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在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中橫掃了四座小金人，成為了韓國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導演奉俊昊也因此成為了韓國的“英雄”，甚至有韓國政客提議建立“奉俊昊”博物館作為對他的表彰。
《寄生蟲》在奧斯卡上的成功及導演奉俊昊的被重視，讓不少國內觀眾對華語電影界的氛圍進行了反思，認為華語電影之所以在近年來產生不了國際影響力深遠的電影，和嚴苛的電影審核機制息息相關。
許多導演在審核機制的束縛下，難以放開手腳對人文題材進行深入的探討和展示，所以導致了許多電影難以觸碰一些較尖銳的題材，在深度上會有所欠缺。
韓國對電影拍攝的寬容度很大，的確能讓韓國導演在取材上“如有神助”。諸如《熔爐》、《殺人回憶》，《燃燒》、《82年生的金智英》等電影，因為涉及了尖銳的社會問題，上映後引起了廣泛的熱議，讓電影的口碑發酵勢如破竹。
其中，《熔爐》和《殺人回憶》還因為社會反響太劇烈，反向影響了取材案件的判決，為韓國的司法體系發展添上了有意義的一筆。這樣看來，放開限制用電影去探討社會問題，似乎是十分有意義的舉動。
然而，我們不能只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在《82年生的金智英》引起的熱議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女權的討論逐漸升級為罵戰，讓韓國男女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緩和，反而越發嚴重。
就連扮演金智英的女演員鄭有美，都成為了罵戰的討伐對象，讓人哭笑不得。
所以，通過探討尖銳社會問題引起的熱議，是一把名副其實的“雙刃劍”。使用恰當能對社會發展產生正向推動，使用不當只會成為擾亂社會秩序的推手。
如何使用恰當，則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即使是《寄生蟲》這樣的奧斯卡獲獎影片，也難以完全被定義為是產生正向的推動作用。
就在第92屆奧斯卡頒獎禮結束8天后，根據韓國媒體的報導，多個航空公司以《寄生蟲》講述韓國貧富差距、不利於國家形象為由，拒絕在機內播放該影片。
因為韓國航空公司明文規定，有客機事故場面等給乘客帶來不安感的、貶低特定國家或民族的、可能引起社會爭議的電影被排除在播放名單外。
《寄生蟲》被航空公司禁播，明顯是屬於“可能引起社會爭議的電影”。可見即使是獲得了奧斯卡，也得到了韓國電影界的承認，《寄生蟲》依然難以被所有人接受和認同。
韓國作為世界上最少民族的國家之一，意識形態非常統一，尚且難以完全掌控因為社會問題的熱議而產生的負面影響。我國不僅人口基數大，而且民族眾多，思想上百家爭鳴的情況時有發生。一旦出現負面輿論的發酵，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因此，國內電影審核機制在目前的條件下，對電影取材進行一定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更何況，奧斯卡雖然是電影界公認的大獎，但判標準帶有濃重的西方意識形態，其結果並不一定符合國民的審美標準。與其為了遷就奧斯卡拍攝一些難以把控的題材，還不如多製作一些符合國民審美標準，讓大家喜聞樂見的華語影片。
《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等近段時間的現象級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是一木支危樓，大家對《寄生蟲》被韓國航空公司禁播有什麼看法？華語電影應該為了遷就奧斯卡而在審核機制上做出改變嗎？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評論。
閱讀更多 一木支危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