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預測，未來演藝明星所參與的公益項目，項目公信力不僅受到項目本身設計、執行、傳播過程的影響，也將受到演藝明星個人行為的影響。
2011年5月5日，北京，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玉米愛心基金資助聽障兒童康復訓練計劃在京啟動。 （視覺中國/圖）
2019年11月12日，中國扶貧基金會正式對外發布《2018年中國演藝明星公益觀察報告》（下文稱《報告》）。電影《我不是藥神》、李宇春粉絲籌建的“玉米”愛心基金、易烊千璽參與的愛心基金“童伴計劃”等20個明星參與公益項目的案例，入選了2018年明星公益經典案例集。
該報告統計分析了300位藝人在2018年的公益影響力，認為由公益機構、明星本人和經紀公司、影視製作發行方、媒體、企業、明星粉絲多方發起的中國演藝明星公益模式已經形成；明星公益關注的話題也更加多元廣泛。
與此同時，報告指出，在專業化、標準化、規範化及可持續性等方面，明星公益仍面臨短板，不少公益項目成果與項目預期差距較大，明星的個人行為影響了項目的公信力與認可度，同時也存在“選擇項目障礙重重”和“項目常態化”的挑戰。
範圍在擴大
作為第二年發佈明星公益領域的報告，中國扶貧基金會此次修改了明星公益的定義，從“藉助自身關注度、品牌信譽度和個人財富推廣非盈利活動的行為”拓展到“直接或間接參與的、以服務公共福利位目的、有組織的利他性活動”。對此，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王鵬回應，此次修改是為將更多案例納入觀察視野，“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鼓勵更多的明星能夠參與到公益事業中”。
報告將明星公益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從1978年開始的公益義演，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劉德華、濮存昕等明星相繼成立基金會，再到2008年後，明星藉助於自身影響力，參與公益。
目前，明星公益已經形成一定的模式，分別由明星、公益機構、節目製作方、企業和粉絲不同角色發起。
報告發現，其中粉絲公益增長態勢顯著，2018年，明星公益項目17%，是粉絲為應援明星所開展的公益活動，較 2017年的8%出現大幅增長，報告認為，“越來越多的粉絲意識到公益影響力/形象對明星的重要性，從而在打榜、購買明星代言產品之餘，付出更多的精力參與公益。”
活動漸成熟
微博超話閱讀量是報告研究傳播的一個指標，報告發現，“演藝明星公益活動所涉及的範圍也愈加廣泛，在性別平等、文化、體育、弱勢群體等領域的倡導行為也普遍增加。”
雖然扶貧助困、教育、醫療仍是2018年明星參與公益的主要領域，但新的社會議題也在獲得明星的關注。如胡歌參與“綠色江河”項目；陶虹、古天樂分別助力修復老電影，資助電影院；趙麗穎倡導的“關愛留守女孩”都是明星環境、文化藝術和心理健康的突出案例。
王鵬認為，明星根據自身定位和對社會問題的實踐觀察，有計劃、有目標、有針對性開展相關領域的公益活動，“也是明星公益活動日漸成熟的表現”。
據報告統計，2018年明星公益活動數量全面增加；部分活動也已不再侷限於捐款捐物，開始探討“授人以漁”；甚至有部分明星活動已形成體系和品牌，但是明星公益中仍存在一些固有問題，主要是“供需信息不對稱”“專業性及規範性有待完善”“公信力有待提升”“可持續性面臨挑戰”等問題。
王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公益項目有自身的專業性，“其設計、管理、執行與評估都需要成長錘鍊，明星公益的專業性、規範性和可持續性同樣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相比其他公益項目，明星公益也有自身特點。報告預測，未來演藝明星所參與的公益項目，項目公信力不僅會受到項目本身設計、執行、傳播過程的影響，也將受到演藝明星的個人行為的影響。
在公眾對明星更高的要求下，如何提升公益活動的規範與專業、保證公益項目的公信力、把“一日製”公益轉變為常態，都將成為未來明星公益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南方週末記者 汪徐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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