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威廉·惠勒執導的電影《<strong>小狐狸

《小狐狸》的劇名源自《所羅門之歌》中的典故，小狐狸為了吃葡萄而破壞了蔓藤。因此，“小狐狸”本身即是帶有深刻隱喻意義的，<strong>那種狡猾、貪婪與自私，更被編劇用來映射美國南方文明轉型期那些新興的資本家。影片在反應特定時期的現實面貌之餘，將矛盾的根源歸結為人類自身的弱點，是故電影是一部探索人性的寓言。

麗蓮·海爾曼：文明轉型期的人性寓言

麗蓮·海爾曼作為美國著名的電影劇作家，不僅帶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色彩，更是用一種熱情與反叛為當時保守沉悶的文藝創造風氣來帶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如果說《守衛萊茵河》通過反法西斯價值觀的宣揚，寄託了她的人道主義精神與極度理想化的人文關懷，那麼《小狐狸》則是一部帶有一定自傳性質的作品，以海爾曼童年時代的外祖父一家為模板，揭露了其精緻、華麗外表下的偽善、貪婪、自私與冷漠。

《小狐狸》將視角聚焦在<strong>文明轉型期——1900年世紀交替的美國南方夫人家庭。南北戰爭之後，北方的工業文明逐漸取代了南方的莊園貴族文明，昔日的南方貴族無法通過對土地和勞力的佔有保持住顯赫的地位。而應運而生的商販通過對工業時代的勞資關係的把控，逐漸成了一種新貴——新興的資本家，《小狐狸》中，女主角瑞吉娜與兩位弟弟本、奧斯卡為代表的哈伯德家族正是這種力量的代表。

《小狐狸》正是把握住了<strong>這一文明轉型期的經濟結構改變，將敘事重點放在這一南方商販家庭在與北方（芝加哥）資本實業家馬歇爾共議建造大型棉花廠中的利益博弈揭露了資本積聚、金錢崇拜的實質，即是<strong>對物質、金錢的極度貪婪異化了人性的良善、使得家庭兄弟親人之間的溫情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利益之上後的冷漠與虛偽。

因此，《小狐狸》在還原20世紀初美國南方文明轉型期的真實生活狀態的同時，<strong>將其最關注的女性價值訴求、底層生活境遇、勞工的生活狀態，完美地融入這一寓言色彩濃郁的故事當中。

貝蒂·戴維斯：表演詮釋人性的詭譎曖昧

影片在角色塑造上的成功之處在於選角的精準，恰如其分地將經典好萊塢時代的“大明星制”與影片的敘事策略相結合，即是說將瑞吉娜·吉登斯一角的角色意義巧妙地與貝蒂·戴維斯的形象特質相融合。貝蒂·戴維斯作為40年代好萊塢首屈一指的大明星與演技派代表，儘管她的作品不似奧黛麗·赫本的《羅馬假日》、費雯·麗的《亂世佳人》那般在世界範圍內有著堪稱“現象級”的影響力，但她之於好萊塢電影產業的意義在於：她用職業素養、表演藝術上的成就為同期及後世的演員樹立了標杆意義。

貝蒂·戴維斯深受觀眾與電影人愛戴的原因在於，與同一時期女明星普遍的矯飾浮華或模式化的優雅甜美不同，她總是用精準、深刻的表演去揭露人性深處最真實的底色。她所塑造的一連串令人拍案叫絕的角色裡，沒有絕對化的善與惡、非黑即白的好與壞，<strong>無論是驕縱、虛榮、自私、貪婪、勢利，還是脆弱、敏感、自卑、畏縮，抑或是落寞中的堅毅、逆境中的不屈不撓，不同層次的情緒、不同維度的性格，<strong>人性的詭譎莫測、善惡交織，在她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的一招一式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呈現。

也正因為貝蒂·戴維斯的坐鎮，<strong>看似是貪婪、刻薄的瑞吉娜·吉登斯在冷漠與偽善之餘被展現出了更多的厚度，貝蒂·戴維斯用細節去使得人物更加立體與完整生動。當她審視鏡中的自己，縱然強勢凌厲、精於設計、深諳上流社會的生存法則，卻終究難以避免歲月流逝、韶華不再的傷痛；當她渴望丈夫病發死亡而對犯病的丈夫置之不理之時，她的表情中還是露出了驚恐，不僅是對丈夫的死亡更是對自己冷漠麻木的畏懼；當結尾時看到自己一手包辦未來的女兒憤怒地離開了家庭，她露出了迷惘與落寞。

三女性對比中的性別權力抗爭與現代女性品格

貝蒂·戴維斯對於角色闡釋的另一層意義在於展現出了現代文明對於女性地位的改變與價值觀的重塑。曾獲得奧斯卡11次提名的貝蒂·戴維斯，自身即是現代女性形象的代表，她所主演的影片中，女性角色佔據主導、性格獨立自主精悍強勢，這種形象中的“獨立自信”正是符合影片中的女性尋找自我與精神自由的價值取向。

影片<strong>通過三個女性互為鏡像對照又各自不同的命運與人生走向，昭示著現代文明對女性自我發展的一種釋放。

波蒂舅媽是傳統女性的典型，踐行著傳統南方種植園貴族的男權禮教，對於丈夫的欺壓蠻橫，她敢怒而不敢言，時常用一種瘋癲的狀態作為現實的麻醉劑、以此逃避父權夫權的壓迫，她是父權的犧牲品與殉道者；女主人公瑞吉娜縱使貪婪與冷漠，她的行為邏輯中仍舊體現著對這種不公平、不對等的男性主導秩序與話語權力的反抗，她從小得不到父母的正視、父親的遺產也被分給兩個弟弟，她將丈夫、弟弟玩弄於股掌之間，她的得意與張揚無不是這種反叛與抗爭的體現。

但女主角瑞吉娜的反抗仍舊是不徹底的，她所做的只是用父權規範的法則去互相牽制、互相角力以取得自身的利益，仍舊無法擺脫對男權的依附性。因此，女兒亞歷珊德拉在現代思想的啟蒙下，大膽地通過反抗母親的陰謀詭計，質疑貴族的貪婪冷漠來實現精神上的真正自由獨立。

是故，前半部分的亞歷珊德拉展現出的就是典型傳統南方上流社會小姐的模樣，驕縱、溫順、甜美，卻在禮儀規範中喪失了自我。而她的成長正是建立在<strong>看透了這種偽善與病態，敢於同守舊、迂腐、嗜利、冷漠的家庭決裂，才使得她具備了現代女性的品格和氣魄、膽識與力量。

威廉·惠勒：空間調度與景深構圖

威廉·惠勒是好萊塢大片廠時期最負盛名的導演之一，曾12次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並3次斬獲最佳導演獎。縱觀他的經典作品，從戰爭片《忠勇之家》、“黑色電影”《大偵探故事》、愛情片《羅馬假日》再到史詩鉅製《賓虛》，各種經典類型片經由他執導之後便會取得商業上與藝術上的雙重成功。而威廉·惠勒之所以可以在不同題材、風格各異的影片間自由遊走，自然離不開對觀眾心理與電影語言的熟稔與精準把握。

無論是晦澀的題材還是繁雜的故事，威廉·惠勒總能通過通俗化又富有藝術表現力的純熟鏡頭語言去呈現。簡而言之，將一切複雜的命題化作空間場景內的人物關係，<strong>通過構圖隱喻、人物互動、道具闡釋增加畫面本身的表現力，具體體現在，用空間調度與景深構圖強化了故事的寓言性。

例如，在奧斯卡舅舅父子同處一室洗漱的一場戲中，惠勒<strong>通過“鏡——門——窗”三個矩形構圖去闡釋父子間的關係。鏡像反射的寓意是不言而喻的，奧斯卡舅舅父子無異於一種男權、父權的傳遞與沿承，兒子的貪婪、狡詐、不擇手段何嘗不是父親的一種翻版；如果說這種暗示還不夠強烈，導演通過父子同時出現在相似的門、相同的窗之中，強調這種父與子之間的“復刻性”，即是說因為人性的貪婪與勢利，這種金錢的爪牙仍舊會以一種上流社會的親緣紐帶恣意蔓生。無疑是空間調度的一個經典範例。

而在女主人公所居住的別墅內，則更<strong>強化了深焦鏡頭、景深構圖的使用。女主人公瑞吉娜無論是在家庭內部的夫妻、母女關係還是在與家族兄弟、外來商人資本家的角力與爭奪中，總是牢牢佔據最有利的位置（沙發的中心、餐桌的主位、樓梯的上方），這種視覺構圖上的中心位置正是對女主角深諳博弈法則、運籌帷幄的主宰地位的一種象徵。而當女兒破門而出，與家庭徹底決裂，這種成長才是突破性的，她走出了這棟別墅代表的陳規陋習與家庭的利益鏈。

《小狐狸》作為威廉·惠勒與貝蒂·戴維斯繼《紅衫淚痕》、《香箋淚》之後的代表作，比之前作有更強的社會批判性與反思性，因此在對時代特質的還原、女性成長的思索、表演與導演藝術的探索上對後世有著更強的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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