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學者談國家治理：中國之治，世界之鑑丨《對話中國》

中國 40 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和成就說明：治理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斷優化的必由之路。

——《對話中國》

古人講，“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治國安邦，是一切時代、一切國家的首要課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向世界亮出了“中國之治”的旗幟，彰顯了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自信和底氣。

歷經了40多年改革開放和發展，目前，中國的治理模式有哪些特點？中國政府在治理方式的改進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上，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中國和西方的國家治理邏輯存在哪些不同？中國經驗對於世界各國的治理而言，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

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邀請，三位政治學領域的中青年學者圍繞“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治理的邏輯和模式”“協同治理”等主題，從幾個問題入手進行了討論。

燕繼榮，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常務副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政治學研究基地——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長期從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理論、中國政治、國家治理、政府管理；主要學術著作包括：《中國治理》《走向協同治理》《社會資本與國家治理》《西方政治學名著導讀》《發展政治學》《現代政治分析原理》《政治學十五講》。

張善若，政治學博士，旅美政治學教授。1999 年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得法學學士學位，隨後赴美留學，師從政治心理學和政治學方法論大師、美國政治學會原會長 M. Kent Jennings 教授。2007 年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政治學系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理論、話語政治以及文本分析知識論、方法論。出版著作：《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 AnActionable Account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

王裕華，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政府系副教授，先後於北京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密歇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政府與政治、國家與商業的關係、政治科學、比較政治學等。出版著作：《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

從世界範圍看，改革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當今各國都面臨著程度不一的問題和改革需求，而不同的國家在治理與改革中呈現出不同的邏輯和模式。您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國家治理邏輯存在哪些不同？中國目前的治理模式有哪些特點？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治理邏輯，一個關鍵的不同之處在於問責機制。

所謂的“西方國家”之間存在很多差異。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治理邏輯，一個關鍵的不同之處在於問責機制。在西方國家，選舉是問責政客的主要機制：候選人做出競選承諾，選民根據這些承諾選擇支持哪個候選人或者政黨。候選人當選後應履行他們的承諾。如果政客們不履行承諾，選民通過投票讓政客及其所在的政黨下臺。很顯然，我剛才描述的是理想的西方國家類型，現實當然不是完美的。

在中國，主要有兩種問責機制。一個是自上而下的問責機制。幹部考核體系規定了評價官員績效的某些標準，官員的晉升與這些標準密切相關。但是，幹部考核體系存在許多相互矛盾的標準，例如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等考核標準之間是相互矛盾的，官員不得不面臨艱難的折衷。此外，中國官僚機構仍不完善。

一個國家的治理邏輯和模式，是歷史與現實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當今中國的國家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接過歷史“接力棒”之後主導創建的。從歷史的角度看，近代以來中國國家面臨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初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制度選擇路徑。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任務的緊迫性，以及“落後捱打”的國民記憶所激發的“趕超”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初黨政部門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制度特點。不過，經過70 年的發展，尤其是經歷 40 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情發生了很大改變，國際地位也與 70 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客觀地說，中國具有強有力的政黨組織領導和動員系統、高效的政府執行系統、高度集中的中央協調系統。這樣的制度安排在有些時候也存在“短板”：國家上層制度相對完善，且功能強大，但國家下層制度薄弱，且功效不足。這造成了國家治理更多地表現出黨政“內系統”發揮強大功效，但缺乏社會作為“外系統”的積極呼應，這種情況會產生內外系統脫節的風險。

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文化上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對政治核心力量的認識。

過去幾十年，國內外政治學對“治理”的觀察和分析集中在制度層面。西方政治學界面臨著一種大制度（蘇聯體系）的解體以及全球範圍內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國政治和政治學則面臨著“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和命題。然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特別是文化制度契合理論（congruency theory）和政治社會化理論（socialization theory），都展示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相輔相成的作用。廣義地說，西方的文化研究走在社會科學發展、社會思想發展的最前沿。福柯、哈貝馬斯、布迪厄的研究聚焦在思想、知識、傳播等與政治生活的互動，屬於政治文化領域內的問題。如果說外在的政治制度等是硬件，那麼內在的政治價值觀、意義體系、日常習慣便是軟件。制度和文化相互配合，目的就是解決一個政體面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地廣人多、疆域遼闊、大一統中央集權、地方情況複雜多變，這樣的政治環境決定其政治體系的主要任務，便是如何平衡統一的中央指令和多樣的地方情況，真正做到上傳下達；如何選拔優秀人才，保持政體活力；如何保持資源在經濟階層間、地域間、城鄉間的流動，並且使這種流動成為社會公平的調節槓桿和實現方式；如何穩中求變、鼓勵創新，以提高適應性、推動新發展。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是中國政治體系千百年演變的核心推動力。

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學者通過對“現象”如何發生、如何被解釋等問題的討論，強調“前理解”（蘊含在文化和知識體系中的既有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對“現在是什麼”“將來會怎樣”等問題的塑造性影響。治理模式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演化而來的，是通過不斷嘗試、成果檢驗、經驗積累而得來的，是基於大量實踐、在“學”與“行”的互動中提煉昇華出的方式方法。

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文化上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對政治核心力量的認識：中國認同“合力”，美國認同“分力”，歐洲介於兩者中間。中國的大一統實踐和儒家文化都倡導“向心力”——個人融入集體、集體融入社會、社會融入國家。在西方，歐洲漫長的封建制度與王權之爭、教會與王權之爭，美國獨特的建國曆程都使得分權、制衡成為其現代政治思想最核心的內容，“離心力”成為主要動力。

兩種政治文化各有利弊，但是“和”對中國人是自然、自如的狀態，正如“分”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是自然狀態一樣。在此框架下，中國治理模式圍繞著政府官僚體制展開，以教育、崗位競爭為其選拔優秀人才，用道德討論為其設置約束和規誡機制，政治活動以“為民做主”“得民心”為目標。

中國經歷了 40 多年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在您看來，中國政府在治理方式的改進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上，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中國 40 多年改革和發展歷程對於世界各國的治理而言，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

中國在改革期間，尤其在改革初期，有很多突出的表現。

首先，政治制度激勵了官員大力發展經濟，使他們能夠積極參與改革。其次，依靠外國資本推動改革進程的決定，帶來了先進技術。最後，對基礎設施（高速鐵路、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的高投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就業。

由於治理模式與政治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認為將中國治理置於中國政治發展的語境中進行評價最合適，看看它是否實現了中國的目標、辦好了中國的事情、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中國治理對西方的作用，主要是知識層面上的。西方現有的社會科學被賦予“普世真理”的價值，其實是以歐洲社會工業化為起源，以冷戰政治為加速器，以西方經驗為主要材料，以西方的政治現實和想象為主要視角，又主要服務於西方政治目的。中國治理的發展，對這一套知識提出了不容忽視的有力挑戰，在關於治理的一系列問題上，開闢了不同於西方模式的、存在於西方全球民主化的話語之外的理論空間。

我們也需要認識到，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研究，短短兩三百年而已，比較成規模的、試圖透過表面看本質的努力也僅僅幾十年。中國作為“遠東”，可以說是歐美世界接觸到的最晚的國家之一，而這一段接觸期又是中國歷史非常特殊的時期，不能充分體現中國治理模式的常規和全貌。

中國治理模式發展數千年，絕大部分是在中國政治文化主導、與西方世界隔離的情況下發展的。以西方為主體的現代知識體系，伴隨歐美數百年殖民經歷而發展，西方在軟硬實力上升過程中養成了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己度人的習慣。而這正是中國政治研究所處的真實的知識環境。中國治理模式的活力和成效，迫使西方直視中國，認識並且承認其知識體系對中國政治的不瞭解。我們希望這樣的認識能夠促使西方學界更上一層樓，比較全面地認識中國問題、中國情況和中國治理的特點。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如果能夠積極認識和克服現有知識體系的侷限，就能為世界性的政治學研究做出貢獻。

中國在 40 多年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治理觀念變革、治理體系變革、治理政策變遷以及治理行為調試等積極的變化。從中國的實踐來看，為了改善治理績效，中國政府推進了管理導向（如結構性改革、功能性改革、程序性改革、人事改革）、服務導向（如推動公共設施的普及化、構建服務型政府）、自治導向（如推動旨在放松管制、激活社會的改革）、協同導向（如實現多元主體和機制的共管共治）的創新改革，營造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機制相結合的“協同治理”格局。

中國在改革與發展的具體實踐中，一方面開發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機制的潛力，讓政黨、政府等權力機構以及傳統的群團組織發揮新的機能；另一方面，激活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的功能，讓新型社會主體和要素在社會治理乃至國家治理中發揮應有作用，努力實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的對接，創造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中國經驗。

中國 40 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和成就說明：治理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斷優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選摘自《對話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對話中國》

▼▼▼

《對話中國》

中宣部2019年重點主題出版物

《對話中國》編寫組 著

2019-10

本書邀請中外知名學者就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等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從不同視角向國內外讀者介紹新時代中國的發展理念、發展方向、發展道路、政策主張，系統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各方面發展的關切，客觀闡述中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充分展示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輝煌成就。本書兼具學術性、理論性與可讀性，是一本適合國內外讀者認識中國、瞭解中國的簡明讀物。

目錄

1、 李君如與羅伯特•勞倫斯•庫恩

讀懂中國，關鍵是讀懂中國共產黨

2、吳曉求與傑弗裡•薩克斯

中國與世界的 70 年：過去、現在和未來

3、 臧峰宇與羅蘭•博爾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內涵與現實價值

4、王義桅與馬丁•阿爾布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週年之際關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對話

5、 韓震與卡林•羅馬諾

中國哲學、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

6、賀耀敏與金勝一

中華優秀文化的世界意義

7、燕繼榮與張善若、王裕華

中國國家治理的模式與面臨的挑戰

8、劉復興與白傑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

閱讀更多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的文章

關鍵字: 政治 民主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