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比新冠病毒傳播速度更快的是蔓延在西方媒體平臺的輿論病毒。它的臨床表現為：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仇華情緒（xenophobia）和針對中國和華人的種族主義言論（racism）。
我們來看一組病例：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為此慶祝（a victory lap），認為新冠肺炎能“幫助”就業崗位迴歸美國（Coronavirus outbreak could HELP bring jobs back to U.S. from China）；
美國對沖基金經理凱爾·巴斯（Kyle Bass）說，希望《環球時報》和所有中國共產黨員趕快全都感染新冠病毒（Let the Chinese virus rampage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GT and the r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一位23歲的中國女孩在德國被兩位外國女性吐口水、毆打，柏林警方認為這是典型的“仇外”事件；
法國一份報紙在頭版位置大字標明“黃色警告”並配以一名女性帶著口罩俯瞰北京城的圖片；
在加拿大，有報道稱中國孩子在學校被霸凌或者孤立。在越南某些餐館，中國人被禁止進入……
一場疫情，人性之惡暴露無遺。
西方媒體藉機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從網絡上隨便摘點小道消息，不加核實，就放大成“中國政府執政失敗”的證據。
武漢封城了，它們有話說：有必要採取這麼極端的措施嗎？中國的人權在哪裡？自由在哪裡？
感染人數上升了，它們還有話說：為什麼政府要隱瞞疫情不早點採取措施呢？為什麼任由被感染人四處走動呢？其他人的健康怎麼辦？
中國政府到底有沒有瞞報疫情，到底有沒有封鎖疫情消息傳播，我們來看中國疾控中心在1月28號發佈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展和風險評估》中，相關部門的反應時間：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當地衛生部門接到報告，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 名患者均為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從業人員；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和武漢市衛生部門啟動調查和病例搜索工作；
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和中國疾控中心介入調查；
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政府向社會發布疾病暴發信息；
2020年1月1日，基於初步調查結果，關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2020年1月3日，武漢市啟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監測、病例調查，當日向世界衛生組織等通報；
2020年1月8日，確認新型冠狀病毒為此次暴發的病原；
2020年1月10日，中國疾控中心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2020年1月10日後，中國疾控中心等機構和企業開發並測試了PCR 檢測試劑盒。
之後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面對洶湧的輿情，到底什麼才是真相？
在每一個新的領域，真相是漸進的、是發展的、是辯證的。人們對真相的探索也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由點成線的過程。當人們對真相的認知還處於淺層和表層的時候，他們所作出的判斷和舉措肯定也是不夠成熟的。
此次新冠病毒事件中，對於未知病毒，政府和衛生部門的應對措施大多基於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就好比守城的士兵，當他站崗放哨發現七八個敵人（病毒）的時候，他是選擇直接消滅敵人，還是應該驚嚇過度，立刻關閉城門，築起銅牆鐵壁？
當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群裡提醒朋友們注意提防新病毒的時候，還沒有幾個呼吸科專業醫生聽說過這個病毒。那時，有限的研究還不確定是否會人傳人。在真相不夠明朗的情況下，早期預警過度也有可能是虛驚一場，會給公眾帶來不必要疑惑和恐懼。
當然，事後諸葛亮誰都會。而某些媒體藉機來橫加指責中國政府隱瞞真相、謊報信息，根本就是居心叵測，用心險惡。
西方媒體不會告訴外國讀者，中國政府是怎樣把全國人民調動起來，眾志成城，打好病毒防疫戰；他們也不會告訴自己的讀者，中國寧可犧牲自己的經濟也要保護世界人民健康的決心；他們在不遺餘力的詆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時候，根本無暇顧及與病毒做殊死搏鬥的勇敢的中國醫生、護士和普通公民，這些“逆行者”們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他們也冷眼旁觀中國建築工人們是如何在10天之內建成兩座醫院，為患者增添了2500張床位；他們更不會告訴讀者，中國政府是怎樣及時更新疫情實況，確保信息公開透明。
“我哭了，因為他們的故事永遠會是未知的，他們的人生泥牛入海，灰飛煙滅，因為西方人根本不在意他們。”一位名叫尼爾·常誠·科拉克的中英混血的大學生寫道。他的外婆從中國返回英國後，自我隔離14天。“即使她被感染的幾率很小，即使她也想和我們一起慶祝農曆新年。”
誠然，我們無法左右別人說什麼、寫什麼，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個有良知的人。
（《北京週報》記者 李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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