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作者按】本文寫於2019年8月30日,原標題為“《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01


夏秋之際,冰火兩重天。 國產動畫片《哪吒之魔童轉世》引發觀影熱潮,討論卻很冷清;韓國電影《寄生蟲》還沒有在國內公映,但卻引發了討論熱潮。


《寄生蟲》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關注,其獲得今年的“金棕櫚獎”當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這意味著歐洲和北美,仍然在文化上“統治”、“殖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著亞洲,儘管承認這一點會讓人心裡不舒服。


《寄生蟲》引起廣泛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讓“我們”都覺得受到刺激。“我們”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我們”當中既包含了“我們”,也包含了“他們”,導演奉俊昊對富人和窮人給予了雙重同情。

《寄生蟲》很像一個寓言,講述了生活在貧富兩極的兩家人之間的故事。


一極是金基澤(宋康昊 飾)一家,他中年失業,妻子忠淑(張慧珍 飾)也沒有工作,兒子基宇(崔宇植 飾)、女兒基婷(樸素丹 飾)高中畢業了卻考不上大學,一家人只能棲居在一處半地下室,靠給披薩餅店疊紙盒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另一極是生活在山頂富人區的公司老闆樸社長(李善均 飾)和太太蓮喬(趙茹珍 飾)一家。

生活在兩極的兩家人,本來毫無交集,但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基宇經同學介紹,拿著偽造的學歷到樸社長家擔任家教,於是兩個平行世界發生了碰撞,由此引爆了一連串意外事件。


《寄生蟲》中,樸社長一家單純、善良、有教養,儘管有一點布爾喬亞特有的偽善,但無傷大雅,他們禮貌、溫和地對待所有的人,卻突然遭遇飛來橫禍; 窮人金基澤一家,雖然利用了樸社長和蓮喬的善良與輕信,但他們的困境令人同情,出發點也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佔一些小便宜,並非十惡不赦。


但是,雙重同情往往意味著雙重傷害,也意味著觀眾從影片中並沒有得到清晰的答案,覺得自己手指上被扎進一個刺,又痛又癢,熱烈討論就是為了把這根刺拔出來。

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02


導演奉俊昊,非常善於用空間對比來表達自己的理念。


2013年,他在自己同樣引發熱議的影片《雪國列車》中,就把精英和富人安排在列車的前半部,並掌控駕駛室;而把窮人安排在列車的後部和尾部。通過列車前後兩部分的對立展示貧富兩個世界的對立。


而在《寄生蟲》中,樸社長一家的獨棟別墅,高居山頂。基宇到樸社長家應聘,需要爬坡、再爬坡,進了大門,還要再上兩層臺階,才能來到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庭院。


但在那個電閃雷鳴,暴雨如注的夜晚,金基澤帶著基宇、基婷“像蟑螂一樣”從樸社長家逃回的時候,卻要下一個坡,再下一個坡,穿過一條向下的隧道,再走過一條向下的街道,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家”是城市最低處的半地下室,在大雨中已經變成了一個汙水池。


奉俊昊的這一表現手法,明顯借鑑了黑澤明1963年拍攝的犯罪懸疑片《天國與地獄》。在這部電影中,富人的別墅也是高踞山頂,像天國一樣燦爛奪目,而山腳下的貧民窟,則破敗、骯髒,像地獄一樣陰森可怖,兩者之間的強烈對比,成為犯罪的誘因。


奉俊昊的過人之處在於,不僅展示了平行空間,而且還告訴觀眾,按照現行遊戲規則,想從地下世界擠入山頂世界是不可能的,再怎麼計謀百出,聰明過人,所能夠排擠的,也只能是自己的同類,要想改變自己的階級屬性,真正成為山頂世界的一員,讓自己的父親可以坦然地走在陽光下,就只能靠做夢了。


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03


相對於對空間語言的巧妙運用,奉俊昊在故事情節的設計上就遜色多了。《寄生蟲》中,為了凸顯主題而“硬拗”之處不少,人物性格出現了“斷裂”。


影片前半段,金基澤一家人個個機敏過人,沉穩老練,不僅騙過了蓮喬,還巧設圈套,令樸社長和蓮喬先後解僱了司機和女管家,併成功誘使他們把空出來的位置讓基澤和妻子忠淑填補。


這樣費盡心機得來的機會,本應該萬般珍惜才對,可影片後半段的“情節團塊”中,作為他們最主要性格特徵的機敏、老練都不見了,忽然變成了《小鬼當家》中的兩個“笨賊”。


主人一家外出露營時,他們居然不考慮主人一家有隨時返回的可能,沒有任何預案就在主人的客廳裡酗酒狂歡;當被他們圈套陷害而遭解聘的前女管家雯光午夜按門鈴,要求到地下室取東西時,居然不疑有他,不怕受到雯光報復,也不怕自己揹著主人的狂歡被發現,放著現成的藉口“太太不在家,不方便讓你進來”不用而打開了大門;


當雯光進入地下室,為躲藏在其中的丈夫送飯時,基澤、基宇、基婷居然同時從樓梯上跌下來,並被雯光用手機拍成視頻,這些都太不合情理,太像喜劇片中專事搞笑的“笨賊”了。


其實,奉俊昊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情節設計:雯光既然從別墅的第一任主人,也是別墅的設計者南宮賢子住在這裡的時候就開始在別墅服務,並且掌握著樸社長和太太都不知道的秘密地下室,那麼她也應該掌握一條進入別墅的秘密通道,以確保自己可以在需要的時候隨時進入別墅,防止躲在地下室的丈夫被活活餓死。

只有在不需要新女管家忠淑開門就可以進入別墅的情況下,發現金基澤一家的秘密才是合理的。


另外,奉俊昊對“北韓”滿滿的惡意,損害了影片的品味。雯光在“俘虜”了金基澤一家後,騎在老公的腰上,模仿北朝鮮著名女主播李英姬的這一段是影片最搞笑鏡頭,但非常低級,除了使觀眾意識到“北韓”成功擁核令韓國感到焦灼外,對推動劇情沒有任何用處。


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04


一定程度上,《寄生蟲》可以說是向法國著名導演夏布洛爾1995年執導的《冷酷祭奠》致敬!


在《冷酷祭奠》中,“布爾喬亞”樂裡芙一家僱傭了一位女傭蘇菲。樂裡芙一家寬容、慷慨,對蘇菲充滿善意,但主僕之間的不同等級也在這一過程被昭示。終於有一天,蘇菲不識字的“秘密”被發現了,這最終引發了一場血腥屠殺——樂裡芙一家四口被蘇菲和她的夥伴槍殺。


這部電影最偉大的地方就是,看起來樂裡芙一家似乎什麼都沒做錯,他們夫妻恩愛,品味高雅,樂於助人,女兒善解人意,非常願意幫助蘇菲識字,小兒子則天真無邪。

但是,觀眾卻感受到了他們一家與蘇菲之間逐漸積聚的恐怖與仇恨的氣息。


在《寄生蟲》中,突然爆發的仇恨也具有同樣性質。 無論是《死亡祭奠》還是《寄生蟲》,其中的富人,已經不再像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中的地主、中國電影《白毛女》中的黃世仁那樣欺男霸女,無惡不作,甚至也不像曹禺名劇《日出》中的潘經理那樣刻薄寡恩,一毛不拔。他們彬彬有禮,行為無可挑剔——他們之給人帶來壓迫感,之遭人痛恨,已經不再是行為,而是存在本身。


有網友說:“這部電影的精妙就在於社長一家做的事情其實都非常合理,但是從窮人的眼光去看,就變味了。”

還有網友說:“樸社長一家真的真的善良單純,但是你就是忍不住恨他們,恨他們,恨他們。”


他們都看懂了《寄生蟲》。


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05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製造業的分散與轉移,十九、二十世紀一望而知的壓迫與剝削關係越來越逸出人們的視野,隱身到社會關係的深處,傳統的工人階級VS資產階級的對立,逐步演化成為窮人VS富人乃至草根VS精英的對立,並且以生活方式、教養、品味、甚至“氣味”的形式表現出來。


後工業時代,窮人和富人,不再同時出現在流水線、車間、工廠,各有各的生活空間,各有各的價值體系,“美德”只有在“自己的空間”、“自己的世界”裡才是“美德”。


這裡最令人恐懼的信號扭曲與畸變在於,當兩個“平行空間”涇渭分明並且咫尺天涯不可逾越的時候,在“地下世界”看來,“山頂世界”的全部“美德”,包括所謂的善良、優雅、寬容、同情心乃至多才多藝,客觀上都是對“地下世界”的一種壓迫,因為這一切都變成了一種logo,標示,甚至一面旗幟,上面寫著這樣幾個大字——“我們並非同類!我們不是來自同一個世界!”


妻子忠淑用一句話點破了問題的實質——“如果我有錢,我也可以變得很善良。”


“善良”變成有錢人的特權,“山頂世界”不僅壟斷了財富和機會,而且也壟斷了“美德”,只給“地下世界”的人留了一條出路:心理變態!


更冷酷的現實還在於,如果說“冷戰”或者“冷戰前”時代,這種壓迫還可以通過政治性的反抗、政治性的批判、政治性的張望未來得到消除,至少是緩解的話,那麼後冷戰時代,當“地下世界”失去了總體性理論的支持,失去了有效的政治語言,不能進行政治上反抗,甚至也不能進行“話語”上的反抗之後,在變態心理驅使下的犯罪幾乎成了唯一的反抗方式。


對醉漢在自己家的門口撒尿都保持隱忍的金基澤,最後居然把刀刺進了樸社長的胸膛——這當然是犯罪,犯罪的動因是心理變態,而導致他心理變態的恰恰是變態的社會,是極度壓迫性的等級結構。


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06


這就是《寄生蟲》為我們展示的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在這張地圖上,我們每個人都不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卻未必能夠找到出路。


評奧斯卡最佳故事片《寄生蟲》:當代社會的精神地圖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