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被定義為“現代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嘗試控制自然的程度，而非調整自身去適應自然。在與自然的這種關係中，現代人通常是侵略者，而且膽大妄為：改變河流方向，在地質斷層上搭建建築物，如今還操縱現有物種的基因。雖然自然對此的反應一直都是有氣無力，但憤怒一旦被激發，其暴戾的一面將隨時顯露出來。
1918年前，人類是十分現代、十分科學的，但因忙於與自身鬥爭而顧不上去對抗自然。然而自然瞅準了時機，它選擇在這個時候攻擊人類，而且它的攻擊絕不再軟弱無力。現代人類——能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的人類，將第一次直面完全憤怒的自然。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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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以同波士頓不相上下的猛烈程度橫掃費城海軍基地。但在費城，費城公共衛生主管克魯森對波士頓的消息、五大湖情況以及費城海軍碼頭的事件置若罔聞，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克魯森公然否認流感會對城市造成任何威脅。他對此似乎深信不疑，因為他沒有安排任何應急措施以備不測，沒有貯備供給，沒有列編應付緊急事件的醫務人員名單，即使26%的費城醫生是隸屬軍方的，這個比例在護士中更高。直到 9月18日，疾病在城市現身整整一週之後，克魯森才將與普盧默、劉易斯及其他一些人的會晤排進時間表。
在市政廳15樓克魯森的辦公室裡，他們相互確認了事態的危急性。
就算劉易斯成功研製出疫苗，要生產出足夠的量還得花上幾個星期。因此，只有採取極端措施才能防止流感在整個城市中擴散。禁止公眾集會、關閉商店和學校、對海軍碼頭和平民病例進行徹底隔離，所有這些行動都是明智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三年前，克魯森的前任（在改革派市長任期內）在脊髓灰質炎流行爆發時就強制執行了嚴格的隔離措施。劉易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瞭解這種疾病，他當然希望執行隔離。
由於要求服兵役，馬薩諸塞州已經耗盡了醫生和護士，也沒有足夠的人手來滿足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的醫療保健需求。麥考爾州長要求全州所有受過醫療培訓的健全人士為抗擊艾滋病提供幫助。波士頓紅十字會志願者為馬薩諸塞州遭受重創的 Camp Devens 組裝流感口罩。
與此同時，《費城晚報》向它的讀者們保證，流感不會引發危險，流感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伴隨著大量瘴氣、汙濁空氣以及蟲災等而來的，但這些從未在費城發生過。
翌日，兩名水手死於流感。克魯森向海軍開放了市立傳染病醫院，普盧默則向大眾宣告：“疾病差不多已達到了頂峰。我們相信局勢已很好地被控制住了。從今往後疾病將會減少。”
克魯森向記者強調，那些死者並不是遭到了流行病的毒手。他說他們死於流感，但強調這種流感只是“舊式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普通感冒”。次日，又有14名水手死亡。當天在南三十四街派恩路口的費城綜合醫院，“一名身份未經確認的意大利人”也死了，他是病死的第一位平民。
接下來的一天有二十多名受害者被送進了停屍房。其中一名叫艾瑪·斯奈德。她是負責看護第一個因流感住進賓夕法尼亞醫院的水手的護士，死時年方23歲。
流感流行期間，華盛頓紅十字會緊急救護站的示威活動。隨著疫情的蔓延和病例總數的上升，紅十字會發出了絕望的呼籲，要求受過訓練的護士和未受過訓練的志願者到急救中心幫忙。1918年10月，國會批准了美國公共衛生服務100萬美元的預算，用於招聘1000名醫生和700多名註冊護士。當時護士很少。
克魯森面對公眾時仍然鎮定自若。他現在承認“平民中出現了一些病例”，衛生檢查員正在尋找平民病例以便“將流行病扼殺在搖籃中”，但他並沒說要如何為之。
7天后，即9月28日，一場計劃銷售幾百萬美元戰爭公債的大型自由公債遊行被安排在那天舉行。這次遊行已經籌備了幾個星期，它將是費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有幾千人參加，而旁觀人數將達到幾十萬。
一些醫生——執業的醫師、醫學院的公共衛生專家和傳染病專家——力勸克魯森取消這場遊行。安德斯想方設法制造輿論壓力來阻撓此事，他告訴報紙記者，集會將傳播流感並可能致命。沒有報紙複述他的警告——畢竟這樣的評論會有損士氣，於是他強烈要求至少得有編輯刊出警告：集會是聚集“大量現成的易燃物來引發一場熊熊大火”。編輯也拒絕了。
9月27日是遊行的前一天，費城的醫院又接收了200名感染流感的病人，其中123人是平民。
克魯森感受到了人們要求取消遊行的與日俱增的強大壓力，這些壓力來自醫界同行，來自從馬薩諸塞州傳出的消息，來自軍隊取消了徵兵的事實。是進行還是取消的決定好像全得由他作主。不過，即便他想要徵詢市長的意見，他也會一無所獲。因為一位地方法官剛剛簽署了逮捕市長的許可令，市長正在同律師密談，心煩意亂，不可能見他。
克魯森也聽到了一些好消息。劉易斯認為自己在鑑定引發流感的病原菌上已有所進展。若如此，研製血清和疫苗的工作就可以立刻展開了。報紙頭版頭條登載了這個好消息。但是報紙沒有提及的是，劉易斯這位審慎的科學家對自己的發現並無十足把握。
克魯森宣佈自由公債遊行及相關集會將如期進行。
費城的五大日報沒有刊登過任何表露出對目前形勢懷有憂慮之情的內容，就算有記者就舉行遊行是否明智而質詢過克魯森或衛生局，報上也未曾提及隻字片語。
9月28日，參加這次費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的人們昂首挺胸地行進著。遊行隊伍延伸了三公里多，樂隊、彩旗、童子軍、婦女後備隊、水兵、水手和士兵排滿了這三公里。幾十萬人簇擁在遊行線路上，他們推來搡去，都想看得更清楚些，後排圍觀者鼓勵的叫喊聲越過人群傳遞到那些勇敢的年輕人面前——那的確是一個盛大的場面。
克魯森向他們保證過他們不會有任何危險。
1918年10月，流感流行期間，美國紅十字會聖路易斯汽車公司在救護車上值班。紅十字會汽車團招募志願司機和汽車，以補充救護車和司機護士從一個隔離的房子到下一個。通過這個志願者系統，大約40名護士照顧了3000名病人，這些病人沒有機會接受私人護理。
遊行結束後的72小時內，全城31家醫院裡的病床全部爆滿，開始有患者死亡。在沒有任何醫生或警察指令的情況下，醫院開始拒收病人——給護士塞100美元的紅包也會被拒絕。然而，人們還是排長隊等待入院。一名婦女回想當年，她的鄰居們“趕到離第五大街和倫伯德大街路口最近的費城醫院時，門外一排長龍，醫生們都在忙，藥品也已短缺，所以這些身體還算強壯的人只好回家了”。
10月1日是遊行後第三天，僅這一天內死於流感的人數就超過了100——共 117人死亡。這個數字後來增長到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不久，每日死於流感的人數超過了費城平均每週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各種疾病、事故及犯罪等）導致的死亡人數之和。
10月3日，克魯森批准遊行後不過5天，他禁止了費城所有的公共集會（包括進一步的自由公債集會），關閉了所有教堂、學校和劇院，甚至連公共葬禮也不允許舉行。唯一繼續開放的公共集會場所是瓦雷集團的重要贊助商沙龍。第二天州衛生專員將這些場所也關閉了。
10天之內——僅僅10天！——流行病就從每天有幾百個平民患病、僅死亡一兩例，發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患病、幾百人死亡。
聯邦、市政府還有州立法庭都關閉了，滿街都是巨幅佈告，警告公眾避免公共集會，告知人們打噴嚏、咳嗽時要用手帕掩口。還有一些佈告上寫著：“吐痰等於死亡。”一天之內，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報紙報道了這些逮捕行動——但仍在將病情最小化處理。醫生自己也在劫難逃，一天有三人病亡，再一天有兩人，第三天有四人。報紙報道了這些死亡——連同其他訃告一同刊登在內頁。即便是這種時候，報紙仍在將病情最小化處理。醫療工作者和市政府工作人員一直戴著口罩。
我該怎麼辦？人們惴惴不安，心存恐懼。還會持續多久？每天人們都會發現一週，甚至一天前還好好的朋友和鄰居，第二天就不在人世了。
費城當局和報紙還在對危險遮遮掩掩，《大眾紀事報》竟荒謬地聲稱克魯森有關公共集會的禁令不是“一項公共衛生措施”，並重申“沒有任何驚亂或恐慌的理由”。
10月5日，醫生們報告當天死於此次流行病的有254人，於是報紙援引公共衛生局的話說“流感已達最高峰”。而當第二天費城又有289人死亡時，報紙又說：“衛生官員們信心十足，確信流感的高峰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裡，每天死亡人數都在300以上。克魯森再次宣佈：“死者人數已經達到了這場天災的最高位，我們有理由認為，從現在起到流感結束，死亡率將會不斷下降。”
結果第二天有428人死亡，每日死亡人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持續攀升——在如此巨大的基礎上幾乎還要翻一番。
克魯森說：“不要受誇大報道的影響而恐懼害怕。”
但克魯森的保證再也不能讓人們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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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
約翰·M·巴里 著
鍾揚、趙佳媛、劉念 譯 金力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年7月
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橫掃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過去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2000萬，最新的權威估計數字為5000萬—1億。大流感在一年內殺死的人比中世紀黑死病在一個世紀內殺死的人還多，24周內的受害者比艾滋病24年內殺死的人還多。本書作者依據大量的歷史資料和數據，重繪1918年的慘狀，為我們再現了這場最致命瘟疫發生、發展及其肆虐全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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