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周，全世界華人看到頻率最高的一個詞大概就是“隔離”。從武漢封城，到杭州封小區，在疫情影響下，一些地區甚至不惜動用“硬隔離”。
群眾們也漸漸從“捉拿武漢人”的激憤轉為“還好我不是武漢人”的悲嘆。
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的疫情也是觸目驚心，截至發稿，郵輪上感染人數已經達到218人，包括一名檢疫官。
一名船上的隔離者曾對記者說：“我們不是被隔離而是等待被感染。”
“隔離防疫”的由來
其實隔離是種古老的防疫手段。
學法語的小夥伴近期肯定會注意到這樣一個詞：la quarantaine
是“四十歲”、“四十度”嗎?
都不是。
其實，這個詞就是“隔離檢疫”的意思。
問題來了，為什麼法語裡，“隔離”這個詞會和四十有關？
這就要回到1377年的拉古薩（現為克羅地亞杜布羅夫尼克）。中世紀時，它是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
拉古薩現為克羅地亞東南部港口城市杜布羅夫尼克。
當時，歐洲剛剛經歷瞭如噩夢般的“黑死病”。這場浩劫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性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拉古薩作為地中海航運和貿易中心，港口岸邊停著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
當地人很怕船上的人會把鼠疫傳染給他們，於是想出一個方法：來往船隻如果想靠岸，必須在海上停留30天，只有30天后身體健康的人，才被允許上岸。
到了1448年，威尼斯效仿拉古薩，將隔離期延長至40天，並把這個過程稱為“Quaranta Giorni”。法語詞表示隔離檢疫的“la quarantaine”便來自於此。英語則為“quarantine”。
威尼斯還將一座洩湖中的小島改造為“檢疫站”。
十四世紀，主教為感染鼠疫或麻風的病人祝福。
病人被送進“瘟疫死亡島”
防疫工作做得固然是好，但對於得病的人，威尼斯的做法則相當殘忍。
15世紀起，所有船上來的病人或垂死的人都被送往波維利亞島（Poveglia），任其自生自滅。據傳，有16萬病人死在這座島上。這一“隔離”方法雖然從防疫操作層面被人所理解，但從道德層面，卻受到很多質疑。波維利亞島也被傳世界上鬧鬼最厲害的瘟疫死亡島。
波維利亞島所在位置。
從中世紀末期開始，來自意大利的隔離法傳遍整個歐洲。法國馬賽夫裡烏島（Frioul）就設了防疫站。
在法國，省長和大區行政長官有權在公共健康受威脅時封鎖某一區域。
最近一次大範圍封鎖可以追溯至1955年，當時為了防止天花擴散，法國西部布列塔尼大區的瓦訥（Vannes）鎮實行全面封鎖。
“隔離”引來的爭議
關於隔離，長期以來一直伴隨著一些爭議聲。
首先，就是隔離可能產生的反效果。
法國公共衛生高等學校（EHESP）名譽教授、健康歷史學家Patrick Zylberman在接受《世界報》採訪時表示：“雖然隔離可以延遲或降低感染人數峰值，防止大規模死亡，但它絕非具有的魔力的絕對武器。”
他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將健康人和感染者“一刀切”隔離的方法可能會加快病毒在隔離區內的傳染速度。
其次，是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埃博拉疫情期間，2014年，非洲利比里亞將其首都部分區域封鎖，造成大規模恐慌。
最後，則涉及到在公眾利益前的個人權利問題。這不由讓人想到史上最有名的“超級傳染者”瑪麗·馬倫（Mary Mallon）的遭遇。
瑪麗·馬倫於1869年生於愛爾蘭，15歲時移民美國，後來當了廚師。 她的身體雖然一直健康，卻攜帶傷寒桿菌。後來瑪麗相繼傳染二十多人，並造成1人死亡，最終被隔離在紐約附近的北兄弟島（North Brother Island）3年，並且要求她在離開後不得任職與食物有關的職業。
1909年報紙關於“傷寒瑪麗”的報道。
但隔離結束後，她又改名為“瑪麗·布朗”，在紐約一家醫院掌廚，又導致25人感染，其中2位不治身亡，公共衛生主管機關再次將她逮捕，判處其終身隔離。最後瑪麗於隔離期間去世。終其一生她前後被強制隔離拘禁達26年，且此項隔離處置從未經過法院審查。
瑪麗一生可以說是公眾利益與個人權利碰撞的典型悲劇。
當我們慶幸地說一句“還好我不是武漢人”之時，對這場疫情帶來的諸多戲劇性衝突，我們是否該多一些思考。
（意燴推薦，文章來自意燴的小夥伴“歐時大參oushi1983”，編譯：週週，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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