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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烏雲下的一線曙光”：疫情考驗下，中澳經濟刺激政策同行？
- “被摧毀後重建的，不一定就和原來的一樣”
- GDP沒有披露的部分
前言
“因為這個發現，很多人在發給我們的郵件裡都寫滿了惡毒的話。”
曾經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出版《自然災害經濟學》一書，而掀起滔天風波的Howard Kunreuther（昆洛瑟），在多年後的一場採訪中感慨萬千地說。
而這本書之所以能引起不共戴天的“民憤”，還得歸結於他與另一作者Douglas Dacy（達西）在書中通過引用1964年的「美國阿拉斯加大地震」，論證了大型自然災害對於災區的災後經濟發展存在刺激性作用：
雖然這場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災難是北美史上最嚴重的地震之一，造成了131人死亡、不少城鎮被摧毀的慘況，但研究發現，阿拉斯加地區的經濟卻在獲得來自政府與人們的慷慨支持與重建下，發展得比以往更為繁榮。
這也是對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量化分析的首批研究之一。
實際上，在以昆洛瑟和達西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看來，雖然這個觀點聽起來可能有點“政治不正確”，但也不乏擁躉者與歷史數據支撐：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天災人禍”也並非總是一無是處；
相反，它們更甚至有可能成為扭轉原本就已經陷入“死衚衕”的經濟發展局面的一劑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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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雲下的一線曙光”：疫情考驗下，中澳經濟刺激政策同行？
截至2月17日，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感染確診人數已突破7萬人，在海外的確診人數也逼近700人，其中僅日本就有400餘名患者。
被困日本“恐怖遊輪”鑽石公主號上的澳洲公民，將計劃被送往位於達爾文的新隔離中心 / 來源：Jae C. Hong
為了控制疫情的繼續蔓延，中國各地紛紛採取了比越來越嚴格的人員出入控制、有些地方甚至啟動戰時管制，並一再延長了開學開工的日期；而澳洲政府也在上週宣佈了針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再給予延長一週的決定。
當然，這些決策的背後也往往伴隨著經濟代價。（點擊閱讀更多：《“我們等不起了”：澳大利亞針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再不解除，這筆賬該怎麼算？》）
據德意志銀行預測，受當前疫情的影響，中國202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將比2019年同期低1.5個百分點，至4.6%；
而據牛津經濟研究院預計，中國經濟增長將受到更大的影響，並已將其對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2.5%下調至2.3%，這也會是
自2009年以來最疲弱的年度經濟增長；與此同時，澳大利亞第一季度的GDP預期將下降0.5個百分點，即意味著在該時期將出現零增長。
實際上，為了應對這場迫在眉睫的“經濟戰疫”，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這不僅包括向國內金融系統注入價值幾十億美元的資金，提高了降息預期，還承諾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和流程等等。
——當然，這些來自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對於利益攸關的澳洲經濟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著積極帶動作用。
與此同時，澳聯儲也同樣被認為在疫情影響下有可能會提供刺激政策：
根據瑞銀基於2002年非典爆發的模型表明，如果中國的疫情危機導致全球製造業下滑，那麼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依賴貿易的“小國”，無疑也將受到影響——這或許會促使澳聯儲徹底放棄對於澳洲經濟增長正處於“溫和轉折點”的預期，並開始採取大幅降息刺激經濟。
在疫情陰影仍然籠罩中澳兩國的背景下，這些經濟刺激措施無疑是“烏雲下的一線曙光”，也為我們帶來了擺脫疫情影響、重振原本就已顯出疲態的經濟增長的希望。
更何況，我們期盼已久的“疫情拐點”，或許真的已經到來了。
許多經濟學家預計的是，中國經濟將在第二季度出現反彈——假設疫情最嚴重時期已經過去。
畢竟根據早前鍾南山院士給出的說法是，雖然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一個嚴格的拐點預測，但通過一些數學模型分析與結合實際情況來看，應在當下的2月中旬達到發病最高峰。
Phillip Lowe / 來源：Mick Tsikas/AAP
在近日舉行的澳大利亞-加拿大聯合經濟領導論壇上，澳聯儲行長洛威（Phillip Lowe）也發言表示了對這一觀點的支持，“雖然仍然有很多人被感染，但感染的增長率正在下降，因此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我認為我們可以合理且樂觀地認為，病例數量已經穩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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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毀後重建的，不一定就和原來的一樣”
不過在此時此刻，比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更牽動澳洲人民心絃與經濟的，應該還是在澳大利亞肆虐多月的山火。在成千上萬澳大利亞人的家園被火災摧毀之後，澳洲政府也早已將災後重建緊鑼密鼓地提上了日程。
事實上，為支持災區的災後重建工作與刺激當地旅遊業，澳大利亞移民部已於2月17日出臺新的工作假日簽證政策，允許揹包客在覆蓋澳洲境內7個州及領地的45個受災地區可延長簽證最多至3年，並可以在同一僱主處工作1年，高於原來的6個月期限。
澳大利亞執行移民部長Alan Tudge表示，這些簽證持有者們將能夠幫助災區人民重建房屋，並“協助清理土地，修復水壩、公路和鐵路”。
Alan Tudge / 來源：Julian Smith
實際上，這條簽證新政也從側面佐證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即災後重建工作可以通過吸引更充沛的物資及勞動力資源進入該地區，而提供短期的推動力：
正如俗話說的“不破不立”——的確，山火摧毀了不少舊有的房屋與基礎設施，但這也意味著，全新也更有效率的基礎設施得以建設，並迫使該區域在未來長期一段時間內，向更與時俱進、生產力效率更高的經濟模式過渡。
“被摧毀後重建的，不一定就和原來的一樣” ，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斯基德莫爾（Mack Skidmore）說，“你可能會使用更新的技術，你可能會更有效率地做事。”
在這樣的模式下，災難為經濟提供清除過時的基礎設施服務，從而為更有效的替換品讓路——這在著名經濟學家斯庫彼特(Joseph Schumpeter)口中，又被稱為大自然母親獨有的“創造性破壞”貢獻：
而隨著GDP在災後迎來複蘇，實際上會變得比以往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災難發生的幾十年後，就能體現這種影響。
“那些殺不死你的，終將使你變得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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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沒有披露的部分
不過，這個令人鬥志昂揚的“創造性破壞”理論雖然看起來天衣無縫，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統計漏洞：
用GDP即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災難帶來的影響，本來就已經失了全面性。
維多利亞大學政策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迪克森（Janine Dixon）表示，GDP主要衡量的是從災難中恢復過程的積極因素，卻忽略了災難破壞所造成的一些負面影響。
比如在火災後新建一所房子對GDP有積極的影響，哪怕舊房子被燒燬了；
再比如採取軍隊疏散行動也能刺激GDP，儘管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行動威脅了一些人的生命或造成了嚴重的創傷；
與此同時，山火通過創造更多的醫療服務需求仍然刺激了GDP，即使受害者患有吸入煙霧、燒傷或創傷後應激障礙。
而與此同時，災難發生後的幾個月中最直接造成的損失可能包括：
- 滅火的直接成本；
- 臨時搬遷居民的成本；
- 醫療費用，如燒傷和呼吸系統疾病的治療；
- 與滅火、受傷、疾病、流離失所和生命損失相關的勞動輸出損失；
- 消費者信心的下降；
- 資產的毀壞，包括房屋、農場、企業和自然資源，以及相關的經濟活動中斷，包括旅遊業、農業和住房；
- 更換或重建這些資產的費用。
除此之外，災難也會為當地帶來更長期的損失：
- 健康問題，如創傷後應激障礙，對生活質量和勞動力供應造成負面影響；
- 對生態系統的長期損害，包括水的汙染，以及一些物種的滅絕或嚴重喪失；
- 名譽受損或導致受影響地區和更廣泛的澳大利亞旅遊活動的永久受損；
- 潛在持續不願意在澳大利亞投資的可能性；
- 由於保險費用的增加，在易發生山火地區可能增加的生活成本。
這些損失與成本，都是政府在考慮災後重建的GDP政績之外、應該尤其重視的內容；但如果只看GDP不看其他，那麼無疑就會落入“一葉障目”的境界。
打個比方，你明明有那麼多的生產力，如果沒有這場災難的發生，那麼你是不是或許本可以造出更多更新的房子、更好的橋、更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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