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保德工作的那些年


我在保德工作的那些年

陳玉良


我在保德工作的那些年

1959年縣城舊貌



記得是在1955年10月,忻縣專署招考幹部,錄取後我被分配到保德縣工作。我在保德這塊土地上工作生活了16個年頭。1971年3月調回地委,回到了我的家鄉忻州。我19歲去保德,35歲離開。可我對保德、保德人民有很深的情感。雖然那是一段艱苦的歲月,但往事歷歷在目,難以忘懷。保德成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第二故鄉。

如今,保德鉅變如詩如夢,經濟騰飛,步步崛起,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真是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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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去保德時,保德至陽方口還沒有通車,一踏上行程,是第一天坐火車到寧武,第二天坐大卡車到五寨縣三岔鎮,三岔到保德公路不通,於是我們同行的四人每人付17元僱了四匹騾馬馱上行李,人騎在馬上向河曲縣沙泉行進,大約走了六、七十里路,當晚住宿於沙泉騾馬大店。第三天吃過早飯又急著趕路,翻越一座山,途徑高地稜,晚上住在保德縣賈家峁村一農家小店。第四天才終於到達保德縣城。你看,這路途是多麼費時、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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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政府舊址

那時,保德是晉西北黃土高原上屬條件最差,非常貧窮落後的一個偏僻農業小縣,是個很艱苦的地方,災多,老百姓連肚子都吃不飽,日子過得十分艱難。1960至1962年,這三年特殊困難時期,連國家工作人員吃糧的供應標準都每月降至24斤,什麼副食都沒有,不少人餓的腿都浮腫了。境內又山多溝深,路很難行,下鄉去扒樓溝一帶,翻九架山,到馮家川得走一天,沒有交通工具代步,全靠兩條腿步行。我回家探望父母、去省區開會坐了幾年敞篷大卡車,一排擠好幾個人,腳都沒地方插,夏天曬、冬天凍。車一上沙泉大坡,塵土飛揚,直往臉上、身上撲,渾身成了土人,保德至陽方口路上需要五個小時方能到達,交通不便,吃苦受累。

如今忻保高速公路開通後,六小時打個來回。方便,快捷,省時,舒適。保德康家灘有個康大爺,年輕時趕牲靈走一趟太原至少半個月,現在他孫子跑客運來回不過半天時間。道路通暢、四通八達,時代發展了,社會進步了,身邊的一切都在變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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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縣城在東關(舊城在1938年被日寇放火燒成了一片廢墟)。人口不過萬人。沒多少街道,梅花街還比較長,可中間有一道河槽把街一劈兩半。每逢下大雨從後溝衝來的洪水大的驚人,那陣勢真能把大滾石掀入黃河,六十年代修起魯家溝、梅花溝水庫後,才逐步有所改觀。那時我下了班,沿著街道逛一圈也用不了多長時間,而黃河岸邊可是另外一番景象。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沿黃百姓就是靠這條母親河養家餬口,繁衍生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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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縣城與陝西府谷縣城隔河相望,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在那時河面上還沒有大橋,保府兩地近在咫尺卻天隔一方。木船擺渡顯得尤為重要,河運發展,一片繁榮景象。渡口上人頭攢動,保府兩地渡船每天對開、往來多次,保府兩地人來人往,搞生意、做買賣,經濟往來十分活躍,兩縣之間互通有無。

那時東關有水旱碼頭之稱,每天像上海外灘一樣紅火。黃河畔停泊船隻不下三、四十艘,空船、實船都有。這些實船上裝滿了糧食、鹽、塊炭、紅棗、瓷器等。據說這些裝滿貨物的實船有的是要運往下游的佳縣、興縣、臨縣磧口、第八堡等地。有的船還跑上游的內蒙五原、臨河、磴口、包頭等地,能把那裡的小麥、麵粉、布匹、甘草、皮毛等運過來。

記不清是哪年,著名作家馬烽、孫謙來保德採訪,他們去過南鄉,到過孫霍家梁,還應要求在縣城開過一次文學講座。有天,我還有幸和他們同坐一條渡船去府谷。他們穿著樸素,話語隨和,有學者風範卻沒有一點架子,到哪兒也能與人融為一體,給人一種親和的感覺。他們到懸空寺參觀,一下就被門匾和楹聯所吸引,一邊欣賞一邊記錄,還時不時向身邊的人探尋典故,興致勃勃,在他們眼裡四處是景,採之不盡。他們的大作碩果累累,其中《呂梁英雄傳》、《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衝破黎明前的黑暗》、《葡萄熟了的時候》等先後改編成電影放映,名震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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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十年代,黃河上建起天橋水電站,上游的水用於發電,下游的水減少了,船吃水淺,航運逐漸蕭條,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縴夫們的身影不見了,那些好老艄沒有了用武之地,“跌磧”成為了古話。時代是不斷髮展的,你看,如今沿黃公路上、黃河大橋上車輛川流不息,鐵路大橋上火車呼嘯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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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新城發展迅速,如今人口密集,一條府前十里大街從馬家灘延伸至鐵匠鋪,道路兩旁高樓大廈林立,城市面貌日新月異。未來保德還要打造成為“三晉新型工業強縣、中西部物流集散地、優秀的宜業宜居城市”,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改善民生,造福百姓。崛起的保德將越走越遠。真可謂:萬里鵬程添錦繡,千秋偉業更輝煌。

我在保德時,工作基本上沒離開過財稅系統,在稅務局是管稅政,在財政局是搞預算。五六十年代全縣全年工商稅收四十萬元左右,經濟發展緩慢,稅源少,往回收這麼些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稅務工作政策性很強,依法辦事,依率計徵是必須遵守的法規。稅務幹部很能吃苦很清廉,一心撲在工作上,為國家積累資金做貢獻,誰也不甘落後。財政工作做起來也很難,要做到全年財政收支總體平衡,不允許出現財政赤字。那時上級核定本縣年收入為60萬元(包括:工商稅收、農業稅、契稅、罰沒收入),各項支出核定為120萬元,屬財政補貼縣。必須精打細算過日子,來不得半點鋪張。每年編制預算都打得緊緊地,給各行政、事業單位下達經費包乾任務,只可結餘不可超支,就連黨代會、人代會、勞模會、三幹會會議經費安排上也儘量節儉。縣長預備費也只留最多一萬元。縣委配有一部舊吉普,經常出毛病,儘管這樣維修費也控制在一定的額度。現在說起來有點可憐,但在那時沒有辦法,受經濟條件制約,財力有限,窮日子只能窮過。那時上級核定就是個吃飯財政。你想辦旁的事除非能爭取回建設項目,有專項撥款追加指標,否則別想要錢,就這樣年復一年,總也要渡過難關。近年來,保德縣一年財政收入已突破十幾億大關,光地稅收入就八、九個億,這樣的鉅變聽了讓人十分高興。

保德人耿直,剛強,心地善良。保德是革命老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多少熱血男兒參軍參戰,有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又有多少幹部隨軍南下,他們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保德籍縣委書記、縣長參會人員就有二十多人,可見保德這塊土地上孕育出多少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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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文書記五十年代才二十幾歲就挑起重擔,擔任保德縣委書記,1971年5月二次受命回鄉主政保德,他和張金駒書記一樣,一生心繫老百姓,是焦裕祿式的好乾部,他們的人格魅力是人之共識有口皆碑,是保德人民心中永遠敬仰的豐碑,他們永遠是值得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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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慶同志是陝西人,北大哲學系畢業生。一九七零年,是他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保德縣工作,以鍛鍊自己。他在保德歷練十年,從一名鄉村教師做起,逐步成長為保德縣委書記,後來他的榮升是人所共知的。他是有志青年的典範,他的成長亦是與保德這塊土地密不可分。

隨著祖國教育事業的不斷髮展,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保德崛起,經濟騰飛,保德鉅變,優秀人才不斷湧現,人才輩出。

我祝這塊人傑地靈的寶地,再創輝煌。

(配圖來源於《保德老照片》,旨在傳播本土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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