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安人VS老西安人

當然不僅僅只是西安，在我國幾乎每座城市，都共存著土生土長的本地土著和因為求學、工作、婚姻及其他原因遷入的新市民，只是不同城市中前後兩者的比例不同，從而造就了不同的城市發展、消費、觀念以及矛盾現象。

對於新西安人的定義很清晰，非本地出生，因為求學、工作、婚姻等原因來到這座城市，他們非常想融入本地文化，但並不想抹去原本的生活習慣、特有文化以及思維方式，因此對於新西安人來說——求同存異這個詞是最好的概括。

對於老西安人筆者是這樣定義的，從小在西安出生、在西安成長、無論是求學或工作都在這座城市，沒有較長一段時間居住生活在西安以外城市的經歷，對於其他城市的文化只停留在文字認知，甚至是自己的工作都是父母安排與父母同工作類型的一部分人，定義為老西安人。這類人的社交圈子非常固定，就是從小到大長在身邊的同學和朋友，他們長久地待在舒適區，不缺錢、不缺房、不缺關係。

在2017年以前，老西安人並沒有切身感受到新西安人的存在感，對於身邊出現的新西安人也統一用“外地人”三個字概括，這一點從數據上也能得到體現，從2000年至2016年，十六年時間西安市常住人口只增長了一百多萬人，在2016年西安市883.21萬常住人口中，戶籍總人口達到了824.83萬人，外來和流動人口只佔比不到總人口的0.07%。

彼時部分老西安人生活體驗是：父母都有工作、有養老金、家裡有父母單位分房、有父母改善生活購買的商品房、還有自己結婚添置的新房、孩子上學或醫院看病遇到難題找找熟人就迎刃而解，閒餘的錢放在銀行存定期吃利息或購買各種理財產品，節假日國內遊國外遊，生活舒心自在。

這些特點同樣可以從數據中得到體現，2016年西安市GDP6480億元排名全國第26位，但是2016年西安市居民人均存款方面，則以人均8萬元位列全國第8位。不少老西安人經常說這樣一句話：“什麼鐘樓、大雁塔、兵馬俑，我一個土生土長的西安人從來沒去過”。看似是調侃，但也是客觀現實，老西安人似乎除了買房外對本地其他消費都提不起興趣來，但是對於境外消費卻一點不含糊，根據攜程網發佈的中國出境旅遊者大數據報告現實，西安市自2016至2018年連續入選“全國前20大出境旅遊出發城市”，且排名不斷提升，一舉躍升至全國第9位。

城市經濟發展並不突出，但是城市居民人均存款卻位居前列；本地社消零售總額不高，卻熱衷於境外和異地消費，這成為2017年以前西安市的經濟發展現狀。

眾所周知，城市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出口和消費的帶動；而不斷增長的人口為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研究發現從2005-2015年，我國人口集聚效應最強的35個大城市中經濟增長顯著，同時人口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城市消費有拉動作用，而大量的外來流動人口集聚也體現了一座城市的開放度，提升了一座城市的競爭力。

因此，西安這座城市要想取得經濟發展、促進消費、拉動內需、提升城市競爭力，就必須吸引更多人來安家落戶。

對此2017年3月，西安市率先在全國推出“史上最寬鬆”的戶籍准入新政，並在之後兩年中又對落戶政策進行了6次以上的升級，結果呢？不到兩年時間西安市向全國“搶來了”一百多萬人，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人，完成了過去十幾年的人口增長目標，並立下了在2020年實現常住人口1500萬人的大目標。

也正是因此，筆者將2017年定義為“新西安人元年”。新西安人因為各種個人原因最終在全國多個城市中選擇落戶西安，解決了戶籍問題後他們考慮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安家！而安家就離不開買房。

2017年全年西安市商品房總供應面積為1780.31萬㎡，但是總成交面積則達到了2331.44萬㎡，每平米成交均價破萬元，這一突然爆發的奇襲戰，打得很多老西安人一個措手不及，那些部分面對房價不斷高漲還在猶豫不決的老西安人，在新西安人像搶白菜一樣搶房時也被迫進入戰場，這場戰役直到2018年西安市開始執行買房搖號後，多數老西安人才恍然大悟，這並不是在做夢。

時至如今我們再來回顧過去兩年西安市的房地產市場就會發現，並不是所有買房的新西安人都比老西安人有錢有資本，而是新西安人比起老西安人來講更需要獲得這座城市的資源和認同，而這些是老西安人本身就具備的，因此新西安人對比老西安人在買房上只是更加果斷罷了。

我記得非常清楚，2017年時有一對做裝修粉牆的夫妻倆曾經向我諮詢購房問題，夫妻兩人在西安做裝修做了10年，攢了幾十萬塊錢想給自己兒子在西安買房。當時的社會輿論是這樣的，部分老西安人都認為房價還會降，我問這夫妻倆“你們不擔心房價會降？”夫妻倆回答我的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們說“我們不怕房價降，我們就怕房價再漲我們手頭上的這點錢不夠給孩子付首付”。

從這個對話中我們就能發現老西安人與新西安人觀念上的本質不同，部分老西安人家裡有房、父母有房，說句通俗地話就是“他們有退路、有保障、有安全感”。但是新西安人則不同，尤其是對於2017年新落戶的那批新西安人來說，他們是鼓足了勇氣與原先的環境說再見，下定決心壓注在西安這座城市上，年輕人落戶後第一想法就是買房，然後走上娶妻——成家——生子——教育的傳統式中國城市家庭的路線。同時他們還要克服水土不服、飲食習慣不同、部分本地人排外、部分公司內被排擠以及被原生地反對者看笑話等現實和心理問題。

新西安人因為“新”就必須比老西安人想的遠、想的細和想的深，因此新西安人是用一種發展的眼光看西安，是用一種居安思危的思維去理解西安，這也就在很多城市發展問題上出現了新西安人與老西安人的不同見解。

例如剛剛結束的第三屆西安國際馬拉松賽，在部分新西安人眼裡這是體現西安這座城市開放、活力、包容等方面的一項賽事，他們大力支持；而在部分老西安人眼裡這就是一件擾民、影響出行、影響自我心情的煩心事，他們表示反對。

像我身邊的一位西安朋友就在馬拉松比賽當天開車準備去曲江健身，等車開出來才發現封路了，然後就開始抱怨跑什麼步啊這些人，可就在兩天前我就已經在我們的微信群裡告知了她們週末有馬拉松比賽的消息，當時無人回應。而轉過頭來一個落戶西安不久的新西安人，在得知自己家鄉朋友來西安參加馬拉松比賽後，不僅現場去給朋友加油，還給朋友推薦西安地道美食以及值得遊玩的旅遊景點，給他們宣傳西安的“車讓人”，宣傳西安的公共衛生間環境，宣傳西安這些年的變化，一邊講解一邊急切渴望從朋友的眼神或言語中得到認可與肯定。

在新西安人與老西安人的理念與爭執中還有一個話題就是“西鹹合併”，早在2000年陝西就提出西鹹一體化概念，並於2002年兩市簽訂了“西安咸陽經濟一體化協議”，時至如今已經過去了將近17年，這17年中，安徽三分了巢湖（巢湖市區和廬江縣劃歸省會合肥）、成都代管了簡陽市、萊蕪市併入濟南。

作為很多新西安人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別人可以我們不可以？而可笑的是，在部分老西安人和咸陽人的眼裡，除了彼此之間互相瞧不起以外，還有甚者認為希望西鹹合併的人都是期望自己買的房子漲價，這樣的思維真是啼笑皆非。

此前，西鹹新區一直是由西安和咸陽分別管理不同區域，2017年1月22日，西鹹新區正式劃歸西安代管，也正是在這兩年內西鹹新區GDP增速達到了全省各地市第一位（2018年同比增長13.3%），代管結果有目共睹，發展潛力大有可為（西安市高新區面積679.4平方公里，2018年GDP1576.96億元；西鹹新區882平方公里，2018年GDP381.94億元），同時西安市GDP也時隔38年重回全國20強。

作為部分新西安人，來到這座城市後，對比其他城市的發展速度，新西安人真的著急真心期望城市發展提速（2019年上半年西安市GDP增速跌至近5年來新低）；作為部分老西安人，在這座城市出生和生長，他們無法接受房價的不斷上漲、孩子上學越來越難等新的社會現象，於是他們對城市發展和人口快速集聚有排斥情緒。

前者希望通過城市的經濟發展來證明自己抉擇的正確性和前瞻性；後者則希望保護好自己的基本權益不受損害。而無論是從歷史發展還是長遠規劃來看，任何人都無法阻擋城市發展的進程，西安人之間有學業、事業、消費的競爭，同樣城市之間也有經濟、產業、人口發展的競爭。當個人發展追得上城市發展時，這部分人自然期待城市更加高效發展；而當個人發展遠遠落後於城市發展時，這部分人自然會產生排斥和抱怨情緒。但說到底，鼓勵也好抱怨也罷，都是城市發展陣痛期下的正常反應，作為一名西安人，我們更加應該將時間和精力花費在自我的個人規劃提升之上，因為每一個自我的成長就是城市發展的目標之一。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將一座城市中的人刻意的做以區分，而是通過自我的觀察與切身體驗來告訴全國朋友為什麼在西安城市發展中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聲音，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筆者也屬於老西安人，但筆者更希望西安這座城市獲得更大範圍、更多人群的認可和喜愛，在城市發展的陣痛期內，自己的一些不便（如常態化限行、車讓人、房價上漲、上學難）不算什麼，因為大到國家小到城市，只有經濟發展恆盛才能反哺民生保障、提升生活質量，這樣的道理相信多數人都聽得懂也聽得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