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0日，美國華盛頓，亨特·拜登（左）參加奧巴馬和父親拜登（右）的在職儀式。（視覺中國圖）

● 特約撰稿 易升 / 文

好似一些權貴家族的老套模板，在第二代中，總有一個孩子出脫得格外優秀，一路穩健，被賦予眾望；相對的，也總有一個孩子紈絝無用，一生跌跌撞撞，每每被人想起都是因為一些負面的新聞。

亨特·拜登就是後者。

7月2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與烏克蘭總統的電話中，提到亨特·拜登可能捲入烏克蘭腐敗案，並指控前副總統喬·拜登為了保護兒子，對烏克蘭施加了壓力。由此，特朗普要求烏克蘭總統調查拜登父子。

這通電話最終把美國引入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特朗普因此遭到眾議院彈劾調查。而拜登，亨特的父親，更是也遭遇眾多指責，他原本是民主黨競選2020總統大位的有力候選者，結果因為特朗普死咬其貪腐疑雲而顯得前景不明。

兩年前，喬·拜登出版了一本回憶錄，記敘了從大兒子博被確診癌症到他去世的艱難一年。書中，博被形容為“喬·拜登2.0版本”，一位退伍軍人、一名檢察官和一名有前途的政治家。而對於亨特，他則迴避了許多爭議點，以“對父親和哥哥非常支持”的描述一帶而過。

這個今天引爆美國政治地震，順帶“坑爹”的亨特，在漫長的年月中，像一個若有若無的存在，極少在政治公共場合出現，或是在父親的演說中被提及。喬·拜登彷彿刻意劃出了一條界限，用任其自流的態度，以保證自己事業的正常開展。根據亨特的回憶，當他告訴父親自己與烏克蘭寡頭的一些合作時，得到回應僅是：“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個不受歡迎的孩子

亨特·拜登出生於 1970 年，比哥哥博·拜登晚一年零一天，比妹妹娜奧米則早了一年零九個月。

悲劇很快來臨。

兩年後的聖誕節，拜登妻子內莉亞載著孩子們去威爾明頓購買聖誕樹，他們的車子與一輛卡車在十字路口相撞。內莉亞和娜奧米當場身亡，博和亨特也受了重傷。

當時正值喬·拜登的事業高峰，他剛剛當選美國參議院議員。毫無疑問，致命事故讓整個家庭墜入低谷，也改變了拜登。很長一段時間裡，拜登需要每天搭乘90分鐘火車前往華盛頓特區，晚上再回到特拉華州照顧兒子，還因而獲得了“Amtrak Joe”（Amtrak為鐵路）的稱號。

《紐約客》今年對亨特一篇罕見的深度採訪中，提到許多他童年的細節。

延續了父輩的傳統，亨特成長在一個大家族中，身邊圍繞著許多親戚朋友。他在採訪中描述，“家裡沒有一間房鎖著門”。在父親忙於為事業奔波時，他和博是“公共財產”，“每個人都會搭把手照顧我們”。

國會開會時，拜登經常會帶他們去華盛頓。在拜登辦公室工作了7年的羅傑·哈里森回憶，員工會議的時候，總有一個兒子會坐在拜登腿上。如果他忙於參議院會議，另一位參議員就會把亨特和博帶到自己辦公室閒逛。有時，為了找點樂子，男孩們會漫步到參議院的健身房，坐在桑拿房的一角，偷聽議員們的對話。

他們的童年與政治息息相關。“自從我和博在他（拜登）的第一次競選活動中被裝進籃子裡，帶在身邊，我們就一直在那裡。”亨特說，“我們跟著他到處走，他政治生涯中發生的每一件大事和小事，我都在場。”

1977年，喬·拜登娶了中學老師吉爾·雅各布斯，亨特叫她“媽媽”。夫妻倆在1981年有了女兒阿什莉。

童年輕巧的敘事很快就發生轉向。從十幾歲的時候，亨特就開始在社交場合上接觸酒精。上世紀90年代初，他在喬治城讀書，學會了吸菸，並偶爾吸食可卡因。不論是酗酒還是吸毒，兩者在而後的人生中，都給他帶來許多麻煩，也給人留下不可靠的印象。

1973年1月6日，拜登宣誓就任美國參議院參議員。他的長子博·拜登也在現場（視覺中國圖）

2000年初起，亨特經歷了多次酗酒和毒癮問題的治療和復發。2013年，他加入美國海軍預備隊，為此他還獲得了兩項豁免：其一是年齡限制的豁免；其二則是對於他從前毒品使用的記錄。然而第二年，他再次因可卡因測試呈陽性被迫退役。

他也不避諱談論自己藥物成癮的問題，以及童年的悲劇所造成的陰影，“你看，每個人都面臨痛苦，每個人都有創傷，每個家庭都有成癮。我在黑暗中，在那條隧道里——這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隧道。你無法擺脫它，只能想辦法與它共處”。

2015年，哥哥博·拜登因腦癌去世，享年46歲。亨特再受打擊，他開始做瑜伽，同時仍繼續大量酗酒。

同年10月，他與育有三子的妻子凱瑟琳分居隨後離婚，在文書中，凱瑟琳抱怨亨特“過分地為自己的利益而花錢，包括毒品、酒精、妓女、脫衣舞俱樂部以及與他有性關係的女性的禮物”。離婚後，亨特傳出與博的遺孀——他的嫂子——哈莉約會的消息，也引發許多議論。“我們正在分享一個非常具體的悲傷。我開始認為哈莉是我生命中唯一理解我的損失的人。”他對此這樣解釋，而後拜登在接受採訪時對此表示了許可。

去年年初，這段戀情也宣告結束。近期，他又被一名來自阿肯色州的女子起訴稱，他是她十個月大的孩子的生父，亨特否認了這項指控。

因為並不是父親這樣的政要，亨特混亂複雜的私生活，常常成為小報常客，但並不會引起人們太大的政治關切。他告訴媒體，自己是拜登家族成員，一舉一動都會被放在燈光下，但父親從未提出要他將家庭形象和顏面作為優先考慮，“我父親的首要任務一直很明確，現在對我來說也是一樣：永遠不要逃避痛苦”。

但隨著拜登宣佈參與明年的總統選舉，並在民調中成為特朗普最有力的競爭對手，一切都變得更復雜了起來。

父親身後的影子

博和亨特這對關係親密的兄弟，在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性格上的不同。亨特曾在採訪中表示，“如果我們想從懸崖上跳入一個水池，我會說，‘我準備好了，走吧！’博則會說，‘等一下，等一下，再檢查一遍，確保那裡沒有岩石’。”

相對於博的穩重，亨特在各個場合都顯得莽撞衝動一些。青春期過去，他們各自選擇了不同的軌道。似乎是順理成章地，博跟隨父親的足跡走上從政的道路。他先是前往錫拉丘茲大學法學院進修，然後在地方法院擔任法官，緊接著進入司法部成為聯邦檢察官。他也曾短暫地涉水過私營部門角色，但又迅速地回到了司法系統中。

比起哥哥在政壇的順風順水，亨特幾乎一直在輾轉於不同的事務。一開始，他對藝術感興趣，但隨著孩子的出生，他決定去喬治城大學就讀法學院，並於一年後轉學到耶魯，最終獲得學位。

此時，喬·拜登正在參議院競選連任，他任命亨特為競選副經理。亨特在父親競選總部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當時他還在位於特拉華州一家銀行控股公司MBNA America擔任律師工作，該公司是拜登競選活動的最大捐助者之一。這段經歷日後也常常被翻出作為說辭，因為拜登當時極力推動的破產改革法案，在民主黨內受到很多人反對，但MBNA這樣的公司卻對此非常支持。

不過，正如美國新聞媒體Vox評論的，並沒有理由認為拜登支持MBNA是因為兒子的緣故，“倒更像是因為父親和這家公司的良好關係，而讓亨特能夠獲得這份工作”。

亨特也在採訪中談論到這段經歷，他表示自己不喜歡MBNA僵化的企業文化，“如果你忘記戴他們的翻領別針，會有人在大廳裡把你攔下來”。

亨特開始在金融和政治圈遊走，建立自己的人脈。到了2000年末，他與父親的一位老同事共同成立了一家政治遊說公司，開展說客工作，即說服立法者在立法中加入特定條例，從而引導納稅人的資金流向客戶的一種做法。理論上講，這並不存在違規。但亨特特殊的身份不免會引人遐想；而他從中能間接獲得多大的便利，更是難以衡量的。

這可能也是最大的問題所在——即便亨特的工作從不直接與拜登相關，他的工作似乎又總能與拜登的影響力相關，而且的確通過這些業務獲得了可觀的收入，併為哥哥償還了學生貸款。

2008年，當奧巴馬邀請拜登共同參與總統大選的時候，亨特退出了遊說工作。他後來表示，雖然沒有人直接告訴他要放棄這份工作，但他知道這是必須的選擇，“我希望父親能有一個乾淨的背景”， “我不想以任何方式限制他”。

然而，幾年後，他就陷入了更大的爭議。2014年5月，亨特成為烏克蘭大型天然氣生產公司Burisma Holdings Ltd.的律師兼董事會成員。

2015年6月6日，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右二）在長子博·拜登的葬禮上安慰博的妻子哈莉（中）。拜登兒子亨特·拜登（左一）也出席了葬禮（東方ic圖）

這項任命引起了轟動，因為大約在同一時間，他的父親拜登和白宮官員正在該地區進行外交訪問，以使烏克蘭斷絕對於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批評者認為，當白宮正試圖促進烏克蘭能源獨立時，亨特為當地的能源巨頭工作是一種公然的利益衝突。當時，副總統辦公室出面消除了爭議，堅稱亨特是一個私人公民，其行為不代表政府的觀點。這個事件最終只成為奧巴馬政府任期內的一個小小的註腳。

誰知五年之後，這場一度被平息的爭議又原地復活。

在今年五月的一篇報道中，《紐約時報》指出，亨特所效力的Burisma Holdings，其創始人是親俄派前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的政治盟友，亞努科維奇於2014年2月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被驅逐出境，並被全球通緝。

亞努科維奇倒臺後，奧巴馬政府迅速行動，開始加深與烏克蘭新政府的聯繫。拜登位於政府外交的最前線，他在烏克蘭的幾次亮相都備受關注。在2017年的最後一次演講中，他呼籲當地領導人消除烏克蘭根深蒂固的腐敗問題。

這也是為何當一個腐敗疑點在他自己的家庭中出現時，會引發這樣的軒然大波。

《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顯示，拜登在2016年曾成功推動了一名烏克蘭檢察官維克多·肖金的免職。而肖金曾領導對亨特供職的Burisma高層進行的一系列調查，肖金遭到免職後，這項調查被擱置了。

儘管沒有證據顯示這其中的關聯，但暗示無處不在。前述文章中特別提到，亨特在任職期間，曾拿到過5萬美金一個月的高薪。肖金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亨特在缺乏烏克蘭能源業經驗的情況下，獲得這個職位，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他覺得，自己被解僱就是因為他著手調查Burisma的案子，如果他繼續待在那位置上，他將調查亨特任職董事會的資格。

同樣是潛在的利益衝突，上升到外交層面後，就顯然比當年在MBNA的情況要複雜許多，再加上特朗普團隊的持續施壓，事態被進一步激化。這個時候，亨特以往的一些花邊新聞和普遍的負面形象，只是更加助長了輿論的關注。

在媒體追問下，喬·拜登最近對外聲稱：“我從未與兒子談過他的海外業務往來。”亨特·拜登則表示，“我做出的決定對我的家人和我來說都是正確的決定”，並暗示特朗普只是將他用作“矛頭”，從政治上抹黑自己的父親。

但顯然，數十年來他們在商業事務上互相不干涉、不討論的做法，並沒能讓外界對二人區分對待，相反，亨特的經歷讓父子二人都受到了抨擊，接下來可能面臨的審查勢必會影響到拜登計劃開展的競選活動。

不過，無論這場圍繞拜登家族的鬧劇如何收場，它都已經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的重要元素。新聞媒體Vox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諷刺的是，如果特朗普用亨特在烏克蘭的工作抹黑喬·拜登的努力，最終導致他被彈劾和垮臺，那麼亨特最終可能成為他家庭中最有成就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