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幹部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2020（二）
本文作者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信息化把國家間的競爭引向了新的階段，要看誰能更好地認識和把握信息化大勢，誰能更好地適應和引領新生產力發展方向，誰能更好地推動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變革。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突出表現在大國關係的深刻變化，也表現在信息化領域的競爭更加激烈。
一、美國主導下的信息化悖論
信息化為國家治理提供了極為廣泛的管理和控制技術，它讓國家職能逐漸成為全球信息系統的組成部分。當信息成為人類權力的中樞，國家之間的競爭和衝突便從傳統的軍事力量博弈轉向了信息領域，信息技術因此變成一種具有顛覆性、毀滅性的戰略工具。美國是世界公認的信息化強國。但是，從近些年的表現看，它扮演的並不是一個積極的角色。一方面，它全力推動信息技術革命；另一方面，又極力扭曲信息化本質，讓信息化走向自己的反面。
（一）在信息化進程中一路領先並形成壟斷。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構成了信息技術的基本結構。在信息技術領域，美國長期一家獨大，形成技術壟斷。1946年，世界第一臺電子計算機誕生在美國。此後第二、三、四代計算機的研發與使用也都起源於美國，美國以先發優勢建立了在信息領域的絕對優勢，牢牢地掌握著互聯網世界的基礎設施管制權和規則制定權。目前全世界互聯網唯一一個主根服務器在美國，它控制著互聯網全網的解析和有序運行，全世界輔根服務器有12個，其中美國佔據9個。在軟件方面，美國是世界最大的軟件生產國，擁有軟件企業10萬多家，世界軟件企業前10位中有7家來自美國，包括蘋果、微軟、IBM、甲骨文等。美國的CPU產量佔全世界的92%，系統軟件產量佔86%，擁有的大型數據庫佔世界總量的70%，全世界訪問量最大的100個網站中有94個註冊在美國境內，全球80%以上的網絡信息和95%以上的服務信息都來自美國。美國在信息領域的創新能力及其所形成的技術儲備、產業優勢客觀上已形成壟斷地位，它確保短時期內潛在競爭者不能形成強有力的挑戰，因而可以獲得該行業超額利潤和國家治理領域信息技術話語權。
（二）信息化一定意義上成為掠奪他國的手段。馬克思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圈地運動、殖民戰爭，無休止地榨取剩餘價值，反映出資本主義的掠奪本性。二戰之後，美國主導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關稅和貿易總協定、WTO等一系列規則、慣例、平臺，依靠“全球化”實現了“美國化”的目標。然而，進入互聯網時代，信息化所帶來的共享、互惠願景與資本主義本質訴求發生了大沖撞。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為發展中國家劃出了重新出發的起跑線和超車彎道，但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把它們排擠在“邊緣”地帶，竭力維護長期以來的“垂直分工體系”。20多年來，中國互聯網飛速發展，目前在世界互聯網企業前10強中，我們佔了4席。我國在5G、量子信息技術、智能機器人等領域已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當看到中國因信息化而做大做強時，美國時刻準備摧毀威脅其網絡空間霸權的一切力量，確保自己在這一領域的絕對利益和獨尊地位。美國發動“五眼聯盟”等群狼對華為、中興、大疆等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圍追堵截，舉全國之力發動對廣東深圳南山區粵海街道之戰。所謂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所謂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原來由他們用來證明資本主義“合法性”“優越性”的經典理念統統被拋在腦後。因此，從本質上看，中美經貿戰不僅僅是貿易戰、技術戰，更是生存權、發展權之戰。
（三）互聯網很多時候成為顛覆他國政權的工具。美國不斷利用互聯網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監視、滲透、破壞。“稜鏡門”事件打開了美國監聽世界的“潘多拉盒子”，其高科技企業在技術設備上留出“後門”，明目張膽“偷窺”全人類。把社交媒體作為“顏色革命”的孵化器、助推器，在世界各地策劃“街頭運動”。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美國社交平臺在顏色革命中的貢獻率超過40%。在2009年伊朗大選引發的混亂中，美國國務院官員發電郵給Twitter，肯定其在動盪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建議”Twitter延遲原定的系統維護時間，以免影響街頭抗議者們相互聯絡，Twitter公司立即按要求作出相應調整。2017年底伊朗爆發反政府抗議，美國情報機構故技重施，在社交媒體上偽造木偶賬戶，散佈虛假信息。這次香港修例風波，亂港勢力正是利用社交媒體進行串聯組織，谷歌地圖更是為亂港勢力提供“精準的定位服務”，標榜“言論自由”的Twitter、Facebook“及時”關閉了一大批中國網民客觀發聲的賬號。FBI、美領館在香港開設了數十個新媒體賬號群組，24小時不間斷向香港民眾推送傳播虛假信息和反中反共思想。在美國的策劃、慫恿、扶持下，互聯網反宣信息此起彼伏、層出不窮，虛假新聞、政治謠言、粗俗內容四處充斥，製造意識形態混亂，意圖動搖社會主義的思想價值根基。據公開報道顯示，2018年，位於美國的1.4萬餘臺木馬或殭屍網絡控制服務器，控制了中國境內334萬餘臺主機；3325個IP地址向中國境內3607個網站植入木馬。
（四）信息化也必然成為資本主義自我批判和解構的重大變量。從本質上看，信息化與資產階級所謂的“民主政治”相沖突，互聯網、大數據所集納的需求與資產階級政客操縱的“民意”大相徑庭，信息化帶來的信息對稱、透明化也讓他們在黨爭、競選時的豪言壯語失去意義。信息化建立了“地球村”，全世界零距離，一些西方政客在互聯網上洋相百出，比如一些美國政客在社交媒體大放厥詞、出爾反爾、言而無信，讓全世界一起看清了其真面目。信息化極大增強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橫向聯繫，這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創造了最好條件。在人類共同價值觀逐漸生成、固化的時候，美國靠壟斷技術來製造信息、資本和福利鴻溝的做法註定不會支撐太久。
二、信息化時代制度競爭的新特徵
信息化時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競爭並沒有隨著互聯網“地球村”的建立而冰雪消融，相反，在美國霸權思維的刺激下，不同制度在信息化領域的競爭會更加尖銳激烈，總體來看，具有五個特點。
（一）利益衝突更加凸顯。英國前首相帕麥斯頓曾公開宣稱：“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無論是制度之間的競爭，還是中美之間的衝突，歸根結底是利益在發揮作用。在美國一些政客眼裡只有利益，只要對自己有利，其他都可以拋到一邊，毫無正義可言。面對中國的發展壯大，美國一些政客心理上出現嚴重失衡。這種心理失衡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1957年蘇聯的衛星上天，就曾讓其極度不安。今天中國5G技術領先，再次讓美國一些政客心理失衡。5G在下一代互聯網、通信產業等各方面應用前景廣闊，中國走在前列，他們就濫用“不安全”罪名對中國有關企業進行圍追堵截。
（二）價值觀對立更加鮮明。恩格斯指出，這些相互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信息化讓東西方之間在價值觀上的對立更加充分地展現出來。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強調要與世界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所捍衛的資本主義，造成一部分人在完成對另一部分人的壓迫和剝削的同時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資本主義本質上是有“資本”才有“主義”，當信息化賦予資本更強逐利能力的時候，資本、資本家甚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趨向活躍。
（三）圍繞核心技術的博弈更加激烈。信息時代是靠技術創新來推動發展的，核心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同時，高科技與意識形態日益交融，美國研究的應用軟件，很多帶有意識形態屬性。正因為科技如此重要，美國逆信息化時代科技創新全球化的時代潮流而動，與中國既打貿易戰，又打科技戰，圍繞“基礎技術、通用技術”“非對稱技術、‘殺手鐧’技術”“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等核心技術進行極限施壓，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阻止正常的科技交流，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遏制，上演了一場創新科技的交流與封鎖、人才的流動與禁錮、知識的共享與獨佔的博弈大戰，說到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中國排除在科技創新的前列之外。
（四）制度優勢、治理效能之爭更加尖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顯著優勢，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在信息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以更集中、更典型的方式暴露出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更加凸顯。“中國之治”同西方一些國家黨爭不斷、政局動盪的“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把我國的發展壯大視為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威脅，利用互聯網不斷惡意攻擊“中國製度”，抹黑“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大肆宣揚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制、司法獨立等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宣揚新自由主義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到處輸出他們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念，國家之間制度優勢、治理效能之爭更加激烈。
（五）意識形態鬥爭更頻繁、更加直接。信息化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焦點，同時又為它提供了日新月異的手段和條件。隨著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的加快，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愈益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挑戰與威脅其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的主要對手，利用互聯網加緊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顛覆、圍堵，散佈“中國滲透論”“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等論調，同時他們頻繁設置議題，切換熱點，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大做文章。香港修例風波發生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些政客，頻繁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煽風點火。美國更是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顯示出其險惡用心和霸權本質。
三、在信息化時代不斷夯實制度優勢
要在未來的信息化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必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壓艙石”“定盤星”，把習近平總書記的網絡強國戰略思想作為信息化競爭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堅定不移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堅決維護好網絡意識形態安全。
（一）適應和引領新生產力發展方向，帶動信息產業、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要下定決心、保持恆心、找準重心，加速推動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突破。”我們要扭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抓緊突破網絡發展的前沿技術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推進國產自主可控替代計劃，構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體系；要針對“缺芯少魂”的問題，集中力量在芯片、操作系統等關鍵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儘快把卡脖子的手甩掉；要加快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信息化發展提供技術平臺渠道保障；要落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防護責任，加強網絡安全信息統籌機制、手段、平臺建設，全面築牢“防火牆”，提升安全保障能力。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促進資源配置優化，更好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適應信息化時代要求，推動生產關係、上層建築變革，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信息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據，要發揮其在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們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來打造信息“國之重器”；另一方面，又要善用信息化之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賦能。優化各種行政體制，再造政府架構和決策流程，提升治理效能。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善用網絡改進領導方式、服務方式。推進政務公開、數字惠民，打破信息壁壘，提升服務效率，讓百姓少跑路，讓信息多跑路。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進行數據分析、趨勢預測，突破傳統的有限理性治理決策模式向科學決策、精準施策模式轉型，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堅持建設與鬥爭並重，建立攻守兼備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網絡意識形態鬥爭是道路和制度之爭，要從黨長期執政、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來管網治網。要提高網絡綜合治理能力，形成黨委領導、政府管理、企業履責、社會監督、網民自律等多主體參與，經濟、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的綜合治網格局。用好責任制是關鍵一招，技術治網是必由之路。我們要深入分析網絡意識形態鬥爭的特點和規律，既要防，又能攻；既有盾，又有矛。首先要把盾做結實，切實做到管得住，對網絡違法犯罪行為要作出有效應對。光有盾打不贏戰爭，還要有關鍵時刻能對敵人一劍封喉的網絡武器。要把主力軍放在主戰場，做優做強網上正面宣傳，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滋養人心、滋養社會；要不斷改進網絡輿論引導工作，既鍵對鍵，又面對面，最大範圍爭取人心，構建網上網下同心圓。網絡無國界，但網絡有主權。我們要有面向境外、國際的新媒體傳播，構築能影響國際輿論的社交平臺，全方位掌握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維護網絡主權，在信息化時代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積極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在信息化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好、運用好、治理好互聯網，讓信息化更好造福人類，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各國應順應時代潮流，勇擔發展責任，共迎風險挑戰，共同推進網絡空間全球治理，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發揮政府、國際組織、互聯網企業、技術社群、民間機構、公民個人等各種主體作用。既要推動聯合國框架內的網絡治理，也要更好發揮各類非國家行為主體的積極作用。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等為契機，加強同沿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設21世紀數字絲綢之路。要攜手世界各國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國際規則體系，在5G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數字產品貿易和數據跨境流動等規則和行為規範的制定中掌握主動，形成以規則為基礎的網絡空間秩序，共同打造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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