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收益率顯著高於經濟增長率，這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當經濟增速低迷的時期，這往往預示著更為悲觀的未來財富分配格局。—— 法國經濟學家 托馬斯·皮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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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們的恐慌
美國民主黨總統競選人伊麗莎白•沃倫的一項提議讓美國的億萬富豪如坐針氈。
當地時間11月15日，沃倫在財經媒體CNBC上投放了一則最新電視廣告為其競選造勢，她呼籲向富人徵稅——對財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每年加徵2%的財富稅，超過10億美元則加徵3%。
在沃倫給出的計算器中，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下一年需支付66.97億美元，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將支付42.49億美元。世界首富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的資產若以1070億美元身價來計算，他將在下一年度支付63.79億美元。
沃倫的提議遭到多名億萬富翁公開炮轟。比爾·蓋茨認為沃倫的“富人稅”有些過火了，並對此提議感到震驚。
“我已經繳納了超過100億美元的稅收，比任何人繳的稅都要多，但如果必須要納稅200億美元的話，我很樂意去做。不過，當你說我應該納稅1000億美元時，我就會開始做做算術題了，看看我還能剩下多少錢。”
不過，一項數據可能讓他“臉疼”：2018年，400名最富有的美國人繳納的總稅率有史以來首次低於其他任何收入群體。
沃倫提議徵收富人稅，背後是收人差距拉大等不平等問題，這也是當前全球經濟政策的"痛點"之一。
伊麗莎白·沃倫6月9日發表簡短演說。
圖/視覺中國
在經歷了歷史上最長時間的經濟擴張週期之後，儘管失業率和貧困率降至數十年以來的最低點，但是美國的收入差距提升至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
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基尼係數上升至0.485，創50年來新高，這意味著貧富懸殊已經達到危險的境地。
按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埃馬紐埃爾•塞斯和加布裡埃爾•祖克曼兩人的估算，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2016年這三十多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佔據的財富比例翻了三番，從7%上升到20%，在同一時間內，最底層的90%的財富比例從35%下降到25%。
許多人擔心當前不平等太過極端，擔憂這終將導致醫保、社保、學生貸款、基礎設施和公共債務等一系列社會危機。
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仍然記憶猶新，在美國主要城市裡，抗議者露宿街頭，抗議最富裕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長，他們還設立臨時課堂，激辯不平等增加的原因，以及應該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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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根源：
資本收益率總是高於國民收入增長率
為富人辯護的聲音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靠才能獲取成功的時代，富人的鉅額財富都是賺來的，也都是應得的。”
但低收入群體對此不會買賬。顯而易見的是，富人的大部分收入並非來源於他們的工作，而是來自他們已擁有的財產。
“我們正在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年代。在這樣一個‘世襲社會’中，一小撮富有的食利者享用著繼承的財富，過著奢華的生活，而其餘的人則辛苦謀生。尤其是美國，命運是殘忍而諷刺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中寫道。
托馬斯·皮凱蒂
在這本書裡，托馬斯·皮凱蒂深人探討了不平等的根源——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總是高於國民收入的增長率。
他發現，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資本收益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從下圖可以看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段時期經濟增長率低於資本回報率，只是歷史的一次意外。
他認為，當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時，不平等將加劇。因為利潤和其他形式的資本收入會比工資收入增長更快，而後者是絕大多數人的飯碗。（藍色線條是皮凱蒂對全球資本回報率從過去至2100年的測算和預測。桔色線條是他對同期經濟增長率的測算和預測。）
富人們的財富增長，更多的來自於“錢生錢”，生意和股份帶來的利潤，以及地租、房租。當你擁有的上述資產價值是1000萬美元，並且每年給你帶來100萬美元的收入，那你的財富收益率就是每年10%。如果經濟增長速度是3%，那麼你的財富增長速度就比它快了7個百分點——這就是富人財富增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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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人徵稅，沒那麼簡單
遺憾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對投資收入徵收的稅率，低於對許多美國人徵收的工資收入稅率。目前，美國投資收入的最高法定稅率只有23.8%，工資收入的最高法定稅率為43.4%。
10年前，股神沃倫•巴菲特發表了一項聲明，稱自己納稅的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原因是巴菲特很大一部分收入來源於投資。儘管個人和企業都要為資本利得繳稅，但是對於個人來說，長期投資的資本利得稅率較低，2003年，長期投資的資本利得稅率一度被調降到15%。
為了解決不平等問題，政府真正能夠實現重新分配的手段只有對富人徵稅，然後分給窮人。沃倫曾表示，這一（徵收富人稅）提案如果落實，10年內將帶來3萬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她還稱將用這筆稅款來支付醫療改革方案產生的費用。
不過，向富人徵稅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容易，且不提這在是否合乎美國憲法規定方面的爭議，政府最難做到的是在公平和效率中取得平衡。嘉信理財創始人查爾斯·施瓦布表示，財富稅是社會創新動力的殺手，而美國創新能力之所以遙遙領先其他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擁有獎勵創新的社會機制。
有經濟學家認為，向富人徵稅會影響人們的經濟決策，特別是工作的努力程度，這會打擊效率。那麼有沒有一種解決方案，可以兼顧公平和效率？
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提出，設定一個較高的最低工資可以減少不平等，並增加效率。一個經濟體的生產能力也依賴勞動者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如果勞動者有一定的收入保障，可以支付醫療費用並對自己的培訓和教育進行投資，就不會對效率產生威脅。
除此之外，他還建議政府鼓勵那些可以促進平等的技術，並出資鼓勵勞動者進行職業技術培訓，讓勞動者更有效率，從而提高就業率，以此加快經濟發展，最終超過財富的收益率，來達到更平等的結果。
結語
在全球經濟增速同步放緩、低利率盛行的環境中，資產泡沫更易產生，富人們往往有更多更便宜的資金投入到優質資產中，而缺乏投資知識的低收入者，則被緊緊封固在金字塔最底層，財富鴻溝越來越大。這就是皮凱蒂所擔心的“當經濟增長放緩時，收入有從勞動轉向資本的趨勢。”他的建議是降低財富收益率，對全世界最富裕的人群徵收全球稅，但是想想頂尖富豪的權勢和影響力，這些提議就像水中望月一般不切實際。█
參考文獻：
1、《21世紀資本論》，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
2、《財富稅能否彌合美國的貧富差距？》，
《中國經營報》，魏欣
3、《美國“富人稅”計劃，讓比爾·蓋茨都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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