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於1665年的倫敦鼠疫造成了10萬人死亡
01
1981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理查德 · 克勞斯（Richard Krause）博士發表了一本引起爭論的書，名叫《難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戰》（The Restless Tide：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the Microbial World）。書中提出，早被認定已經敗北的疾病可能殺個回馬槍，接著危害美國民眾。一年後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有的議員問克勞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的新傳染病?”
“其實並沒有出現任何新東西，”克勞斯答道，“瘟疫的到來如死亡和稅收一樣不可避免。”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衝擊在80年代促使許多病毒學家認真考慮，確實在出現著某種新東西。隨著這種流行病從世界的一個地區傳向另一個地區，科學家們不禁問道：“這種病是從哪裡來的？還有沒有別的病源？還會不會發生更加危險的疾病——從空氣中由人到人傳播的疾病？”
隨著80年代前進的腳步，提出這些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學的一次雞尾酒會上，一個名叫斯蒂芬 · 莫爾斯的年輕病毒學家來到著名的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 · 萊德伯格面前問道，關於正在出現的微生物，人們的擔心日益嚴重，對此他有何見教?萊德伯格用絕對的詞句，斬釘截鐵地答道：“問題是嚴重的。還將更加嚴重。”懷著一種共同的責任感，莫爾斯和萊德伯格開始徵集同事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收集證據，提出建議。
1988年，一大批美國科學家，主要是病毒學家和熱帶醫學專家，得出了結論：是拉響警報的時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學的莫爾斯和萊德伯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 · 莫納特、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單位的羅伯特 · 肖普等人的倡導下，科學家們尋求辦法，使他們共同的想法具體化。他們最擔心的是被視為一群愛哭的嬰兒，為了研究經費的縮減而哭鬧不休；或者被人指責為高呼狼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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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日，科學家們在華盛頓飯店聚會，飯店同白宮只有一箭之遙。他們在一起討論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證據，說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遠遠沒有被擊敗，相反，正在對人類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會議由全國變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學共同贊助。
“大自然並不慈善，”萊德伯格在開幕詞中說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選擇的單位——脫氧核糖核酸（DNA），有時是核糖核酸 （RNA），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體中根本不是整齊排列的。它們共同分享整個生物圈。人類的生存並不是預先註定的進化程序。遺傳變異存在著豐富的資源，可供病毒學習新的伎倆，不僅僅限於按正常規律出現的、甚至經常出現的東西。”
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 · 麥克尼爾概述了過去幾千年間人類遭受微生物攻擊的原因。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後果。麥克尼爾警告說：人類改進命運的同時，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
威廉 · 麥克尼爾
“本人以為，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的力量是有侷限的，”麥克尼爾說，“應當牢記，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侷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
三天之中，科學家們提出證據，證實麥克尼爾的帶有預見性的講話確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發生變異；就在科學家們開會時，海豹死於瘟疫；澳大利亞傳進新病毒一年間，野兔死去90%；大流感正橫掃整個動物世界；安德洛墨達變體（Andromeda strain）幾乎以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的形式出現在非洲；超級大城市正在發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據點；雨林正在被毀，迫使攜帶疾病的動物和昆蟲進入人類居住的地區，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範圍內感染人類、危及人類生存有了切實的可能。
我作為年輕一代中的一員，在充滿信心的治療醫學時代接受教育，對傳染病極少關心。我聽著會上的發言，覺得更像邁克爾 · 克賴頓小說裡的內容，而不是來自實踐經驗的科學討論。可是我和千萬個在抗菌素出現以後，在基因工程時代成長的年輕科學家一樣，也不得不承認，確實有長長一串最近出現的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與血癌有關的人類T細胞白血球過多病毒（HTLV）Ⅰ型和Ⅱ型、最近發現的幾種肝炎病毒、在非洲和亞洲發現的多種出血症病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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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美國國家科學院下屬的醫學研究所召開特別小組會議，議題是進一步探討1989年科學家會議提出的問題，並在兩個方面對聯邦政府提出建議：微生物威脅對美國公民的嚴重程度；改進美國疾病監測和監管能力應採取的步驟。1992年秋，醫學研究所公佈了研究報告：《正在出現的傳染病：微生物對美國健康的威脅》（Emerging Infections：Microbial Threats to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傳染性疾病在美國出現的危險確實存在；當局準備不足，難以預見和處置新的流行病。
“我們要發出的信息是，問題是嚴重的，而且會更加嚴重。我們需要加強工作來扭轉局面。”萊德伯格在報告公佈的當日說。
報告公佈以後，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開始冥思苦想，終於在1994年春制訂出一個計劃：提高警惕，對疾病暴發作出迅速反應。由於對1981年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的出現反應遲緩，使得流行病擴大，到1993年已涉及150萬美國人，每年耗費聯邦政府120億美元，用於研究、製藥、教育和治療。
疾病控制中心決心不再重複這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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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93年也有不同的聲音，反對美國科學界目光短淺，往往只強調病毒，單單重視對美國公民造成的威脅。曾直接同疾病作過鬥爭的白衣戰士如喬 · 麥考密克、彼得 · 皮奧特、戴維 · 海曼、喬納森 · 曼、丹尼爾 · 塔蘭托拉等有力地爭辯道：微生物並不遵守人類的國界。另外，他們說，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正在出現的最危險的疾病不是病毒性的，而是細菌和寄生蟲引起的。他們說，需要開闊視野。
其他持批評態度的人強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看人類漏洞百出、指導不當的控制微生物的行動就會發現，大部分問題正出在現在呼籲提高警惕的科學界本身。烏韋 · 布林克曼、安德魯 · 施皮爾曼、功有田等人提出，在全世界富國的學術單位和政府機構看來似乎是可行的微生物控制措施，到地球上的窮國去執行時，卻會造成災難。
持批評態度的人指責美國人，說他們眼光狹窄，只看到疾病在美國出現，卻看不清真實的形勢。當你看到一個身裹綠色“肯加”的恩德貝勒族小女孩時，這形勢就不言自明瞭。她躺在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城外一個衛生所的硬邦邦的土地面上。她母親坐在她身邊，懇求的目光投向走進這個兩間屋子的診所的每一個陌生人。4歲的女孩發出微弱的哭聲。
“她得的是麻疹。”診所主任說，用手指著孩子，態度嚴肅。他領著一個參觀者出去觀看當地改進抽水馬桶和提高農村兒童膳食中蛋白質含量的業績。
一個小時後他又返回這個泥糊的籬笆診所時，只見小孩的母親扭動身體，痛苦萬分，淚水悄悄滾下面頰。小孩微弱的哭聲已經停息。又過了幾個小時，那位母親和她的丈夫將一領捲起的草蓆橫放在自行車車把上，席裡卷著小女兒的屍體。他們眼睛呆呆地望著天邊，推著自行車，悽慘地沿著紅色的泥路走去。
當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母親們安排孩子們“接種疫苗”，故意讓年幼的子女接觸一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甚至雞天花的時候，這些疾病卻在迫使世界上某些最貧窮的國家的父母們求天告地，來面對他們的一半兒童在10歲前就會來臨的死亡。
接受由喬納斯•索爾克研製的脊灰滅活疫苗注射的小男孩
美國的醫生在他們負責保健的人動身到墨西哥的提華納以南旅行前，會開出一長串需要接種的疫苗和處方藥，這就是一個突出的證據，證明了全世界在富有與貧窮、發達與落後之間的巨大差別對衛生方面帶來的衝擊。20世紀70年代，對南半球的貧窮落後感到遺憾的美國人和歐洲人把大量的金錢投到最貧窮的國家，興建項目，意在使這些國家的民眾進入“現代”。當時的邏輯是：隨著社會的整體結構和經濟狀況逐漸接近美國、加拿大和西歐，民眾的健康狀況自然會改進。
但是到1990年，世界上主要的貸款國家與機構不得不承認，現代化活動只是惡化了第三世界普通百姓的狀況，增加了各國上層和外國機構的權力、財富和貪汙腐敗。充滿田園風味的農業社會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就面目全非，成了圍繞著一個或幾個巨大的城市而存在的國家。這些城市越來越大，像是田園畫上的汙泥濁水，淹沒了民眾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將年輕的求職農工衝向亂糟糟的半城半鄉的貧民窟，裡面連起碼的人類垃圾處理和公共衛生設施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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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70年代的工業化自由市場世界，社會各階層的人對於環境汙染與個人健康之間的關係都變得日益關心起來。由於殺蟲劑濫用、含鉛塗料、石棉纖維、空氣汙染，以及使用添加劑的食品的危險日見明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的民眾呼籲制定法規，限制對環境和食品的汙染。
隨著地球大氣層臭氧空洞的發現，全世界的科學家開展了一場辯論，辯論的題目是為了防止地球保護性臭氧層的進一步汙染、破壞，全球應負何種責任。同樣，海洋生物學家也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爭論，題目是為了改變地球各大洋的不良狀況和魚類、珊瑚及哺乳動物遭遇的近乎滅絕的危險現狀，世界各國應當共同承擔何種責任。保護主義者把注意力轉向全球野生動物的保護。生物學家如哈佛的E·O·威爾遜和史密森學會的托馬斯·洛夫喬伊則提出警告：可能出現一次全球性動植物種群的滅絕事件，其規模之大，可以與白堊紀恐龍的絕種相比。
威爾遜提到了地球古代史上五次大規模滅絕事件的化石證據，接著問道：對於人類親手造成的環境破壞，世界還能容忍多久?“有人相信人類所毀掉的，大自然會使其復生；這些數字應當使他們停下手來了。也許會復生，但是所用時間會很長，對現代人來說不會有任何意義。”
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哲學家馬歇爾 · 麥克盧漢首先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的是通過傳播技術，把全世界緊緊地連在一起。隨著人類進入20世紀的最後一個10年，這個概念在地球生態的意義上已經明顯地印入人們的思想。環境保護主義者正在從宏觀上考慮，設法改變相距遙遠的地方如日本、阿拉斯加、俄羅斯、挪威的捕鯨政策。世界銀行決定把生態問題列入向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審查標準。在許多科學家看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證明，如果認為控制毒性危險這個問題的解決，永遠要受國家主權的制約，那將是愚蠢的。
1992年，美國選舉了一位主張推行一項雄心勃勃的全球性馬歇爾計劃來保護環境的副總統。艾伯特 · 戈爾提出，除非在世界範圍內大力改變人類的觀念，再加上細緻的國際管理體系和經濟刺激，否則便很難保障地球生態的繼續平衡。他引用持批評態度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的話說：“對保持現狀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將會繼續阻止任何有意義的變革，直到關心生態系統的多數公民站出來說話，並敦促他們的領導人採取措施，使地球恢復平衡。”
如此看來，在宏觀的層面上，關於經濟公平和發展、環境保護、對某些問題的條規的建立，已經產生了一種全球共用的感知。儘管在看法上和語意上還有分歧，但是早在柏林牆被推倒以前很久，對某些問題的觀點的全球化已經越過意識形態的界線而產生。從那以後，全球化的速度更快了，儘管在美國以外，有人表示了相當大的擔心，擔心美國會對環境、通訊、發展等領域的全球化，在思想意識、文化觀點、技術和經濟方面占主導地位。
不過，直到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出現以後，衛生全球化的侷限性和必要性，才超越群眾性接種和腹瀉控制計劃，而在更大範圍內變得明顯起來。自從1981年在紐約和加州的同性戀男子中發現艾滋病那一刻起，它就變成了一個折光稜鏡，通過這個稜鏡，正極光，也就是各種社會希望別國據以觀察自己的正極光，被分割成千萬個彼此不同的閃光小片。通過艾滋病這個稜鏡，世界公共衛生專家就有可能看出人類的神聖組織，包括醫療機構，科學、宗教和司法體系，聯合國，各種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體制等等的虛偽、殘酷、失敗和無能。
著名科學家的結論是：如果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是一個典型，那就可以說人類正面臨極大的問題。對於這種新疾病的出現，人類的態度先是漠不關心，接著是對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視，最後則產生一種病態的無所謂的感覺，用一種自欺欺人的邏輯，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說這種病毒是毫無害處的，有人說某些人群或種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後痊癒。他們說，歷史自會判斷20世紀80年代世界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的表現：到底是把他們視同17世紀倫敦的教士和貴族，自己逃離城市，留下貧苦大眾去忍受腺鼠疫的折磨，還是歷史更加寬容一些，僅僅認為他們是沒有能力看到暴風雨，直到暴風雨夷平了他們的住處？
過去5年間，科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法國的科學家，曾經表明他們的擔心，說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遠遠不是一次公共衛生方面的差錯，而更可能是未來的問題的徵兆。他們提出警告：儘管經過了艾滋病的慘劇，人類並沒有學會對新的微生物作好準備和實施對應的辦法。他們呼籲人們認清，任何一國的環境在微觀層面上的變化都會在宏觀層面上影響全球的生活。
畢竟，人類的宿敵是微生物。微生物並沒有因為科學發明了醫藥、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絕跡。在產業化時代以後，美國人和歐洲人雖然清理了他們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沒有消失。微生物當然更不會僅僅因為人類忽視它們的存在而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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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探索了近些年疾病發生的歷史，大體按編年體的順序考察了具體事例，說明了微生物流行病發生的原因，以及文化人、科學家、醫生、政府官員、政治領導人、宗教領袖的各種反應。
本書也在微生物的層面上探討了進化生物學，仔細觀察了病源和傳病媒介如何變化，來對付人類自我保護的防禦武器。另外，本書還考察了人類如何通過計劃不周的發展項目、指導不當的醫療措施、方向錯誤的公共衛生政策、目光短淺的政治行為或不作為，實際上為微生物幫了大忙。
最後，本書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恐懼在無法消除的情況下會變得非常厲害。在整個歷史上，它都曾使某種疾病的患者受到終生的控制；在不那麼嚴重的情況下，也會使人不當地耗費金錢和資源，去擊退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敵人。
總的說來，需要的只是一種關於疾病的新思維方式。不要把人類同微生物的關係看做一種歷史的直線關係，若干世紀以來的總趨勢是人類的風險越來越小；要尋求一種挑戰性更強的看法，承認在人類身體的內部和外部，人類和微生物之間存在一種動盪的、非直線的狀況。正如哈佛大學的迪克 · 萊文斯所說：“我們必須兼容幷蓄，不求簡單，不避複雜；必須尋求辦法，來描寫和理解一種我們看不見、卻時刻受到其影響的生態。”
伯納德舅舅如今已經八十有餘，退休不幹日常的醫療工作。他常說今天不知美國有多少醫生能夠不借助化驗室耗費時間的分析和幫助，獨力診斷出瘧疾、白喉、風溼熱、結核病或斑疹傷寒。他懷疑工業化世界的大多數醫生能否診斷出老的疾病如黃熱病或登革熱，更不用說全新的疾病了。他和發達國家抗菌素時代以前的醫生們都將年老、退休。他會問：比起抗菌素出現以前的醫生來，2000年的醫生對細菌性肺炎的醫治手段是更好呢還是更差？
要作準備，必先了解。要想了解人類與巨大的千變萬化的微生物世界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形成新的看法，將彼此分隔的領域如醫學、環境、公共衛生、基礎生態學、靈長生物學、人類表現、經濟開發、文化考古、人權法律、昆蟲學、寄生學、病毒學、細菌學、進化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等等融為一體。
本書講述了一些男男女女的故事，他們曾努力去了解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微生物威脅。在這些與疾病作鬥爭的勇士們退休的時候，大學的實驗室和醫學院校正在培養一批年輕的科學精英，但是他們精心研究的並不是所謂老式的、陳舊的、在人類同微生物的歷史性生態鬥爭中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的學科。我們正在接近千禧之年，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年輕科學家或醫生都很少有人能迅速辨認出虎蚊、鹿鼠或百日咳、白喉患者來。
隨著幾代人的衰老，描述、認識人類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各種煩惱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類正洋洋得意於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準備。
本文選自《逼近的瘟疫》（[美]勞裡·加勒特 著，楊岐鳴 / 楊寧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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