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範圍內經濟增速的放緩引發各方持續關注。IMF在10月中旬發佈的最新經濟展望中預期2019、2020年發達經濟體增速分別為1.68%和1.67%，創下2013年歐債危機之後的新低，並分別低於1980年以來的長期均值和金融危機十年來的均值超過0.7和0.3個百分點。
在全球總需求疲弱的大環境下，除日本之外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速均出現明顯下滑，美國經濟開始週期性下行，而歐元區核心國家出現經濟失速風險。2020年，隨著美國經濟的進一步走弱，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的整體放緩仍將延續。對此，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認為，發達經濟體正邁入內外因素交織下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和分配不均衡帶來通縮隱患。美國、日本、歐元區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中國總需求的同步疲軟是本輪全球經濟下行的主因，也帶來了全球性的通縮壓力。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經濟體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出現結構性轉變，收入增長的緩慢和不平等的加劇，侵蝕了長期購買力的根基。本世紀以來，此前相對穩定的美國勞動收入份額也出現急劇下行，在截至2016年的七十年中，非農部門勞動力收入份額源自2000年之後的下降貢獻了整體降幅超過四分之三。從勞動收入的分佈看，不平等、不均衡的特徵也更趨顯著。
第二，產業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削弱社會穩定性。2019年二季度，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降至11%，創1947年以來的新低。事實上，“美國製造的迴歸”一再成空只是發達經濟體制造業衰落的縮影，產業結構的失衡對於內生經濟動能的抑制日益凸顯。不僅如此，可貿易的製造業凋敝引發貿易爭端，在發達經濟體與勞動力相對充裕的新興市場貿易尚遠低於其內部貿易規模的情況下，蠶食了潛在的全球化紅利。除了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發達經濟體國內區域間的不平衡正重新對其長期增長潛能構成巨大挑戰。
第三，負利率常態化引發金融風險。負利率常態化也面臨利率傳導有效性降低、債券市場流動性下降、銀行利潤空間收窄、金融市場分割和動盪加劇等風險[2]。在寬鬆貨幣政策和高債務存量的情形下，負利率這柄雙刃劍的正向作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監管有效性，且公共開支的投向也至關重要，不僅滿足於刺激當期的總需求，更需著眼於可以提高人力資本、潛在產出水平、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方向。
第四，貿易摩擦重心輪轉增大邊際衝擊力度。值得關注的是，隨著衝擊重心和時序的動態演進，中美雙邊貿易摩擦呈現出趨緩的勢頭，然而美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貿易爭端或有抬頭的可能。
程實表示，內外交困之中，要想重新實現工資和通脹之間的良性反饋，結構性改革發力的方向除了提升勞動生產率之外，還需著眼於收入分配的均衡性和勞動力份額的穩定度。發達經濟體面臨艱難但必要的政策轉向，包括改善收入分配、調整經濟結構、善用財政空間、重釋全球化紅利等，以期迎來沉澱後的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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