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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紀末，一位名叫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商人,在獄中向他的難友魯斯蒂謙口述了他的一次神奇的東方之旅。這段非常經歷後由比薩作家魯斯蒂謙 (Rustigielo)寫成一本非常有趣的遊記。書中描繪的那個遙遠古國震驚了整個歐洲。
在當時戰爭和瘟疫肆虐的歐洲，人們通過這本書發現了一個嶄新的大陸。正是這本書，引發了航海家哥倫布1492年的揚帆出海，踏上尋找富庶的東方之路。
馬可·波羅（1254—1324），1275年（世祖至元12年）同父親、叔叔三人從意大利長途跋涉到達中國。遍遊中國各地。深得中國忽必烈大汗王朝的信任，並在中國任職。1291年（至元28年）初離開中國。帶著大量珠寶財物父叔三人回到故鄉意大利威尼斯。1298年，威尼斯和熱那亞這兩個意大利城邦發生海戰，馬可·波羅參加的威尼斯艦隊敗北，不幸被俘入獄。
在枯燥陰冷的牢獄生活中，年輕的馬可·波羅向獄友神采奕奕描述了一個遙遠、神奇的中國：“在那裡，我生活了十七年，並當上中國皇帝的官員。中國有富麗堂皇的宮殿，殿內牆壁上鍍著黃金……即使是普通人家，也像歐洲君主一樣富足。” 這個普通商人對元代中國的政治事件、物產風俗，地域環境十分熟悉。遊記裡對中國京城和江浙風物的細緻描寫十分驚人。閱讀它彷彿進入一條彎曲的長廊，古國無限風光，奇美目不暇接，這讓歐洲人對古老中國產生了神秘嚮往。
六百年後，這本書被引入中國。先後被譯為《寰宇記》、《馬可·波羅行記》、《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書中情景令中國人瞠目結舌。其時它已在西方被大量抄寫、翻譯，乃至手抄本都達到140多部，不同的版本譯本多達80多種。
隨著它的影響力的不斷擴散，有關於它的種種爭議也紛至沓來。人們漸漸發現馬可·波羅描繪的那個“中國”，和事實上的中國有許多不同。書中記載露洞百出，疑點越來越多。於是，有人開始質疑，馬可·波羅是不是真的到過中國？
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他在中國供職的十七年，表現得非常能幹，所以忽必烈大汗常派他到帝國各地以及藩屬去執行機密任務。他有時也為自己的私事外出旅行。他還被忽必烈任命為揚州總管。他曾經在中國擔任過這樣的重要職務，可是，在中國的所有史料當中，迄今為止，也沒有發現關於他的任何記載。漢文或蒙古文的歷史典籍中都有他的名字記載。所有元朝史料；《揚州志》，都未曾發現“馬可·波羅”這個人的蛛絲馬跡。
對於上述問題，人們可以這樣解釋，或者是當時中國的史料記載不詳實。
然而，這麼熟悉中國的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卻絲毫沒有提到象徵中國文化的一些物證，比如：書法、中醫、瓷器、筷子和茶葉。並且沒有提到長城。沒有提及中國的漢字。令人匪夷所思。對於每一個初來中國的歐洲人，這些應該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為了發展對華貿易，派遣馬嘎爾尼率領400多人的船隊來到中國，巍峨的長城給馬嘎爾尼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些沿山脊而建的牆垣，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幾乎每隔100米，就有一座崗樓。你站在任何一處都能看到這一景象。” 馬嘎爾尼在親眼見到長城後，使更多的人對馬可·波羅產生了懷疑。按照遊記中所說，他是從蒙古出發，經陸路到達中國京城的，按道理必定在長城沿線的某一點穿過。然而，他沒有提到長城。
有學者考證得出結論，中國長城有好幾處，馬嘎爾尼看到的長城是明長城。由於時代久遠，早期各個時代的長城大多殘毀不全，不太引人注意。並且十三十四世紀來中國的傳教士也沒有提到長城。
對於馬可·波羅沒有提到中國的漢字，筆者認為，也許可以這樣解釋。馬可·波羅出身商賈家庭，他只注重杭州的“絲綢”，而不喜歡漢字。應該記得，馬可·波羅回到故鄉，是在獄中講述經歷是由別人記錄，他不會寫作，所以他對文字沒有興趣。
人們似乎沒有理由和充分證據證明馬可·波羅在撒謊。國際上有關馬可波國是否到過中國的爭論，持續不斷。
二十世紀末，一個新的疑點使爭論再次掀起。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蘭西斯·伍德博士發表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在書中，她明確表示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
《馬可·波羅遊記》中描寫了元軍圍攻襄陽城的情形。襄陽位於今天的湖北省，地理位置易守難攻，當時南宋的殘餘部隊退守到這裡，蒙古軍隊曾圍攻了五年，但仍舊沒有攻下襄陽。“尼可羅和馬飛阿兄弟當時正好居留在帝廷。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覲見皇帝，請求允許他們製造一種西方的機器。這種機器可以投射三百磅的石頭。叫做“茫貢諾”。使用它，可以擊毀城中的建築物，並殺死居民。
忽必烈大汗聽後大喜，即下令將最優秀的工匠集中起來緊急製造。工匠中有聶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是一群十分能幹的工匠。在波羅兄弟的指導下，短短几天的時間內，投石機很快造出，並順利攻克了襄陽城。波羅兄弟的妙計，取得了這樣的奇效，使得他們在忽必烈大汗和朝臣心目中有更高的地位。”
疑點出在襄陽破城的時間上。根據史料的記載，蒙古大軍圍攻襄陽的時間是1268年到1273年，而從《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的年代推斷，馬可·波羅一行在中國逗留的時間是1275年到1292年之間，也就是說，襄陽城破之時，馬可·波羅一行應該還在來中國的路上，這幾乎可以肯定，馬可·波羅奉獻投石機一事是不存在的。很顯然，馬可·波羅並沒有親眼見證襄陽城破，但他卻把自己寫進了這一壯觀的戰爭，這足以證明他在自己的遊記中撒了謊。
迄今為止,漢文記載中唯一能見證馬可·波羅在中國活動過的史料是《永樂大典》。致力於元史研究的南開大學教授楊志玖有一次在翻閱《永樂大典》時，偶然發現了一段珍貴的文字，是一篇請事配備糧食的公文：（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泰、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王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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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遊記》與《永樂大典》不謀而合。《馬可·波羅遊記》中說：波斯的君主阿魯渾的妻子卜魯罕臨終前留下了書面遺言——非住在契丹國大汗境內自己家族的女子不得繼承自己的後位。為履行莊重的遺言，阿魯渾特派遣三個精明強幹的男爵為專使，帶著大批的扈從來到大汗王廷，請求大汗在親屬中為他選擇配偶。
忽必烈大汗愉快地接受了這個請求。當即選出一位名十七歲美麗女子叫闊闊真（Kogatin）賜給波斯君主。三位使者回國時，因為知道馬可·波羅一家熟悉路途，於是邀請他們參與護送。臨時前，忽必烈大汗下令準備了十四艘船；珠寶財物,和足夠兩年供需的糧食；並替波羅一家鑄了兩塊金牌，上面刻著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內，有自由行動的權利，地方官吏對於他們及其隨行人員，必須給予必要的供給和安全保障。
在《永樂大典》卷一所引元代的《站赤》中有記載。我們發現兩段文字說的是同一件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一樣，他們漢文譯名叫：兀魯泰（Oulatai 奧爾阿泰）、阿必失呵（Apousca）、火者（Coja）。《站赤》這篇公文，說到三位使臣將要出使，卻不知道出使的任務和緣由，甚至看不出他們究竟是哪國的使臣，因為有《馬可·波羅遊記》的補充，我們才讀懂了這道公文。這足夠證實馬可·波羅的確到過中國。並推斷馬可·波羅一家離開中國的年代該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
探討馬可·波羅疑點，楊教授的定論是目前學術界比較有說服力的，楊志玖教授的這一重要發現，終於平息了長達數百年的爭論。
美中不足的是，我們在《永樂大典》中仍然沒有看到馬可·波羅的名字。僅僅是三個使臣的名字和事件時間與馬可·波羅敘說的一致。難道就可以證明馬可·波羅本人在這次事件之中嗎？難道他不可以像破襄陽破城一樣，把聽來的故事和自己的經歷編織在一起嗎？如果指證“襄陽破城”有時間上的錯誤。那麼“護送皇妃”只能說明是時間上的吻合。其它方面的性質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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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說，楊志玖教授的重大發現，其實也是一次經不起推敲的論證。只不過我們已經無法找到比這更合適的證據了。
究竟是史料記載不全面，還是馬可·波羅撒了謊？如果他沒有到過中國，又怎麼能把十三紀世末的杭州城描述得如此淋漓盡致？難道一段時空跨渡極其漫長的東方之旅僅僅靠想象就可以實現嗎？推敲下去，我感到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在科技和信息空前發達的今天，對於馬可·波羅行跡證據的收集,幾乎山窮水盡了。
七百年前一個西方男人的傳奇遊歷，就這樣成為一個美麗的謎。
或許，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到，《馬可·波羅遊記》是一部採用紀實與虛構手法完成的書，是一部思想內容極富文學色彩的“遊記”，而不是科考專著。那些所謂“不準確的、誇張的，撒謊的地方”，或許，應歸結為另一個人的責任，那就是馬可·波羅口述的整理者魯思蒂謙———這個傳奇小說作家，寫盡了騎士文學和吹捧君主的故事，他用當時歐洲流行的法蘭西語記錄了馬可·波羅的見聞。他更關心的是《馬可·波羅遊記》的趣味性和知識性，而不是科學的歷史考證。況且，用幻想彌補過去或美化經歷，都是一種特殊的生命情結。謊言的背後潛藏的是一個西方人對神秘古國的崇拜和依戀。考證真實與否是無意義的。假如非要給《馬可·波羅遊記》定下什麼罪刑,那麼這個愛幻想的魯思蒂謙當是罪魁禍首。
其實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即為成書年代的某種需要而撰寫的“史”，所有的史書都具有誇張、虛構的文學色彩，如同《史記》一樣。（作者孔陽）
原標題《撒謊的作家〈馬可·波羅遊記〉疑點——文學的價值與歷史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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