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0年2月10日，備受影迷關注的“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落下帷幕，韓國導演奉俊昊憑藉《寄生蟲》捧回了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最佳編劇以及最佳國際影片等四項大獎。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韓國電影首次拿到奧斯卡大獎，也是奧斯卡第一次將最佳影片頒發給一部非英語電影。
《寄生蟲》獲獎信息一出，便引發兩 岸影迷爭相探討，除了對影片本身足夠好到能獲獎有所爭議外，更多的觀眾面向自身，提出了問題：我們何時能夠出現一個奉俊昊？提出這一問題的確有意義，同樣身處東亞社會、同樣被以好萊塢電影旋風裹挾並試圖走出自我的電影工業，為何韓國電影屢屢在世界嶄露頭角，而兩岸電影卻始終無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對於大陸影視行業而言，《寄生蟲》的獲獎更多地引發了民眾對大陸電影審查機制的批判。創作環境的不自由始終是大陸電影人無法擺脫的鐐銬。前有賈樟柯在微博發出“重回地下”的無奈之聲，後有2019年多部電影莫名撤檔的“審查風波”，電影從業者不得不選擇“戴著鐐銬跳舞”。同在亞洲，奉俊昊可以借一個寓言故事將矛盾直指貧富差距、階層矛盾等社會問題，而中國電影人卻不得不將藝術對現實的批判性小心隱藏，為了乞求過審而加上“光明的尾巴”。
韓國導演奉俊昊憑藉《寄生蟲》捧回了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最佳編劇以及最佳國際影片等四項大獎
對於臺灣影迷而言，期待“臺灣奉俊昊”的聲音可能更有底氣，畢竟李安是第一位拿到小金人的華人導演，但可惜的是，李安之於臺灣無法等同於奉俊昊之於韓國。縱觀李安在奧斯卡拿到的幾次大獎，除了以“東方奇觀”拿到最佳外語片的《臥虎藏龍》之外，其餘《斷背山》以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均不是東方故事。而李安的求學及成長經歷也再再說明，在電影創作領域，他其實是一位深諳好萊塢電影內核的“美國導演”。雖然奉俊昊本人也深受好萊塢電影影響（他獲獎時致敬了他的偶像馬丁斯科塞斯），但其創作其實是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他是樸贊鬱、李滄東、金基德等一系列“韓國導演群象”中的一位。
那麼前有侯孝賢、楊德昌，後有魏德聖、黃信堯的臺灣電影界能否出現下一個奉俊昊呢？現實或許並不樂觀。首先，若以好萊塢及奧斯卡的評審制度為標準，電影不僅僅是導演創作的藝術作品本身，它背後隱藏著一系列工業化、商業化的流程與手段。沒有“舉國支持”和資本運作（《寄生蟲》在奧斯卡的公關宣傳費用是100多億韓元；1韓元約合0.0008美元），很難打造一部“好萊塢式大片”。而近兩年臺灣電影資本多倚靠大陸，大陸的投資與演員的培養，成了臺灣電影的頂梁支柱，可以很悲觀地說，如果沒有大陸的支持，臺 灣電影將很快損失半壁江山。
其次，臺灣電影多重本土化，而國際視野不足。誠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如何將本土故事講出國際味道，讓西方觀眾瞭解並喜歡，的確是很多臺灣導演難以立足世界影壇的羈絆。以《寄生蟲》為例，雖然電影是“韓國製造”，但其“主僕關係”已不再是東方倫理，而所表現的階級差異，既有韓國本土性又具有普世性價值，這使得西方觀眾以及評審接受起來十分自然，並無違和感。無論大陸還是臺灣，正當壯年的電影人們極少有西方或海外求學經驗，這與韓國鼓勵電影人學習好萊塢的培養模式大相徑庭。
奉俊昊的此次獲獎，諸多媒體給出的標題均是“韓國的勝利”，這背後的深意可細細體會。奉俊昊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個人藝術的成就，更是韓國電影產業高度發展、人才培養模式的不斷創新、政策給予的極其自由的創作空間以及各種類型百花齊放的勝利。就此而言，無論大陸還是臺灣，若想培養出自己的奉俊昊成功“衝奧”，勢必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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