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實際上中國也是一直這樣做的，面對其他國家的困難，努力伸出援手。有的國家感恩，從此跟中國發展出友好情誼，有的國家卻並不知珍惜，甚至反咬我們一口。標題中的這個國家想必不用猜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日本。
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了一場震級達到了7.9級的強烈地震，史稱關東大地震。後來1996年的時候，日本又稱因為當時受災區域的儀器也都被震壞了，所以這個數據並不準確，關東大地震的真實地震等級應該是里氏8.1級。
這個時候中國跟日本的摩擦其實已經初現端倪。因為日本強租我國旅順、大連之事（原本租期為25年，到1923年截止，後強逼袁世凱政府改租期為99年），中國各省、各地、各組織，自發組織起了對日經濟絕交政策，使得日本在我國經濟出口額大幅度縮水，差不多有近億萬元。
面對這種情況，日本不但不認為自己有錯，反而還覺得這是中國人在仇視。排斥他們，因此釀成了在宜昌跟長沙射殺中國市民的“宜昌慘案”和“長沙慘案”。就在兩國關係如此緊張之際，一場地震打破了原有的局面。
中國人善良，心軟，當時的人們認為，不管日本軍國主義做出再多錯事，但那些受災的日本百姓是無辜的。因此對日經濟絕交無疾而終，中國人慷慨解囊，全國人民積極響應救助日本受災群眾的事宜。
民國政府率先做出決策，不僅立刻撥款20萬元給日本進行救助，還派遣了運糧以及衣物、藥品的商船前往日本，並派遣紅十字會成員雖物資一同前去日本進行賑災工作。同時發出號召：“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
不僅京劇大師梅蘭芳組建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號召北京諸多紅極一時的演藝界、戲曲界明星進行義演，共籌得5萬元大洋；上海的名伶們也不堪落後，通過義演向那些軍閥們徵集善款。
同樣是藝術文學界成員，那些書畫協會，各大報紙報刊，全部都發起了捐款號召。教育界同樣積極響應這一行動，各大中小學生走上街頭，手持橫幅、小旗等，在大街小巷進行演講，向過往行人募得一份愛心。
江浙滬地區作為賑災主力一馬當先，其他地區也不甘落後。退居天津的段祺瑞組成“救災同志會”，通過個人影響力立刻就集得10萬捐款，直接匯給了日本首相。除開各種救災組織外，一些個人也出了不少力。
比如說同樣是在天津的梁啟超就立刻發表宣言：“救災恤鄰，責無旁貸，謂宜盡吾力所能逮，迅派軍艦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馳往急賑”。上海的佛教領袖王一亭甚至被日本人稱為“王菩薩”，因為他木得了首批包括了白米、麵粉、麵包、藥品。衣物等在內的救災物資送往日本。
光是當年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以及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這三項加起來，救災款項就達到了44萬元銀元。如果將那些金額比較大的款項全部加起來，差不多等於如今的3億元人民幣，這還是沒有算上那些中小型團體的捐款。
但日本給我們的回報是什麼呢？他們趁著地震秩序混亂之時，大肆屠殺在日的華僑跟朝鮮群眾，導致當場就有622名華工死亡，近百名華工受傷，而這些受災華僑大多都為溫州人。一個多月後，終於有目睹了真相的中國人逃回國，事情一經披露，引起了極大地震驚。
一個月前，日本還直接將船隻停在溫州沿海港口，裝了滿滿物資回到日本；一個月後，卻只還了寥寥幾名滿身傷痕的中國群眾回來。這還不算完，8年後，也就是1931年，日本刻意用來侵佔我國的“九一八事變”，在我國瀋陽產生，從此第二次大戰的東方戰場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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