏晉南北朝的詩，他什麼都教我。他也想教我用毛筆寫字，但是很快發現我完全缺乏書法的天賦。”

在四川那段時間，馬悅然還收穫了後來伴隨他終生的中文名字。1950年上半年，馬悅然跟隨華西大學中文系主任聞宥學習宋詞，聞教授為他起名“馬悅然”。

在回憶文字中，馬悅然時不時會冒出幾句四川話“莫得事”“莫得辦法得”，頗為自得。山西小說家李銳告訴我，馬悅然的普通話和四川話都不錯，和他在一起時講普通話，和妻子陳寧祖回四川老家時，便講四川話。

馬悅然剛到成都時，曾在當時擔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陳可行的家中租住過一段時間，剛剛高中畢業的陳寧祖正是房東的二女兒。馬悅然受命為陳寧祖補習英語，兩人漸生情愫。不過當時馬悅然已經訂婚，直到1950年7月，返回香港得知在美國的未婚妻愛上別人，願意和他分手後，他才立即給自己的房東發電報求婚。不久，兩人如願走到一起。

此後幾十年，陳寧祖成為馬悅然的賢內助還有熟悉中國文化的窗口，出現在許多中國作家的回憶中。1996年，陳寧祖去世後，萬之所寫的紀念文章中，還談到她在一次閒聊後，為格非收集伯格曼電影的錄像、為餘華送來某個瑞典音樂家的磁帶。

在四川調查方言的兩年多時間，馬悅然不僅收穫了自己的愛情，還更深地體會到傳統中國的人情之美。他感慨岳父家那個不但主張放走小偷，還偷偷把對方翻牆用的梯子還回去的廚子。多年之後，他找到那個帶他出行遭遇土匪的嚮導，對方還為弄丟他的一塊手錶而感到歉意。在一次採訪中，他回憶起那時普通中國人對美的感受：“我以前在四川的時候，看見峨眉山的農民總是在農忙之餘，翻過一座山去看芍藥花……還有一次是我正背靠著一棵大樹看書，發現一個老人一邊踩著大樹周圍的落葉，一邊說：‘真好聽啊！’”

我不知道，這些當年的記憶怎樣塑造了馬悅然對中國的理解與想象。顯然，數年之後，當他再次以瑞典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的身份返回中國，面對一個氣象一新的國家時，發現需要學習和了解的東西很多。

經歷了駐華文化參贊、國外多所大學講師等身份變化，1965年，馬悅然回國創建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並長期任教於此。從20世紀50年代起，他以實驗語言學的方法，從統計學、文字學、語法學等多重角度分析《春秋繁露》《公羊傳》和《穀梁傳》，發現《公羊傳》產生較早，《穀梁傳》產生於東漢之後，而《春秋繁露》中的多數章節都是魏晉南北朝之後的人託名撰寫。他還將語言統計與比較的方法運用於古漢語寫作，寫有《論〈左傳〉中“其”字的不同功能和意義》等論文。

多年的學術研究，使馬悅然成為高本漢之後瑞典漢學界的又一重鎮。他的學生、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曾比較兩代瑞典漢學家的區別：“高本漢的漢學研究注重的是解決知識之謎，馬悅然前期繼承高氏的漢學研究傳統，後期則開始一項可稱之為‘文化相互滲透’的新型漢學研究。”

所謂“文化相互滲透”的新型漢學研究，在馬悅然那裡，集中體現為對中國文學從古至今跨度極廣的研究與譯介。李銳對此讚歎不已，在一篇題為《心上的秋天》的序言中寫道：“他把西漢典籍《春秋繁露》翻譯成英文。他讓同胞們和他一起分享《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譯的《水滸傳》和《西遊記》一版再版，到處流傳。他的翻譯和介紹讓新文化運動以來，許多現代、當代傑出的中國作家和詩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外國人像他這樣無怨無悔，不辭勞苦，到處傳播中國文化，到處傳播中國的語言和聲音。”

1986年6月的一天，李銳忽然收到一封從瑞典的來信。一個叫馬悅然的人，聲稱自己在訂閱的《小說月報》上看到李銳小說集《厚土》的節選，希望獲得翻譯授權。自此，李銳便開始了與馬悅然的交往。1989年，瑞典文的系列小說集《厚土》出版後，1989年、1990年，馬悅然連續兩次邀請李銳到瑞典訪問。1990年，兩人終於在瑞典見面。早在一年前，馬悅然就告訴李銳，他邀請了瑞典學院的八九位院士，想一起去看看李銳當年插隊的村子——呂梁山區邸家河村。結果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劃直到2004年才最終成行。

在邸家河村，馬悅然再次感受到來自中國大地的氣息。當村長向村裡一個年長的老太太介紹這位從遙遠的北歐來的客人時，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說：“哈，天下烏鴉一般黑。”馬悅然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無論住在什麼地方，地球上的人都是一樣的”。

馬悅然似乎偏愛那些帶有泥土氣息的中國作家。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馬悅然在接受瑞典媒體採訪時說：“我高興一個鄉巴佬得獎，尤其是一箇中國的鄉巴佬得獎，沈從文、曹乃謙、莫言都是鄉巴佬作家。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從1985年，馬悅然成為具有諾獎投票權的瑞典學院院士後，他的這種個人偏愛所帶來的影響，被難以避免地放大了。一些評論者認為馬悅然過於偏愛對中國前現代經驗的書寫，言下之意是，他也忽略了很多反映當下中國的作品。

李銳對此並不認同。“馬悅然喜歡講‘鄉巴佬’，實際上不是在講那種土得掉渣的東西，而是在講一種鄉土的氣息，關鍵在於，文學是否把鄉土變成了文學。如果鄉土還是鄉土，那有什麼可喜歡的？”

“我首先把馬悅然定位為一個率性由情的真人，也不拘泥於規範。他的個人喜好多帶有偏愛性質。如他對沈從文作品的欣賞，對北島詩歌的喜愛，對李銳、曹乃謙小說的推崇等，都有偏愛性質。讓我以賽馬來比喻諾貝爾文學獎評選（雖然這比喻不一定貼切），賽馬是很多好馬都站到同一起跑線上，發令槍一響，所有馬一起跑，哪匹馬跑得快就哪匹馬勝出。這比較公平。有偏愛的人呢，他只拉出一匹自己喜歡的馬來，誇這匹馬如何跑得快，但別人（如真正的評委）未必如此看。”萬之說。

用萬之的話，馬悅然翻譯了北島寫的每一行詩。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馬悅然便通過當時還在外交學院任教的漢學家杜博妮的英文翻譯，瞭解到了“朦朧詩人”們的創作。1983年秋，正是在杜博妮的教師宿舍，北島、顧城、萬之等人第一次見到了馬悅然。同年，馬悅然還專門給曾批評朦朧詩人的艾青寫信，試著為他們辯護。

儘管有所偏愛，但馬悅然對自己翻譯過的作家也不乏批評。他曾公開說莫言的小說寫得太長。文學批評家王元化在關於1991年的回憶文章中便談道：“他喜歡北島的詩，但對北島也不是一味讚揚。有一次，他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北島曾對他說不喜歡中國的古書，表示對傳統的厭惡。他說，他不能理解，一個作家倘使把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都當作是要不得的東西，還能寫出什麼好作品。”

繞不開的諾獎話題

1986年，在舊金山舉辦的國際漢學研討會上，不少人提出中國作家從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馬悅然在發言中試圖解釋，翻譯的質量會影響到評委對作品的理解。沒想到這一說法竟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有人質問他：“諾貝爾獎究竟是文學獎還是翻譯獎？”一起參會的王元化看到群情激憤下馬悅然發窘的樣子，不禁對他有些同情。

回頭來看，文學作品必然要通過翻譯，才能得到更大範圍的傳播，本是常識。發生在30多年前的這一幕，無疑反映了國人對諾貝爾獎的某種焦慮情結。這種焦慮，隨著中國作家的得獎，得到了自然的紓解。但圍繞在馬悅然身上的，依然是無法繞開的諾獎話題。

談及諾貝爾獎，馬悅然最常說的一段話就是：“諾貝爾文學獎是北歐幾個小國的18個評委評出來的一個獎項，它不是世界冠軍，沒那麼重要。”

在中國作家得獎前，對可能得獎的中國作家，從魯迅、林語堂到老舍、沈從文，曾有過各種各樣的傳言。或許是為了一次回答這些問題，馬悅然2015年4月在澳門科技館專門做了一次題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指出，1913年選入瑞典學院的斯文·赫定很希望一箇中國作家得到諾獎。1924年12月，斯文·赫定給高本漢寫信，請他幫忙找到一位合適的中國作家。高本漢的回信說據他看沒有中國作家有資格得獎，但他提到一位年輕的中國朋友正在巴黎從事語言學研究，對中國當代文學很熟，也許可以幫忙介紹。這位年輕的朋友正是劉半農。後來劉半農在一次宴會上，趁機單獨問魯迅是否願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魯迅拒絕了這個好意。很可能劉半農將魯迅的回答轉達給了斯文·赫定。

談到沈從文，馬悅然說：“我是1985年選進瑞典學院成為院士的，要是沈從文1988年5月沒有去世的話，他肯定會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秘密我不應當說出來，但自從我說出來以後，我的同事們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熟悉馬悅然的人都會說起，他自幼就有創作的興趣，只是這一興趣直到他步入耄耋之年後方才展開。除了寫作散文集《另一種鄉愁》，馬悅然還創作了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後來還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臺灣前媒體人陳文芬分別以“南坡居士”和“臺灣小妖”的筆名，合寫了微型小說集《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

“馬悅然非常喜歡道家。他對儒家不喜歡，比如《論語》，他都不翻譯。”萬之回憶，他不但重新翻譯了《道德經》，大概從85歲之後開始翻譯《莊子》。去世前幾年，馬悅然還將大量精力花在《莊子》的翻譯上，據說，他在骨折以後，看到《莊子》，腿就不疼了。

始於《道德經》，終於《莊子》，馬悅然帶走對漢語的最後一縷鄉愁，從此不用再答有關諾獎的各種問題了。

（感謝李輝、季亞婭對採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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