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速會呈現什麼走勢？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是什麼？如何處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的關係？……
吳思、李大巍兩位年輕學者，對話10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請他們結合自己的理論觀點和學說，分別從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平等和收入分配、未來就業趨勢等角度，就全球和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提出洞見，於是有了這本《中國經濟的未來：10位諾獎經濟學家建言中國經濟》。
近日，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第四期“同讀一本書”活動將該書列為閱讀書目，學員們閱讀並撰寫了書評，本刊擇其部分觀點加以分享，作者之一的李大巍在活動現場接受了本刊的專訪。
猶如加入一場圓桌討論
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員會調研員 高成富
讀《中國經濟的未來：10位諾獎經濟學家建言中國經濟》，猶如加入10位諾獎經濟學家討論中國經濟未來的圓桌會議，受益匪淺。
要從辯證和動態的角度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經濟學的一個永恆話題。亞當·斯密一派極力推崇自由市場，“認為價格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引導著經濟的運行，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凱恩斯主義，則強調“政府應該更多地干預經濟”。兩派的爭論從未停止，《國富論》與《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也成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聖典”。10位諾獎經濟學家接受訪談時，也不時提到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芬恩·基德蘭德認為，在短期中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調節，出現經濟週期性波動是必然的，因為市場無法預測外部衝擊的變動，也無法迅速做出反應；但從長期看，因為存在帕累托最優均衡的自發約束，政府不應太多幹預。這種觀點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也符合我國經濟管理實踐。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26年來，我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例證。中國的經濟理論和實際，證明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動態的：資源配置方面，市場要發揮基礎性作用，遵循市場規律；但是政府在應該出現的時候必須出現，重點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要從全面和持續的維度把握經濟增長的要素。
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挑戰很大。這需要從經濟增長理論探求解決方案，經濟增長是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的函數。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太多依靠土地、自然資源，這些方面的潛力已經不大了，而且造成了資源浪費、環境汙染等負面影響。經濟學家們認為，中國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但需要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是創新和技術變革，應當更加關注創新創業主體中的中小型民營企業。
同時，芬恩·基德蘭德用正反兩個例子提醒我們，宏觀經濟政策應當保持“時間一致性”：愛爾蘭對內外資長期以來採取確定的稅率政策，成長為“歐洲硅谷”，2018年GDP增速8.2%；巴西則因為政策“時間上不一致”，中央銀行沒能體現獨立性，政策短視，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匯率貶值、存款凍結等。
要以頂層和前瞻的視野重視機制的設計。
埃裡克·馬斯金主張引進“納什均衡”理論解決機制設計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先設定預期目標，探討是否可以設計出一個機制（條件），通過這個機制的運行最終達到目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能建立這樣的機制。這個理論，對我國經濟金融改革很有啟發和借鑑價值。
2008-2009年金融危機為何會發生？是因為深層次機制設計有問題。銀行追求高風險與金融系統要求降低風險之間存在矛盾，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加強監管，設計一些監管機制。比如，設置有效的資本充足率，限制槓桿率上限，限制衍生工具交易，完善對高管的獎懲，設置貸款的最低標準等。
我認為，這對中國金融改革的啟示，在於如何更好地處理監管和創新的關係。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發生的“股災”，是監管出了問題，還是創新出了問題？我認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設計監管與創新的機制出了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推進創新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監管體制和方式不斷完善的過程。“股災”暴露了監管漏洞，不同監管部門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在此之後，政府做了及時調整，國務院層面建立金融穩定委員會，銀監會與保監會合併為銀保監會（2018年4月掛牌），這些都是希望通過改善機制設計來防止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這是底線）。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創新也沒有停止，比如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行註冊制，就是我國資本市場改革和機制設計很好的探索。
要學習他們的思維方式
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 施登定
研讀《中國經濟的未來：10位諾獎經濟學家建言中國經濟》一書，深有啟發。
西方經濟學流派眾多，新舊理論很多不是互補，而是相斥，大量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相互牴觸的觀點。典型的有三大悖論：在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亞當·斯密的信徒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相信“看不見的手”，約翰·凱恩斯的擁躉則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必須干預市場，這在諾獎獲得者中間也呈現了不同的學術傾向。在競爭和壟斷的關係上，既強調完全競爭市場是最有效的市場，又說明市場競爭在現實中是不完全的，一些行業只能是壟斷性質的。在效率和公平問題上，一方面強調市場投入和產出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認為市場難以解決公平問題，要解決公平問題只能靠政府的二次分配。
儘管如此，就一些具體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而言，西方經濟學仍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巨大的參考作用。比如，要推動我國經濟平穩發展，就要學習借鑑西方宏觀經濟學關於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週期波動的原因、特徵和對策的研究成果；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就要學習借鑑西方微觀經濟學從影響供給和需求的具體因素入手進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要指導各類企業抓好企業管理，就要學習借鑑西方國家發展股份制400多年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汲取其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先進管理方法；要更好地推進我國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就要學習借鑑西方工業革命過程中出現的資源、能源、環境問題以及城鄉二元結構失調、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的反思經驗，等等。
同時，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們學習。一是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在分析經濟問題時，基本由五個步驟組成，即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行為準則、選擇均衡結果、進行評估比較，這對於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框架具有借鑑作用。另一個是將數學應用到經濟學，儘管存在濫用數理模型現象，但這種定性、定量結合的方法，還是需要借鑑的。
最後要學習的是諾獎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訪談中，10位經濟學家既強調要素投入與產出、經濟增長與消費、貨幣供給與物價水平等基本原理和經濟規律的普通意義，同時又強調考慮發展階段、經濟制度、歷史文化等不同約束條件的重要性，根據國情、實情作分析，也應該是我們的方法論。
為政之道，修身為本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金融科技學院副院長 殷林森
《中國經濟的未來：10位諾獎經濟學家建言中國經濟》一書中，10位諾獎得主用成熟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學常識評判和衡量中國經濟改革成果，識別和確定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主要問題，給人諸多啟迪。為政管理之前瞻性
理性預期學派的領袖人物托馬斯·薩金特認為，“政府難以管理預期”，原因在於“人們會關注稅收和監管政策，不僅僅是當期的政策，還包括未來的政策”，指出“政府應該有一個政策決策機制模型，通過實際行動以及如何溝通這些行動來影響人們的預期”。
近些年來，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日益增強。無論是大到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還是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日益成熟的微觀經濟活動主體都會觀察、領會政策、制度，做出預期判斷和相機行動。如國家戰略上海臨港新片區的選擇方案、長三角一體化示範區的佈局，這些政策明確出臺前，微觀經濟活動主體均已在產業發展、投資等方面精心謀劃、超前佈局。
因此，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於政策的頻繁變動而對其造成不良後果的擔憂。
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要的影響，政府在採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並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
顯然，這考量著為政管理者政策制定的系統性、前瞻性、長遠性。為政管理者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內外部條件、國內外經濟發展的複雜因素下，探索影響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預期，制定有益於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方針政策，至關重要，也是落實“四個自信”的重要保證。
為政管理之藝術性
中國的宏觀政策一直在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三大目標之間進行權衡取捨。埃裡克·馬斯金提出幾個目標不一致甚至相反，因此“必須在不同目標之間進行權衡，給各個目標賦予不同權重”；“給政策目標賦予多大權重，實際上取決於政治家的偏好”；為了實現經權衡確定的各目標，要設計“實現特定目標的機制”，“機制設計是動態的，當各種機制之間出現衝突而無法正常運行，可以修改舊的機制以適應新的機制，對機制的及時調整有賴於好的政府工作機制”。
馬斯金從目標的平衡、實現目標的機制設計以及機制設計的動態調整，分析了經濟發展過程中政策、制度如何面對外部環境進行的機制設計與動態調整。馬斯金指出“鄧小平先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機制設計師”，他也培養了錢穎一、白重恩、李稻葵等中國經濟學大師。其所形成的成果及對中國經濟體系的機制設計原理，表明要管理好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制度設計，是要綜合平衡好多重目標，協調處理好實現目標的各項條件之間的界限。這是一個充滿挑戰而需要藝術處理的過程。
為政管理之心繫人民
埃裡克·馬斯金提出“中國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需要關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在設計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案時，最好加入減輕不平等的機制。例如向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提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皮薩里德斯提出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新技術肯定會取代部分產業”，指出“通過稅收政策、利用好技術，解決貧困問題”。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中國經濟紅利逐漸釋放，貧富差距也在拉大，技術的發展加劇了“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謀生手段的艱難。詹姆斯·莫里斯的最優稅收模型和分配公正的觀點，告訴我們合理稅制的設計有利於激勵努力和保證醫療、教育公平的均衡。
馬斯金等經濟學大師結合中國經濟改革形勢闡述的減輕不平等、解決貧困問題等，從制度上告訴我們，政府設計規劃、政策要考慮社會的公平。同樣道理，共產黨的為政管理者在保證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心繫人民，不讓一個人掉隊，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國經濟的未來：10位諾獎經濟學家建言中國經濟》
吳思 李大巍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對話
更優秀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
■本報首席記者 顧學文
讀書週刊：您為什麼會有機會與10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話？
李大巍：我可能是中國認識諾獎經濟學家最多的人，我算了算，已經有31位了。
我在創辦“他山石”智庫之前，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報告》雜誌任國際主編，採訪過多國領導人、聯合國官員、諾獎得主及科技、資本領域的權威。另一位作者吳思，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報告》雜誌編輯部副主任，她長期報道國際智庫和學界的前沿研究成果，主持過“對話諾獎得主”“制度的力量——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等系列訪談。
因為工作關係，我們經常有與來中國出席論壇、會議的諾獎經濟學家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我們會抓住當場請教的機會，也會事後用電子郵件補充溝通等方式，獲得他們對中國經濟的一些看法。
讀書週刊：和這些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對話，會不會又興奮又緊張？
李大巍：我覺得對話最好的狀態是平等、平靜、平和。
對話前，我們首先需要把自己在某個細分領域的知識儲備迅速提升到和對話嘉賓同一水平線上，不僅要了解對話嘉賓的觀點，還要了解批判他的人的觀點；這一點已經很難做到了，但第二點更難、也更重要，那就是我們要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不然容易被對話嘉賓牽著鼻子跑。
第一要學習，第二要自信。我們是中國人，成長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獨特文化的國度裡，同時我們又懂中國市場。我們懂這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更懂和他處於同一水準、有能力質疑他理論的人，更懂中國市場，我們有能力和對話嘉賓展開批判性交流。
讀書週刊：為什麼從幾十位諾獎經濟學家中只選了這10位？
李大巍：這10位經濟學家大都是進入21世紀以後獲獎的，他們對現代經濟學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抱有濃厚的興趣，其學術思想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改革進程在多個層面上有重要影響。
比如邁克爾·斯賓塞，他和中國的關係很密切。2017年，他和林重庚等合著的《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國際視角的思考與建議》榮獲第17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除了給出一系列經濟建議外，邁克爾特別建議中國要“講好中國故事”。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太大了，西方經濟學界並沒有瞭解得很全面；對於當前中國在推進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國際社會也並沒有瞭解得很清楚。
還有埃德蒙·費爾普斯，10年前他建議中國“鼓勵創新，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自主創新”，正是我們今天“雙創”國家戰略的靈感來源之一。
而且，一本書的容量畢竟有限，我的下一本書也是關於諾獎得主和中國經濟的，會有更多其他諾獎得主的思想交流。
讀書週刊：這些諾獎經濟學家給您留下的整體印象是什麼？
李大巍：那種年輕的狀態，始終好奇，時刻在學習。他們年紀都挺大了，但還在做10年、20年後的研究規劃。
不僅是精神上的年輕，好幾位身體狀態也非常年輕，比如薩金特，77歲了，依然每天健身。我曾和他比試做俯臥撐，我做到50多個就氣喘吁吁了，他好像都還沒感覺。
讀書週刊：您怎麼看待這些諾獎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關係？
李大巍：過去，當我們還在摸索的時候，他們給了我們不少幫助。上世紀克萊因帶著7位美國教授訪華並授課，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睜眼看現代經濟學的啟蒙；八九十年代，弗裡德曼三次訪華，帶來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對我們是有啟發的；幾乎全中國學經濟的人都讀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劉易斯的“二元經濟”對我們確立“兩條腿走路”的經濟建設方針也不是沒有過影響；還有剛才提到的費爾普斯，他的觀點和他的著作《大繁榮》，從某種程度上催生了“雙創”戰略。
這些年，來中國出席高層論壇的諾獎經濟學家很多，2019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來了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邁克爾·斯賓塞、埃德蒙·費爾普斯，2018年的論壇來了7位。
不過，我在這裡特別想說的是，我們不要神化諾獎經濟學家。我們廣泛聽取他們的建議，但真正落實到行動上時，都是要結合本國國情的，要有所創新，正因如此，我們才取得了這麼大的發展成就。
事實上，我們中國有一批十分優秀、十分偉大的經濟學家群體，比如顧準、于光遠、孫冶方、薛暮橋，以及相對年輕些的厲以寧、吳敬璉等。很多時候，他們看問題比一些國際著名經濟學家更客觀、更實在，因為他們比較普遍地秉持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長於調查、剖析、比較、鑑別；身處中國這個龐大而複雜的經濟體內，他們有著非常強的理解力、判斷力和把握尺度的能力，善於從紛繁的現象中把握核心要素和事物本質；而且，他們還非常謙遜和有所敬畏。
讀書週刊：我看到您的微信相冊封面用的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照片，為什麼？
李大巍：10年前我有幸在吳敬璉老師任主編的《比較》經濟學雜誌工作，又曾有幸在吳敬璉老師工作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4年，從做人、為學等多個角度理解他、學習他，我非常敬佩他。如果今天他在活動現場，我敢說，他會是全場聽得最認真的那個人。他會從頭聽到尾，會記筆記，還會舉手提問。他每年看一兩百本書，且大部分是英文原著，我說的不是從前他年輕的時候，而是現在的他依然是這樣子的。
學而思，行動和思想一直在路上，就是吳敬璉老師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啟發和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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