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历史民居文化大观园里，福建土楼是一块瑰宝。这种建筑， 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形式。2008年，"福建土楼"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具有“地上文物博物馆”之称的山西，散落着大量的民间古堡，其历史人文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都敢与“福建土楼”相比美。南有福建土楼。北有山西古堡。山西古堡敢与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比美的底气何来？图为山西古堡坻洎城。
土楼是生土夹墙夯筑而成墙体(少数以土坯砖砌)、柱梁构架全部采用木料建设的多层楼屋。土楼的产生于宋、元，至明末、清代、达到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过程伴随着北方汉族大规模的南迁来到闽西一带，带来了中原汉族的建筑文化，结合本地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形成风格独特的土楼建筑，是客家历史文化的见证和载体。图为福建南靖县背岭村里的一处土楼“林添楼”，时代的痕迹历历在目。
在福建闽西山区，土楼分布广、数量多、品类丰富。在崇山峻岭中，在溪流竹林下，各式各样的客家土楼星罗棋布。尤其是在漳州市的南靖县与龙岩市的永定县，土楼数量多而集中。两县共有大大小小土楼约3万座。其中有64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6处世界文化遗产。图为南靖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石桥村，土楼建筑掩映在群山碧水间，这样的乡村风景在南靖和永定随处可见。
福建土楼依山就势，不受地形限制，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大小形态各异，错落有致，雄浑壮观。冬暖夏凉、坚固耐住、防风防震防盗。土楼以家族为单位居住， 都有一个名字，大多取自族谱里的祖训。家族宗祠设在土楼正中位置，居住房屋长幼有序，几代人聚族而居，相互守望。这种向心性，血缘性的居住环境特征，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在客家人社会生活里的反映。
镜头转向北方的山西，映入眼帘的是一种迥然不同建筑文化——古堡。说起古堡，人们的印象多来自国外，特别是欧洲的古堡，那些依傍在山水间的高大石头建筑，成为欧式"古典浪漫"的典型环境。其实，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也有着数量繁多的古堡。国内古堡存量最大、分布最密集、品质最高的地区就在山西。图为山西的柳氏民居古堡。
所谓“堡”，就是用墙壁围起来的建筑群，是一种保护性的聚落形式。从初级的单元院落到包围多个单元院落组成的堡垒，不仅是建筑形态的进化，更是建筑文化的发展。山西自古多堡垒，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山西地形多山，局部封闭，社会动荡较多，当地居民利用地势垒墙筑堡进行自保；另一方面，山西是华夏中原文化与北部少数民族文化的交界地带，戍边军营以及安顿生活的民间堡垒，伴随境内抵御外患的边关长城而生存兴衰。
山西古堡遍布全省：晋北的古堡多是与长城防线结合的纯军事或半军事戍堡，现在有许多已成废弃的遗址，充满苍凉壮阔的边塞文化和长城文化风情；晋中的古堡主要是在汾河流域的民用堡垒，规模宏大，豪华气派，常常与众多古城、古村落交织在一起，是厚重的晋商文化载体；而晋南的古堡，主要是山西第二大河流沁河流域的连片古堡群，以村为堡，洋溢着浓浓的煤铁文化和官宦文化气息。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历代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几乎遍布全省，尤其是晋北地区，历代修筑的长城长达300多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条孤单的边墙，而是由边墙、墩台、烽燧、关隘、城堡、壕堑共同组成的综合防御体系。大多数的城堡，属于戍边军营，通常设置在边墙内侧不远的地方，后来随着边关战事松弛，有些军营移防废弃，有些逐渐成为生产生活场所，戍边将士在此繁衍生息。图为晋北广武长城与其脚下的旧广武城堡。
晋北的古堡，伴随着古长城的兴盛而演变，逐渐发展成为晋北的主要聚落形式。古长城沿线及周边的乡村、城镇，名称里普遍都带有“堡”字，成为这一带乡村地名的明显特点，标志着它们与长城的特殊关系。与福建土楼的聚族而居的单纯家族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晋北的古堡，其原住民是戍边军人，来自五湖四海，表现在姓氏上就是五花八门。在大同市天镇县的新平堡镇，各种姓氏竟达到100多个。图为新平堡的古堡门。
在晋北古堡中，比较集中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右玉县。右玉县境内存有北魏和明朝遗存的古长城89公里，烽堠林立，遥相呼应,分布有古堡100多座。其中有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80多座，全县近300个村庄，1/3以上现存或存在过古堡。现在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堡、古寨有30多座，其他不同程度地受到人为或自然因素的毁坏，但大多数还存有遗址。2006年，右玉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中国古堡之乡”的称号。图为右玉云石堡。
杀虎口，就是几百年来山西人走西口里的“西口”，是右玉境内古长城的重要关隘，伴随杀虎口而生的杀虎堡就在长城脚下，明、清均在此重兵驻防，严密扼守。 由于地处晋蒙交通要道，随着民族关系缓和，经济交往频繁，杀虎堡又逐渐成为边陲集贸重镇。斑驳的堡墙和城门，见证着数百年来的刀光剑影和驼铃声声。
晋中汾河流域是山西晋商故里，有着以明清大院建筑为载体的厚重文化积淀。这些晋商大院本身就是一处处城中堡，村中堡。呈封闭结构，有高大围墙隔离;以四合院为建构组合单元，院院相连，沿中轴线左右展开，形成庞大的建筑群。被誉为“中国民间故宫”的灵石王家大院，就是其所在的静升村“八堡十八巷”里的“五巷五堡”，王家大院包含高家崖堡、红门堡、崇宁堡、孝义宗祠四大建筑群，其中三个就是古堡建筑。
由商而富的晋商，在自己的家乡盖气派的古堡式宅院，用来享富显贵，自保安全。财大就气粗，建筑规模不断扩大，豪华逐渐升级，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精雕细刻，匠心独具，木雕、砖雕、石雕内涵深邃；绘画、书法、诗文相得益彰，体现出很高的文化品味，堪称北方民居建筑的巅峰之作，晋商 500年的兴衰见证，晋商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山西古堡的高级形态。图为位于太谷县王滉村的曹家堡。
晋中的古堡式大院，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图中这座城堡式建筑群矗立在山西母亲河汾河之畔，是灵石名门望族梁氏的宅院，经历400余年的风霜雨雪，已经少有人居住。虽然经过长年人为的拆毁、自然的侵蚀，几近荒废，但原有的街巷、院落、堡墙、堡门等建筑格局依然存在。集中反映了明、清两代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层楼迭阁、错落有致、工艺精致、功能齐全的建筑风格与工艺水平。
晋中的古堡，大多是以家族大院的形式在村落城镇中傲然矗立。而到了晋南，以山西第二大河沁河流域为主要地区存在的古堡，则大多是以村为堡，杂姓聚居的村落本身就是一座坚固的城堡。在沁河流经的晋城市，现存古堡54处， 多为明末清初时期修建，大部分保留着历史形态，延续原有的功能， 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具有景观价值。图为沁河岸边的郭壁古堡，现在已经分为郭南、郭北两个行政村。
晋城是煤铁之乡，凭借丰厚的资源优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曾经创造繁荣的经济，同时传统文风鼎盛，产生了一大批科举世家和文人、官宦。分布集中、数量众多的古堡群，正是这种经济和人文环境下孕育的产物。古堡的建设者大多在外地为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将南北的不同风格都熔铸进了堡寨的建造设计中，匠心独运之，独具特色成为古建筑文化和艺术的奇葩。
古堡的防御自卫性，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古堡大多建于明末，当时匪患动乱社会动荡，为了自保安全，各个村落纷纷构筑堡垒，村中富商和官宦是牵头组织者和主要出资人。图为窦庄古堡的一座堡门。明万历年间，窦庄官宦张五典家族世代官宦，带领村民筑村成堡。遇匪患猖獗，后世张氏母子拒堡死守，曾三次击败流寇的进攻，窦庄因此被地方官员命名为"夫人堡"。
晋南沁河流域的这些城堡，军事防御功能显著，蜂窝城墙、藏兵洞、看家楼等军事防御设施都是“标配”。当地自古冶铁，冶铁后废弃的坩锅成为城墙的建筑材料，坚固耐久，那密密麻麻、整齐排列的坩锅，筑成真正的"蜂窝城墙"；藏兵洞是与堡墙配套，平时堆放杂物，战时隐蔽驻兵的场所；看家楼，取预防、居安思危之意命名为豫楼，是城堡的制高点，便于观察敌情，坚壁御寇之用。
郭峪村是目前沁河流域保存面积最大的古堡，近在咫尺的皇城村原来就属于郭峪村。“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康熙字典》的总阅官、清代大学士陈廷敬的“皇城相府”就是迁出村外修建，成规模后独立成村的。郭峪村明清两朝先后走出了十五位进士和十八位举人，这在中国科举史、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从明万历年开始，历代从郭峪走出的官宦巨商不遗余力地建设家乡，使郭峪古堡成为成为沁河古堡群之翘楚。
与数量庞大的福建土楼相比，山西古堡有许多已经湮灭在历史的烽烟里。但是，其悠久的历史、建筑形态的多样性和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足可以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相比美。当地政府提出“西方古堡看欧洲、东方古堡看晋城”的口号，正在积极打造“中国古堡第一城”的文化旅游名片。山西古堡会被更多的人关注，古堡文化会得到更好的挖掘与传承。图为沁河古堡群的湘峪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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