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大學胡宜安老師的《生死學》選修課，出勤率最高時達八成。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1月14日《南方週末》，相關報道詳見《淘汰大學通識“水課”：指揮棒不改，停課也沒用》）
每年秋季開學，各個高校學生群裡總會有一些對“水課”的熱議，其中很多“水課”屬於通識選修課程。
專業性不強泛泛而談，沒有學術意義，缺乏學校財政經費等支持……很多老師其實也不願意承擔通識課教學任務。
從2005年前後至今，過去15年可算是當代中國第一代通識教育。事實上，通識教育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內容，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標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高校積極探索多種模式的通識教育，實踐重點也從體系建構逐步轉向質量提升。
怎樣讓通識課擺脫“水課”標籤？南方週末記者約訪多名研究者、授課者，探討通識課程改革的難點與通識教育的本質。
陸一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雷生 吉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任軍鋒 復旦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委員會副主任
國懿 浙江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於閩梅 中國社科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魏老師 某高校藝術學部講師
什麼是“水課”？
看學習效率的轉化
南方週末：怎麼定義一門通識課很“水”？
陸一：中國大學通識教育，最早過分關注其他國家的經驗和理念，現在回過頭髮現真正重要的問題是課程質量。保障通識課程的質量在學術和實踐中都是一個挑戰。
大學的一門課，過去單純考慮教的問題，側重點在教學設計上。展示怎麼教，不顧及學生的學習投入與獲得感是什麼樣的。現在我們判斷一門課是不是“水課”，更本質的應該看它能否讓學生把課堂知識轉化成積極有效的學習。
張雷生：客觀地說，體現在教學方式、教學內容、教學理念等各個方面。尤其在教學的很多細節可以反映出來，比如過去有的老師一個教案用好幾年，現在是有的老師一個PPT就是在上課前把授課時間、授課對象、授課地點等信息簡單地更新下，PPT滿屏幕密密麻麻全是字，老師上課照著讀，儘管有一定信息量，但沒有教學意義。很容易形成“上課老師念課件、學生用手機拍課件，考試背課件”的怪象。
還有的老師，開一門通識課，除了第一節和最後一節自己上，中間每節課讓一位外聘老師開客串。講得也許很精彩，但實際上有多少轉化成有效學習很難說。甚至有的老師，讓低年級學生上課，美其名曰互動，幫助學生加深理解和印象。反正我很不贊成這種所謂的教學方式創新，畢竟對於很多新入學的學生而言，剛開始就是沒有基礎，就是來專門向老師學習的，作為教學主體的教師怎麼能推卸教學責任，把課堂完全交給學生呢？
南方週末：有接受採訪的老師認為通識課把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放在一起，泛泛而談沒意義。
任軍鋒：教師上通識課，要主動將學科意識轉化成問題意識。有意識地克服人為的學科邊界，把自己的學術視野打開。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放在一起，不一定就比專業領域的學生理解得淺。學生選擇了一門課，教師不能令他們失望，不能淪為學生混績點的“水課”。教師不妨讓學生喜出望外，愛智畢竟是人的普遍本能。講授過程中，老師要主動克服自己的專業傲慢，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述深奧的學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這是對有著專業背景的老師的巨大挑戰，也是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需要努力形成的基本素養。
陸一：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同步教學，確實是通識課面臨的一個現實授課難題。在頂尖的大學裡，學生進入時應該已經具備一些非本專業的基礎知識，至少有一定的整合不同專業知識的學習能力。而選拔性較弱的大學，需要老師做努力，幫助學生完成轉化，使這些知識融會貫通。
造成這個系統性難題有一個現實背景。進入同一所大學的學生，理論上應該有相近的知識儲備，但隨著新高考改革帶來的選科差異，可能造成知識儲備差異化甚至部分空白。
一所學校以文理哪科見長，一貫而言還是有所傾向的。學校在開設公選通識課時，也會根據難易程度標註可選範圍。以復旦為例，一個理科生選太簡單的科普性公選課，學分是不被承認的。
國懿：通識課面對的學生更多，現在的學生水平也更高了，隨時可以拿出手機、電腦檢索你的授課內容，其實老師教學壓力也會增大。像我的一門通識課《中國外交》，會講到政治、對外事務、世界觀等，備課授課壓力很大。除了上課，課外指導、期末批改作業也會擠佔時間，例如《中國外交》這門課就有300名同學的作業。
上一千學時通識課不如寫篇論文
南方週末：為什麼現在大學老師不願意上通識課？
張雷生：不是所有教師都不願上通識課，而是個別教師連課都不願上。這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內部的資源分配問題，深層次而言更是考核體系的傾向性問題，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視科研、輕視教學的不良風氣。
舉個例子，一位老師上一節課，課時內的工作量可能也就是20塊錢課時費。但他去做個科研發表個論文，比如發一篇SSCI或者頂尖級的CSSCI，一篇獎勵就是幾萬塊。兩萬塊錢的話就相當於上一千個學時。這種過於重視論文的科研GDP導向再不糾正，使教學與科研的關係迴歸到正常合理區間的話，高校裡面的“水課”或者說輕視教學的風氣只會越來越嚴重。
於閩梅：通識課“水課”的存在實際上不一定是教學資源分配的問題，這涉及每個學校對課時量規定的不同。
像我們學校有課時量考核，老師的專業課時不夠，便會需要開設一些通識課。因為還有科研的要求，專業課老師只要專業課上夠就不會多開課。當然，也有些是在課時量夠的情況下開設的，但實際上超課時量非常低，超課時量才加60-100元，而且通識課在課時量的核算上也比專業課低一個檔次。
魏老師：學校教師最常見的崗位叫教學、科研崗，學校會要求老師一年完成多少保底科研任務量和多少保底教學量。完成保底教學量，一般會規定多少課時。老師的課時量達不到規定，基礎績效工資就被打折扣，有的老師是出於這個原因開公選課、通識課。
南方週末：從你的教學經驗來看，通識課怎麼上才不“水”？
於閩梅：除了課堂上對課程質量的專業要求，也會充分調動學生的討論和參與。我在一門女性主義的通識課堂基礎上創建了一個社團，並且有一個自己的公眾號，平時會鼓勵學生就課堂所獲得的性別平等以及性別反思訓練的感想寫作，發表出來。
總體而言，通識教育並沒有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是變成了學生湊足學分的途徑。我們在培養大學生時，要設想好他們需要具備未來公民應有的哪些素質，應該合理搭建通識課的構架，像包括階層、性別、種族的教育佔多少比例，但當前通識課總體上是一種比較混亂的狀態。
例如就“性別”這一層面的通識課建設而言，西方做得很好，國內的“水課”太多，且這方面的啟蒙做得還不夠、不好，甚至有的開設“女性主義”相關課程的老師，在理論上都不能過關。
大學生應該在公共領域達到一個基本水平，所以應該設置一些必選的通識課，以此構建大學畢業生的知識框架。比如在西方，像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哲學課太難了，只能當作必選。
張雷生：通識課程也講專業性，因人設課的現象應該漸漸退出，學生對課程和授課教師的評價也應該反映到課程質量中去。再者，還有些學校個別行政教學“雙肩挑”崗位的教師，缺乏充足的備課時間和不斷更新的知識體系，為了評職稱而向學校要課，客觀而言，很難保證授課質量。
未來還應該放開通識課的市場競爭。從學校管理層面，應該從課程體系建設宏觀統籌的視角，藉助課程開設競爭手段，藉助同行聽課、公開課、學生評教、末位淘汰等獎懲機制，讓那些真正有熱情、有意願、有能力、有基礎的老師願意來競爭開課，優勝劣汰的課程建設哲學下，“水課”的數量就會少一些。
魏老師：大學生本科四年，可能學校要求至少選八門或十門通識課，那麼其中有三到四門對他產生一些教養作用，我覺得這個效率就可以接受。
也不能太理想主義，每門課都一定要讓他有什麼真正的學習收穫。這對老師、學生，還有對行政部門來說，都不是很現實，如果非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付出教學資源投入等其他方面的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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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記者 賀佳雯 實習生 戴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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