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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图片里的内容，相信最近经常上网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它们以各种形式传播甚广，聊天记录、公号文章、微信截图……并每天依旧伴随着不断更新的各种网络消息而来，每天早上醒来，都有无数新的信息等待我们接收，还要随时来几次“反转”“辟谣”和“反辟谣”“再辟谣”。
那么这些谣言究竟从何而来，又为如何造成这么广泛的传播……
在各类社交媒体泛滥的今天，大部分「谣言」实际上是多种信息交织的产物，当社交媒体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载体时，信息数量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信息质量的鱼龙混杂，与之而来的信息核查能力的缺失更加剧「谣言」的泛滥。
有学者指出，现如今，新媒介和社交媒体使受众进入一个充斥着碎片化、真假难辨、零散信息的空间。这些社交媒体追求更多的是阅读量。因此新媒体环境下，读者本身对内容的兴趣点和“共情力”成为平台供给者首要满足的因素。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就说过：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正是随着这种现象的不断增多，当代政治理论家、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教授约翰·基恩指出：全球社会已经陷入了后真相时代。
图片来自绘造社，描述了信息大爆炸背景下的当今城市状态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并非新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媒体和学界所采用。但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等大事件背景下，“后真相”一词在各路媒体频繁现身。据统计，这个词2016年在西方媒体上的使用率较之2015年增长了2000%。为此，《牛津词典》将之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表示，“后真相”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结束其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再往前推，谁也想不到，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竟然由一个数字所决定。这个数字就是：“英国每周向欧盟提供3.5亿英镑。”鼓吹脱欧的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甚至开着一辆印有这句话的“战斗巴士”环游英国。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数字纯属无中生有。一句谎言竟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原因就在于，它迎合了社会上的某种情绪。脱欧公投正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时代，
真相退居幕后，成了情绪化叙事的附庸。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影响着我们周围每一个人。如果对后真相有更清晰的认识，当谣言再起时，或许能降低我们上当的概率。
后真相时代
当真相被操纵、利用，我们该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
[英]赫克托·麦克唐纳 著
刘清山 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要剖析“后真相”，首先需要澄清何为真相。英国作家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其著作《后真相时代》中解释，真相并不是单一的事实，它是个多面体，并提出了一个概念：竞争性真相（Compenting truth），麦克唐纳解释：在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
麦克唐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细致地解析了众多描述方式，总结出信息传达者描述信息时的四类惯用手段，并告诉读者：
当真相被操作、利用，我们该如何让看、如何听、如何思考。
第一类手段是“片面截取”
2010年，富士康在中国共有18 名员工企图自杀，其中14人身亡。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甫一爆出，就迅速占据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一时间激起无数热议。
这一连串自杀事件确实令人悲痛，但这是否意味着富士康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血汗工厂？数据显示，富士康公司当时有员工近100 万人，年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一点五，而中国的平均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二。换句话说，富士康的自杀率还不到中国平均水平的7%。只片面地截取抓人眼球的材料，而忽略整体情况和背景事实，就是信息传播者处理真相的手法之一。
2018年，中国商界最为热议的事件就要属“刘强东明州案”了。在当事人双方长期的拉锯过程中，剧情出现了多次所谓的“反转”。公众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都选取了有利于己方的信息进行披露，以致出现了罗生门。
第二类手段是“主观宣传”
人是一种主观动物，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和激励。我们沉溺于那些引发快感、兴趣的事情，而排斥那些引起仇恨、恐惧或延误的东西。这些情绪对我们的激励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心理驱动力。
仇恨可以驱使我们排斥或辱骂他人，恐惧会使我们麻木瘫痪，激情会鼓励我们承担不同寻常的风险。别有用心的信息传达者会利用我们的情绪，肆意煽动舆论，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
特朗普在竞选中就利用了公众情绪。他曾经大放厥词，表示：“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和罪犯”“黑人太蠢了”。这些话显然毫无根据，但却迎合了社会上弥漫的排外情绪，引发了大量选民的共鸣，为特朗普赢得了大批支持者。
情绪煽动不仅出现在政治领域。2016年11月，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了微信朋友圈，作者用情感宣泄式的语言，把自己塑造成深爱患病女儿，但却缺乏医疗资金的父亲，在几天内就募集到200多万元善款。公众在得知实情后才发觉，自己被人狠狠地利用了一把，给一个比自己有钱得多的人捐了款。在转发量为王的新传媒时代，最好的营销就是情绪煽动。
第三类手段是“无中生有”
化妆品和卫生用品的营销人员很喜欢说，某某产品“得到了科学证明”。对于存在疑虑的消费者来说，科学证明这种说法特别具有吸引力。
不过，“科学证明”究竟代表什么？假设平均每年有10% 的人感染某种病毒。你向100 人提供一种实验药品，感染人数要降低到多少，你才能说这个药品有效？9人？7人？4人？因此，许多科学家不愿轻易说出“证明”这个词。
药物尚且如此，头发平滑程度的客观测量还要困难得多。证明某种化学配方会使头发更加丝滑，这并不是科学家愿意做的事情。然而，统计学的微妙性以及结果的测量难度被大多数营销人员和消费者忽略了。“科学证明”听上去就是那么有力、清晰和不可辩驳。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高档海盐的商家经常吹嘘，他们的产品中含有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这些海盐当然富含一种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氯化钠，但是其他矿物质的含量则很少能够达到营养级别。
有人可能会想：海盐至少是“天然的”吧……什么叫“天然”？氯化钠就是氯化钠，不管它是来自海水蒸馏、采矿，还是实验室合成。它们在物质上没有区别。那么，营销人员所说的“天然”是什么意思呢？它没有任何法律或科学意义。营销人员想让我们觉得“天然”产品直接来自大自然，没有经过工业操作，但这根本就不能成其为优点。
许多营销人员都惯用无中生有的概念来忽悠消费者，因为大多数消费者都不会花时间甄别语义含混的广告语，也没有精力探究产品背后的科学原理。迎合消费者的普遍心态生造概念，往往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四类手段是“巧用预测”
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一份极具影响力的脱欧海报这样写道：“土耳其即将加入欧盟。”根据欧盟的政策，任何成员国的公民，都有权在其他成员国生活和工作。在中东乱局和移民受到高度关注的时刻，脱欧派这种宣传足以使许多英国选民感到害怕。不过，他们的预测是否正确？
答案是否定的。和其他成员国一样，英国有权否决新成员的加入。如果英国不想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就永远无法加入。即使英国不使用否决权，塞浦路斯也会使用，除非土耳其长期占领北塞浦路斯的问题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脱欧派的预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误导。
另一方面，信息传达者也可以利用可信的预测传递积极的信号。2012年，受到债务危机的冲击，欧元区曾一度濒临崩溃。欧洲中央银行主席德拉吉做出承诺：“欧洲央行准备采取一切行动保护欧元。相信我，我们不会失败。”结果，德拉吉和欧洲央行的信用成功地平复了市场，拉低了主权债务收益率。四年后，《金融时报》指出，正是这个预测“将欧元区从崩溃的边缘解救了回来”。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预测不仅可以驱动我们的行为，引导我们做出重要决策，还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自我暗示和自我实现改变未来。预测是现实的强大影响因素。当预测不只有一个的时候，选择倾听、服从和分享其中的哪一个，最终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后 记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的爆发式发展，真相已不再如纸媒时代那样作为稀缺资源为人们所看重，对于真相的权威式的报道与解读已经面临消解。少有人关心事件的本来面目，大多数人只愿意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选择性地吸纳符合自己三观、让自己痛快的信息。在阅读量为王的后真相时代，事实似乎已经让位于情绪，报道似乎已经让位于宣传，得情绪者得天下。
需知，所有真相都是多面体，都是多个竞争性真相的合集。所谓操纵与煽动，其基础不过是截取和加工。在《后真相时代》这本书中，赫克托·麦克唐纳用生动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真相是通过何种技术性手段被肢解和扭曲的。他在大量实例的基础上总结出误导者的惯用伎俩，同时告诉我们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竞争性真相传达自己的观点。
身处后真相时代，作为信息消费者，我们都免不了会上当受骗。唯有洞悉真相操纵背后的思维模式，我们才能更有智慧地处理信息，免受煽动式宣传和病毒营销的蛊惑，甚至改善真相的讲述方式，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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