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梵皇渡路情結”——也談上海電影譯製廠的配音藝術
最近幾年，電視臺以及其他媒體不止一次專題介紹過我們國家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譯製片的配音藝術。在若干部介紹配音演員的專題片中，我不僅重又聆聽到老一輩配音演員的聲音，還在熒屏上“再一次”目睹了尚華、趙慎之、李梓等人的風采，回憶和感慨竟使我每次都淚眼模糊。但每次看完那些專題片，我又都有一種缺憾太多的不滿，特別是某幾位“嘉賓影評人”，似乎對電影配音藝術不甚了了、談話不時出現跑題，聽到他們的話總有什麼東西受到了褻瀆的感覺（有一位嘉賓，每次都提到《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我的孩子——今年22歲——看到這一段時笑著說：“《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配音簡直就是一個醜聞”，他的話一點不錯。我想，藝術鑑賞中兩條最重要的東西一是趣味，二是標準。如果這兩條都把握不準，最好還是不要妄加評說，免得誤導他人——尤其是在當前這個趣味和標準日益喪失的時代）。
我是一個“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藝術的愛好者”，不過這種說法未免過於老套，過於平淡。有幾位對我非常瞭解的朋友，常用這樣的話戲言我：“你這傢伙有‘梵皇渡路情結’，上海電影譯製廠就好像是你的‘阿幾里斯腳踵’，別人碰不得的”。話雖說得過了點，但倒也是事實。
現在不妨與讀者作這樣一個約定：我所說的“配音藝術”，特指譯製片配音藝術，而且專指上海電影譯製廠（包括其前身上海電影製片廠譯製部）譯製的影片，還可能會在個別場合提到由該譯製廠製作的廣播劇。將要涉及的配音演員——實際上幾乎無一例外應被稱為電影配音藝術家或藝術大師——除該譯製廠全部演員班底外，還包括故事片廠所有參與過譯製片配音的藝術家們。更廣義一點說，還包括配音導演（早年的配音導演不太參加配音，如著名配音導演時漢威，據我所知他只在英國影片《冰海沉船》配了一句臺詞）、翻譯和錄音師等人。
至於為什麼要如此“約定”、上海電影譯製廠的配音藝術究竟有什麼特殊意義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關話題，我將留待本文最後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
言歸正傳，先對所謂“梵皇渡路情結”做一點解釋。
上海電影譯製廠在遷到上海永嘉路現址之前，曾坐落在梵皇渡路中段。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曾不止一次從南京趕往上海，口袋裡的錢（還有糧票，而且必須是“全國”的）只夠啃大餅（還不能盡飽吃），每次都是一連幾天像癟三一樣徘徊在梵皇渡路上（晚間就跑到北站去找個地方蜷縮一夜），為的就是去譯製廠門口“朝聖”。當時那種既神聖又神秘的感覺至今我仍能回味出來。老友資格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半個世紀不就是五個十年嗎。”五個十年，似乎並不太長，回憶人生道路時，把過去的每個十年劃分為一個階段，與每一個十年相對應的生活內容彷彿就是昨天的事。但正是這看似不長的時間，磨蝕了我們多少激情，而我對配音藝術的熱愛卻歷經半個多世紀至今未見稍減。
現在許多譯製片愛好者談及譯製片，除了偶爾提到一兩部20世紀50年代的老譯製片外，基本上都是70年代以來的影片。對於他們來說，似乎這已經是一種懷舊了。這種感覺當然沒錯，因為譯製片愛好者主要還是年輕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相交時一大批配音造詣臻於爐火純青的譯製片放映時正好被他們趕上，而這段令人振奮的時期也畢竟過去二十多年了。當去“天堂似的電影院”看電影已逐漸被看DVD取代時，夾雜著某種傷感的懷舊情緒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是，我的這種（懷舊）情緒可以追溯到更早——當遠比我年輕的一代愛好者通過簡•愛和羅切斯特先生的對白進入李梓、邱嶽峰的聲音世界時，我對配音藝術的熱愛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我對上海電影譯製廠的感情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前，可以追溯到梵皇渡路，這確實是我一生難以割捨的情結。
我慶幸自己的青少年時期恰逢那個被現在許多年輕人誤解了的時代。只要你真正有一顆善於感受美好事物的心，那時的天空是一片蔚藍，彩霞比今天更絢麗。當今天許多具有較高電影鑑賞水平的“影迷”為得到（比如）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的作品而興奮時，他能想到五十多年前，大部分新現實主義影片我已在電影院裡看過（甚至早在1962年我已經看過塔爾科夫斯基的影片）嗎？在某種意義上，我屬於“電影的一代人”，也就是說，我對藝術的鑑賞力、我對一切視覺的東西的敏感乃至我相當一部分的良知是來自電影（在當今這個以好萊塢大片為表徵的時代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藝術家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決不能低估。
我的年齡早已超過“不就是五個十年”而進入第七個十年，雖然許多寶貴的記憶（僅就配音藝術而言）已被無情的歲月湮沒，但對“不就是五個多十年”的記憶進行一次清算，恐怕還來得及。我不敢奢望自己這個帖子能“以饗他人”，但抑或能起一點“鉤沉”的作用。比如，我在網上看到一則署名孫潔的《上海配音往事》的帖子，寫得不壞，其中有不少彌足珍貴的資料。但帖子提到所謂1970年代初的“內參片”時，說伍經緯和劉廣寧都是在配“內參片”時起步的，顯然時間出入較大。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伍經緯和劉廣寧的配音是早在1960年代初放映的錫蘭影片《阿蘇卡》中，並且爾後他倆經常配雙檔。這點小差錯倒也無所謂，但至少說明，像我這樣的“老聽客”沒準兒還真能“鉤”出點東西來吶。……畢竟建國後上海的第一部譯製片《團的兒子》，我早在五十五或五十六年前就看過了。
此外，就憑自己對上海電影譯製廠所有配音藝術家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崇敬之情，也應該寫下一點文字作為我個人對他們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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