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韓國電影《流感》提供的“病毒隱喻”彷彿在說：當災難來襲，治理者並未提供有效的防護，相反它還阻止著個體自發的避難措施；個體的自發避難公然宣示著治理者的無能，而這是不被允許的；此時治理者的目的不再是維護共同利益，而是通過禁止、控制、宣傳等方式使人相信，他有能力維護共同利益。影片中的治理者的邏輯因此變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試圖控制局面，阻止災難的蔓延，並且重建因懷疑而日漸崩壞的社會團結；另一方面“拯救者”必須是它而不是個體或是個體之間的結盟。
1.
2013年的韓國電影《流感》提供了“病毒隱喻”的一個示例：在病毒來臨之際，權力與個體的關係如何變成極端對抗性的，雙方都將對方看做了某種病毒般的存在，“病毒”因此也成為雙方所共同使用的、用以指代對方的隱喻。
《流感》海報
在電影開場，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偷渡客被裝入集裝箱運往韓國，其中一名越南籍男子已感染了流感病毒。因偷渡客的活動，病毒很快傳染開來，並迅速致死，距離首爾十幾公里的盆塘很快宣告疫情危機，隨後城市被封鎖。在駐韓美軍的強迫下，韓國政府以集中收治為名將感染者統一焚燒。發現了真相的民眾試圖衝破封鎖帶，在那裡他們遭到了軍隊的射擊。最後關頭總統制止了美軍戰鬥機轟炸的要求，成功救下了攜帶抗體的小女孩，民眾因此獲得救治。在致死的病毒面前所有人都平等，然而電影裡的人已經分成了三個世界：一個是東南亞的世界，那裡疾病蔓延，人們生活困苦，不得不跨國打黑工謀生；一個是韓國的世界，高樓聳立，井然有序，但因病毒而陷入恐慌，因此也暴露出來秩序之下的陰暗；除此之外還有美國的世界，在電影中僅僅以少數駐韓美軍的形象出現，他們擁有韓國軍隊的最終指揮權，並強硬要求射殺感染者以防疫情蔓延至其他國家。在這個意義上，韓國成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病毒的免疫“戰場”。
在電影中，韓國民眾對於被感染者的態度是從側面被體現的：在盆塘，病毒傳播速度太快以至於很快人們便全部陷入了危機；但在其餘城市，有三成的民眾對封城表示支持，這一比例在盆塘暴動時上升至百分之九十六。電影中的感染者所受到的已經遠遠不止敵視，他們成為了赤裸生命，為軍隊隨意搬運、對壘、焚燒。直至士兵發現受感染者是自己的母親，此時他才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非人本質。正如麥克尼爾所說的那樣，人類自相殘殺所造成的死亡並不比傳染病來的少，即使電影中韓國政府稱是為了防止更多人受到感染。但電影最終還是剋制的，或者說保守的——儘管軍隊壓制引起了眾多死亡，但總統制止了進一步的暴力，而民眾也沒有真的湧入首爾。最後醫生找到了抗體，人們因此得以倖存，彷彿忘記了剛才發生的一切。電影也在這裡終止，彷彿刻意不去討論這場因病毒而撕開的巨大社會裂口應該如何重新彌合。
《流感》中的這場病毒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得到了精準的控制，不管過程如何，犧牲幾多，但它確實得到了控制。它最終沒有蔓延出盆塘的區域，也沒有感染任何一個穿西裝的形象。病毒的高感染性與致死性使得它很容易被實體化，它彷彿《漢江怪物》中那襲來的水怪，儘管駭人，但人們可以通過一種可控手段將其打敗。
《流感》劇照
或許一個怪物要比病毒來的好對付得多。《流感》中的病毒是如同怪物登場那樣的事件，它沒有給任何人反應時間，病毒以肉眼可見的恐怖症狀迅速爆發，以至於韓國政府在輿情控制之前就不得不封城。電影只是藉助病毒這一事件讓衝突呈現出來，因此在這裡病毒被高度隱喻化了。電影中這種病毒的真正源頭並沒有得到交代，它只是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播，這進一步增強了病毒的隱喻含義：此時民眾與病毒間的對抗被轉化為民眾對“他者”的對抗，也即民眾對民眾的對抗。隨著電影進入後半程，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對抗取代了民眾與病毒之間的對抗。“病毒”指向權力對民眾的支配或治理，在政府看來，攜帶著病毒的民眾變成了戰爭的可能對象；而在民眾看來，向他們開戰的政府顯然就是一種病毒。
2.
在電影中，人類在病毒面前並未團結一致，而是陷入了相互之間的戰爭狀態。後者在人口削減上的效率並不比前者差。威廉·麥克尼爾在其著作《瘟疫與人》中指出，“人類大多數的生命其實處在一種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構成的脆弱的平衡體系之中，而所謂人類的巨寄生則主要是同類中的其他人”。在麥克尼爾看來，瘟疫與戰爭作為古代社會人口驟減的兩大事件，將人類數量及其活動控制在地區生產力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從而某種程度上維持了為人類所居住的世界的生態動態平衡。導致瘟疫的種種病原體一如那些與人相安無事的動植物，和人類一同處在生態平衡之中：殺死人並非它們最終的目的，它只是想借助宿主傳播自身。正如戰爭並非只是為了殺戮，它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權力的征服。
《瘟疫與人》書封
與其餘病原體相比，病毒更適合與權力相類比。病毒並非細胞，它必須寄生於活細胞之中並複製自身，在此之外無法繁殖。它意味著機體的自身異化，藉助人體細胞複製、合成自身，最終混淆了內在與外在、本己與異己的界限。而隨著病毒在不同人的細胞中複製、合成自身，它逐漸構成了某種普遍性，最終人反而成為了病毒的異己之物。在這個意義上，鮑德里亞藉助病毒隱喻，對全球暴力展開批判：“當世界上原有的傳染病都被清除，當世界處於‘理想的’醫療看護下，其中就會產生一種無可察知的、無可抗拒的病理學，它恰恰誕生於消毒本身。”全球化猶如這種消毒，它抹平了任何衝突，與此同時也抹殺了個性，因此成為了“終結暴力本身的暴力”。用麥克尼爾的話來說，全球暴力構成了一種新的巨寄生物，與舊時代的戰爭相比，它並沒有將死亡帶給人類，相反在這種系統性的巨寄生中。“衝突不被允許而死亡也不得認可。”麥克尼爾闡述的兩種類型的寄生物不僅有著共謀關係，它們也具有結成隱喻的可能；而在當今世界能夠與全球暴力這一新的巨寄生結成隱喻的，只有病毒這一類型的微寄生。
在鮑德里亞的語境中，病毒並非某種致死之物，它要求人以活著的方式喪失其個性，由此實現它自身的無限增殖。這類措辭使得鮑德里亞的病毒隱喻看上去如此弔詭。如鮑德里亞所說，病毒意味著一種“消解性和均質化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病毒也成為了“生命政治”的隱喻。人失去了對這種“病毒”的免疫能力，因為現在它才是真正的主體，相反，個體成為了免疫的對象。正如埃斯波西託所說，“權力否定生命又促進其發展；侵犯生命並加以排斥；保護並繁殖生命”。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眾議院同意授權總統布什對恐怖分子使用武力，並於11月通過“愛國者法案”，這即是阿甘本所說的“緊急狀態”，在其中“嫌疑人”受法律之外的力量支配，“赤裸生命回到了它極端的不確定狀態”。權力以“國家安全”為名裁決個體的命運，猶如對某種危險的病毒的免疫；而個體暴露在緊急狀態下的法外力量中，猶如暴露在致死的病毒之中。
以病毒作為隱喻或許是一種足夠強有力的政治批判話語，但我們的問題是，這種隱喻對於“病毒”一詞原本的含義而言意味著什麼？如同《流感》電影所表現的那樣，它傾向於將現實問題形式化，並賦予這些抽象形式以普遍性。正如我們所見，這一理論化的方式抽乾了事件的現實性。沒人否認這些隱喻的深刻性，但它們都不是對“病毒”本身的深刻討論。人們將病毒隱喻用作政治批判，但唯獨繞過了病毒本身。隨著病毒成為隱喻，它也從髒亂的現實上升至絕對衛生的話語世界，人們思考病毒的時候是不需要戴口罩的。然而一旦病毒從醫學詞典中的一個詞變成一種我們無法逃避、被迫以身處其中的方式加以經驗的現實的時候，對它的隱喻性討論是遠遠不夠的。在現實的病毒面前，我們依舊在談論隱喻的病毒，這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一種負責任的理論姿態。或許我們應當穿過病毒的隱喻，無論是個體眼中病毒性的權力，還是權力眼中病毒性的個體，來討論病毒本身對於我們而言意味著什麼。
我們可以求助於醫學紀錄片嗎？很難說這有助於我們的主題。在醫學的領域內，我們確實將獲得關於病毒本身的知識，但這並不是關於“我們”的知識——所謂的“我們”意味著一個身處現實世界之中的共同體。討論病毒並非是在討論一樁無關緊要的事，它與我們現實的生死息息相關，因而帶有一種不容置疑的急迫性。儘管電影《流感》中表現的病毒充滿了隱喻性，但就這部電影所呈現出來的現實感而言，它依舊可以為我們的討論提供資源。
3.
病毒喚醒了人們對於共同體的原初經驗：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我們因共同的利益而團結在一起，這種共同利益首先包括“活著”，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善好。然而病毒並非作為一個可見的巨獸而使得人們同仇敵愾，它是人類生命之敵，但因其傳染性，它使得對自然的敵意和對他人的敵意難以區分。因此病毒對於共同體的威脅並不僅僅表現在對人口的削減，它同時也侵害著使人們得以聯結起來的那種“共同利益”的正當性：一旦有人感染病毒，他的生命便被共同體的共同利益所排出，他因此被共同體放逐荒野。電影《流感》近乎誇張的表現出了這一點：當士兵被他的同伴發現受到感染時，其餘人瞬間便將其識別為敵人。但由於電影中的病毒沒有潛伏期，因此比起現實而言它依舊是簡化了的。潛伏期意味著“敵人”可能隱蔽在任何一個角落，它可能是周圍任何一個人，當然也可能是自己。人們在共同體中已經無法獲得安全，結成共同體並不意味著共同利益得到保障，而僅僅意味著分享了共同的危險。對於治理者而言，這是比人口死亡更嚴重的事，它意味著共同體本身的分崩離析；而隨著共同利益成為空話，權力自身的正當性也岌岌可危。電影中將這種正當性危機表現為受感染民眾的暴動，他們希望衝破隔離，從而強迫治理者重新將他們認同為共同體中的一分子。
《流感》劇照
基於這一考慮，隱瞞幾乎成為了治理者的應激反應。在電影中，病毒爆發的太快以至於盆塘議員連隱瞞的時間都沒有；而對於具有潛伏期的病毒而言，隱瞞只會讓它擴散地更遠，以至於不可能採取電影中那樣的極端措施。隱瞞最終將在所有人的視線中破產，它使得公眾意識到治理者的處置是何等失當。我們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中發現了這種隱瞞從運作到破產的全過程，當災難來襲，治理者並未提供有效的防護，相反它還阻止著個體自發的避難措施。個體的自發避難公然宣示著治理者的無能，而這是不被允許的。此時治理者的目的不再是維護共同利益，而是通過禁止、控制、宣傳等方式使人相信，他有能力維護共同利益。治理者的邏輯因此變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試圖控制局面，阻止災難的蔓延，並且重建因懷疑而日漸崩壞的社會團結；另一方面“拯救者”必須是它而不是個體或是個體之間的結盟。
病毒並沒有使得利維坦的巨大身軀癱瘓，相反它總是刺激了它的內在力量。面對病毒，共同體趨於崩解，似乎只有原子化的個體能夠抵禦病毒的侵害，然而現代技術的發展能夠支持精確到個體的治理，因病毒而中止的人與人的橫向交互被治理者對人的縱向控制取代，後者同樣可以支持起共同體的軀幹。在電影中，政府治理依舊以共同利益為旗，但這已經不再是個體所能感知的共同利益了，因為所謂“共同”首先預設了他人的存在，但在縱向的控制中這一點恰恰是缺失的。除此之外，可以預料的是，在潛伏期更長的病毒蔓延時，道德修辭也將發揮其作用，它將成為對縱向控制帶來的共同性缺失的補償。
如同電影《流感》所表現的那樣，感染者的目的僅僅是戰勝病毒，然而韓國政府考慮的是如何戰勝他們。而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最初的隱喻：從一開始，治理者便把一個需要共同體一同面對的危機轉化為共同體內部治理的危機，在治理者眼中，病毒不是引起混亂的病原體，而就是這種病原體所引發的混亂本身。在這個意義上，電影中的治理者一直沉浸在他們的隱喻之中。在疫情初期，盆塘議員就對醫生的報告十分不滿，他並不想聽醫學報告；在此之後，無論是總理、總統還是駐韓美軍，他們都不曾真正地瞭解病毒。
這或多或少暗示著，治理者已經失去了對危機的敏感：他們不相信共同體會因為它之外的某種東西而陷入危機，共同體的危機源於共同體內部。這一信念又與敵我區分的信念互相滲透：不可能有真正團結的共同體，我們總能在其中發現敵人的蹤跡，而我們也唯有憑藉著敵人才能界定自身。事實上，“敵人”一詞似乎就已經預設了只有人才能與人為敵。治理者不是那個燃燒著心臟照亮前方，帶領人們走出幽暗森林的丹柯式領袖，在治理者的帶領下，人們從來沒有走出過任何森林。
我們試圖穿過以病毒為隱喻的政治批判話語，直面病毒這一實事本身，然而我們依舊在某種現實的隱喻面前卻步了。在治理者那裡，任何外在的危機都成為了內在危機的隱喻，病毒也不例外。以這種方式，人們抽乾了外在危機的現實性，而只是將其當作一種空有意義的修辭，正如人們並不相信真的有“天塌了”的一天。這一隱喻決定著危機來臨之際人們的處置方式，而如我們所見，它很少走向真正的團結一致，而總是令人失望地將矛頭指向自身。當治理者先行地以隱喻方式將病毒理解為內在危機之際，這種隱喻式的理解本身就成為了一切內在危機的源頭。直面病毒意味著放棄將其內在化的隱喻式理解，而這看起來如此艱難。或許從人類文明成型之際，城牆的作用就是用來阻擋同類的，或許古往今來的治理者都未曾對共同體之外的危機有過真正的敏感。至今我們也只能以一種遠遠不夠的隱喻方式來討論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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